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一個深圳人，我一度不知該如何向外描述、向內挖掘。這座因地緣和政策拔地而起的都市，每天都在更新與反覆運算，而它似乎也驕傲於向世人展示其速度、活力與機會。

然而當一座城市還來不及、或疏於沉澱文化與歷史，其所呈現的面貌就不免空洞與浮躁，並被外界輕易地標籤與定義。於是先有“文化沙漠”，後有“搞錢之都”，深圳就這麼尷尬地被書寫；更為尷尬的是，這兩個標籤如此“深圳”，看上去沒有反駁的餘地。

本文試圖梳理標籤背後的都市發展邏輯——深圳速度。速度伴隨著深圳的崛起，但也同時遮蔽、排除並拋下了許多淩亂的雜質、無用的生機，並讓都市越來越像一個熱火朝天的空殼。

出於身份的焦慮，也帶著好奇亦或是困惑，我試圖在這座瘋狂迷戀效率的都市裏，尋找更多元的聲音和實踐：文化沙漠為什麼沒「文化」？來了搞錢之都就能搞到錢嗎？在速度與效率至上的陰影之下，這個城市是否還有別的可能性正在發生？

我找到了一些在深圳生活、但不再跟“深圳速度”同步的朋友，他們中既有大廠員工，也有青年空間的主理人和媒體從業者，還有人帶著兩種身份的重疊。在聊天中，都市光鮮表皮下那些不被看到的角落正緩緩浮現，而我與這座城市（也是故土）的關係，也得以被重新界定。

走得太快的人

有時會走到自己前面去

他的臉龐會模糊

速度給它摻進了

幻覺和未來的顏色

——李元勝，《走得太快的人》

01

空洞的文化沙漠

我的大學同學永佳，來深圳不到半年便產生了離開的念頭。

2016年大學畢業，他進入了互聯網行業，先後輾轉於廣州、北京和上海，接著是深圳，一線都市呆了個遍。他在深圳拿到了最高的薪水，但也最快對這座城市感到厭倦。

我是一個蠻喜歡探索都市的人，經常去逛一些古建築，奇奇怪怪的空間，還有一些沙龍和展覽。來深圳之前有一定預期，肯定不能跟北京和上海比，但沒想到如此無聊。現在週末我只能去周邊逛逛，比如廣州和順德。

永佳所說的無聊，我深有體會。這種感受在過去幾年間成倍增長，並促使我在半年前動身北上，離開這座生活了二十多年的都市。

相比於騰飛的經濟，深圳的文化生活只能客氣地用“略顯貧瘠”來形容。都市由東西方向向兩邊延伸，車程30分鐘，就能從市區來到海邊，但海邊的風景經不住高頻率的拜訪。如果你想要探尋一些人文古迹，只有大鵬和南頭的兩座古城候在那裡，並且已經被超載的商業氣息與宣傳力度打磨得光滑平整了，標示牌的每一段文字都在用力訴說它的歷史，但一磚一瓦分明像昨夜添加的一樣。

永佳說他也有留意深圳的一些藝術館、博物館和劇院。作為“設計之都”，深圳的很多文化空間都是由世界頂級建築師所設計，比如2017年落成的海上世界文化藝術中心，就出自日本建築大師槙文彥之手，並且掛上了英國國立維多利亞和艾爾伯特博物館（V&A）海外分館的名號。盛名之下，展覽的內容和展品的陳列卻讓他大失所望：

就是一些網紅展嘛，純粹打卡和消費的地方，你去逛了後沒有任何可以帶走的感受，也沒有停留的欲望。感覺深圳在努力打造一些文化場所，但都特別空洞，沒啥內容。

空洞、貧瘠、人造感强，是永佳對深圳的感受。與此同時，一座又一座的藝術館不斷被建立，現代、漂亮而整潔。

02

“大芬村後遺症”

「打邊爐」是一家紮根於深圳的藝術機构，主編鐘剛將深圳這種獨有的文化景觀形容為“展示”與“空降”。這是一座從建立之初就自帶特殊使命的都市——經濟特區這個詞本身就有很强的示範性，這種示範既對內地，也面向海外，囙此它並不過多考慮生活在這裡的人和他們細微的日常，而是先讓建築和空間快速地矗立起來。過去也常常有很多藝術家和展覽空降深圳，試圖以相對低的時間成本推動都市的藝術發展，但他們和深圳本身聯系是薄弱的，時間一長，本土藝術家的面貌變得不可識別，人們也看不到地方性的文化符號。

