1870年夏天，“天津教案”爆發。直隸總督曾國藩奉命到天津處理。

雖然“天津教案”的傷亡人數並不多，但曾國藩心裡很清楚，只要牽涉到外國人，多簡單的事情就會變得複雜起來。連朝廷都深感頭疼。囙此，曾國藩在忐忑不安之中，給長子曾紀澤寫了一封遺書：

“餘即日前赴天津，查辦毆斃洋人，焚毀教堂一案。外人性情兇悍，津民習氣浮囂，俱複難和解，將來構怨興兵，恐致激成大變。餘此行反覆籌思，殊無善策。餘自咸豐三年募勇以來，即自誓效命疆場，今老年病軀，危難之際，斷不肯吝於一死，以自負其初心，恐邂逅及難，而爾等諸事無所禀承，茲示一二，以備不虞。”

曾國藩到了天津後，發佈了《諭天津士民》，對案件進行了調查。調查的結果顯示，憤怒的群眾一共殺死了21名外國人，包括法國駐天津領事豐大業及其秘書西門、10名修女、2名神父、2名法國領事館人員、2名法國僑民、3名俄國僑民。曾國藩抓捕了一批嫌犯。

怎麼處理呢？按照曾國藩最初的想法，既然有21名外國人被殺，那麼按照“一命抵一命”的樸素法則，處決21名中國嫌犯就可以向法國方面進行交代了。

然而，曾國藩的想法被恭親王奕欣否决了。恭親王奕欣致信曾國藩，稱：“抵命之數宜略增於傷斃之數，否則我欲一命抵一命，恐彼轉欲一官抵一官，將來更費周折。”意思是，中國嫌犯抵命的人數，要略高於外國人傷亡的人數，否則，我這方雖然主張一命抵一命，假如外國人偷換概念，說成是一官抵一官，將會更加麻煩。

當時，江蘇巡撫丁日昌奉命北上，協助曾國藩處理“天津教案”。曾國藩與丁日昌連夜交流，也認為，如果緝拿的嫌犯太少，會使得恭親王每天憑空與洋人爭論，還會擔心激怒洋人，讓事態變得更加惡劣。

隨後，曾國藩下令鎮、道、協、府、縣文武各員迅速行動，限定在4日之內抓够20人。如果逾期沒有抓够人數，立即給予嚴厲懲處。在曾國藩的嚴厲要求下，一批嫌犯被抓獲，加上以前已經抓獲的嫌犯，共計37人。

曾國藩隨即致信恭親王，彙報“戰果”：“現擬抵命之說通拿五十餘人，仍以二十左右為率。其餘各犯擬分別輕重，科以軍徒等罪，其餘則隨時釋放。庶人數較多，可以服洋人之心，而罪有等差，亦不致稍涉枉濫。”曾國藩認為，現在打算抓捕50餘人，處死20人，其餘分別判罪。鑒於抓獲的人數較多，想來可以向洋人作交代了。

此外，曾國藩還按照法國人的要求，將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革職充軍發配到黑龍江，賠償外國人的損失46萬兩銀子。46萬兩銀子，應該可以補齊了不同人種之間的“差價”吧？

這個處理結果，洋人是滿意的，卻激起了群眾的強烈不滿。朝廷人士也頻繁非議。左宗棠就旗幟鮮明地表示反對：“津民哄然而起，事出有因，義忿所形，非亂民可比，民心可用，正宜養其鋒銳，修我戈矛，隱示以凜然不可犯之形，徐去其逼。千萬不可倉倉猝猝就拿中國之人去給洋人抵命，以免失了人心。“

就連參與斡旋的總稅務司赫德也對曾國藩曲意迎合洋人表示不理解——因為洋人被殺了，就要殺掉更多的嫌犯，這種“一命抵一命”的管道未免太簡單粗暴了。赫德以前對曾國藩評估很高，現在，他認為自己“似乎是在一個祠堂裏和另一個族長對話”。

赫德覺得，曾國藩就像一個還沒開化的“族長”。

由於飽受抨擊和指責，曾國藩不得不自請處分。朝廷隨即安排李鴻章接替他的直隸總督職務，繼續處理“天津教案”；曾國藩本人則被調任兩江總督。

【參考資料：《曾國藩家書》《清季天津教案研究》《曾國藩與天津教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