深圳曾試圖將大芬村打造為一張文化名片。從90年代初開始，這個位於龍崗區的城中村逐漸聚集了大量的畫匠，他們大都來自農村，沒有接受過正規的藝術教育，但卻以驚人的速度畫出了一張又一張的《蒙拉麗莎》與《向日葵》，其批量生產的畫作以低價遠銷歐美，經過多次轉手，最終被掛在了阿姆斯特丹的某個咖啡廳的牆面上。

《中國梵高》

大芬村猶如繪畫市場裏的華強北，儘管批量複製的藝術品招來了“贗品村”和“血汗工廠”的爭議，但其發展速度與體量卻讓人無法忽視，在這裡安身立命的無名畫家們，也高度符合“來了就是深圳人”的奮鬥精神。市政府為大芬村的畫家們入戶深圳開通了綠色通道，大芬村的基礎設施也得到了陞級和改造，並成為深圳文博會的唯一指定分會場。

然而，經過多年的發展，大芬村始終沒能擺脫“流水線工業複製品基地”的標籤，資金的湧入與政策的傾斜似乎並沒有在這裡托起更具原創性和生命力的作者與作品。

長居深圳的藝術家沈丕基將此形容為“大芬村後遺症”，並寫了同名文章發表於《打邊爐》，引起了不少討論。他認為深圳人的藝術消費習慣，一直在受到大芬村的影響：“快速的節奏只能使人像機器一樣沒有太多變化的活著，使人每天都過著被複製的模式化生活，浮躁的情緒只能找一些簡單的娛樂來刺激。”

鐘剛對“大芬村後遺症”的解釋更為直白，他認為這座城市對效率的瘋狂迷戀，就像“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這句於1979年掛在深圳蛇口工業區的宣傳語，又比如錦繡中華、世界之窗這樣經過複製後高度濃縮的景觀。當經濟發展中效率崇拜的邏輯被應用於文化生產，其結果就會變得徒有其錶，經不起推敲。

03

速度及其所落下的

速度就像深圳的同義詞，為此還誕生了一個組合：深圳速度。其最初是指改開初期，深圳國際商業大廈的建樓速度：平均不到5天蓋一層樓，最終提前94天竣工。後來用以形容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發展與變化。

然而速度太快，也會讓人吃不消。如果說無處可去的週末讓永佳感到無聊，那麼不息燈火的辦公大樓和效率至上的氛圍，則讓他感到不安與窒息。

前段時間，深圳捷運的標語登上了熱搜：不內卷，不摸魚，不躺平，不劃水，不甩鍋。它似乎督促著每一個經過的人，都要保持高效且長久的幹勁，就像第一批、第二批的來深建設者那樣。但這樣的話語已經無法給永佳這樣的年輕人注入雞血了，內卷、躺平、摸魚都是這個時代的新詞，你無法在前面加一個“不”字，就用過去的態度解决了新的問題。

他還發現，深圳幾乎沒有非機動車道，行人、汽車和電單車都在機動車道上合流，十分危險。加上嚴苛的電動車管理條例，都市裏大量的路段禁行、限行，這讓他感覺，似乎在都市的規劃中，速度慢的、效率低的就沒那麼重要，優先被考慮的是整體的交通流量。

在北京的時候，永佳還能去胡同裏逛一逛，看看大爺欧巴桑；在某個下班的晚上，坐進萬聖書園裏聽周濂的講座。而深圳幾乎沒有喘息的餘地，儘管在城中村內，他能吃到便宜的美食，住著相比於北京和上海要寬敞得多的公寓，房租甚至還便宜將近三分之一，但速度湮沒了他的生活，速度也無法同向可見的未來。

我覺得“來了就是深圳人”這句話有很强的迷惑性，對於你父母那一代來說，它可能是真實的。現在深圳更像是擁抱年輕人、榨幹年輕人最後再趕走年輕人。城中村可以把物價壓得很低，但那也是為了讓你更有動力去工作、搞錢。嚴重點說，這就是一種“搞錢沙文主義”，你不要搞別的，但有各種便利的條件讓你用多樣的管道去搞錢。當一座城市被稱為“搞錢之都”，我不太確定它所宣稱的那種“多元與包容”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兌現。

04

當這裡成為“搞錢之都”

來了就是深圳人，至少當年跟隨父母來深的我，對此深信不疑。而在往後，一家人也切實受惠於它的饋贈，包括基於時代紅利的多元與包容。

但從某個時刻起，我察覺到“多元與包容”正變得越來越有選擇性。首先是空間的篩選，曾經居住過的城中村被逐一拆除，從蔡屋圍到白石洲。我對白石洲僅存的記憶來源於樓下鄰居的一次衝突，穿著白襯衫的男子揮著菜刀大吼大叫地沖了出去，當時我家在二樓，阿罵立刻把在陽臺看戲的我抱回屋內。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城中村給我的印象是危險和淩亂，但當時我並不知道自己也是“淩亂”的一部分。這裡有它自身的運行邏輯，低廉的價格並不足以概括那種多元的肌理。國中的時候，我早已搬進了位於上梅林的商品房，但仍然會去附近城中村裏的小店玩PS2，直到高中住進了寄宿制學校。

美國人類學家馬立安從1995年起便住在深圳，目睹了許多城中村的變遷與起伏。她將深圳的發展路徑形容為“都市包圍農村”，城中村曾為這座城市的發展提供了最為重要的源動力，而在土地日益精貴後，又成為了亟待被克服的問題。

馬立安一直浸泡在城中村，她和朋友於2013年在白石洲創立了一個藝術空間「握手302」，顧名思義，握手樓裏的302號房。在這個十幾平米的狹小空間裏，她們會發動社區裏的居民一起來做工作坊、公共藝術教育，以及邀請外來者來體驗城中村內的生活。她們也發起了像“單身飯”這樣的活動，邀請參與者準備4-6人的一頓飯，提供油、燃氣、水和電。每人用5塊錢在白石洲購買食材，並在吃飯的時候討論在深圳“安家”的挑戰。

城中村的意義在於分享。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的採訪時，馬立安說：“白石洲包含很多的夢想、可能性，它的位置好，開業、就學的機會都很豐富，這些資源都可以分享給落脚在這個空間的人。”與之相反，租金昂貴的shopping mall的功能則是“租用”，高大上也意味著區隔與排他。而這成了白石洲未來的去向。

隨著白石洲舊改方案的落地，「握手302」於2019年搬離白石洲。這個曾容納著14萬人日常生活的城中村，將要被改造成高端社區，和環繞其四周的華僑城、益田假日廣場、歡樂海岸相得益彰，並為5萬人口提供周邊配套。在高端與低廉，租用與分享之間，都市做出了它的選擇。

白石洲一角

空間的篩選配合著人口的治理。作為一座移民都市，深圳一直以能吸納各式各樣的打工者為名，但隨著外來人口的飆升（但深圳不正是靠外來人口興起的嗎？），其人才引進策略也越來越趨向“高端化”、“年輕化”，落戶的門檻被大大提高。根據2021年最新的《深圳市戶籍遷入若幹規定（征求意見稿）》，深圳擬取消全日制大專學歷核准制入戶；本科學歷入戶的年齡限制，也從45周歲降低到了35周歲。

深圳似乎想將速度維持。但沒有人敢保證自己永遠年輕，身體永遠流淌著雞血，無論深漂還是深二代。經過多輪房價上漲，年輕一代已不太可能像父母輩那樣通過“深圳速度”擁有自己的房子了。

於是“搞錢之都”和“深圳女孩”在今年登上了熱搜。“搞錢”並不等於“掙錢”，它既無法形容一個富士康工人的工作狀態，也不像當年的來深建設者那樣大都從一無所有開始打拼。“搞錢”建立在一定的物質基礎上，如下圖詞條解釋中的買房、炒股、基金和副業。“搞錢”是一種中產焦慮的全新版本：已有的富足生活並不像看上去的那樣穩固，錢越多越安全，這在哪裡都一樣。

但“搞錢”又極富深圳特色，因為它成了目的而非手段，從本地人到外來者，都在熱火朝天地談論“搞錢”，並只談論“搞錢”。其背後意味著一種價值觀的篩選：如果你來深圳不是為了搞錢，那你又為何來此？

作為一個深圳人，這個詞前所未有地喚起了我的“身份焦慮”，儘管當說起“深圳人”這三個字的時候，我一向有些失語。但“搞錢”二字讓這種失語的狀態也不復存在。當我望向那些拔地而起的高樓大廈，起重機轟鳴作響，在混凝土的味道裏，我感覺深圳開始變得模糊，直至消失不見。

05

邊緣的可能性與在地造鄉

有人來深圳不是為了搞錢嗎？答案是肯定的。他們在搞什麼？又為何選擇深圳？這是我所好奇的。

在創立《打邊爐》以前，鐘剛一直在廣州從事媒體工作，廣州是紙媒時代的行業重鎮，但隨著傳統媒體的轉型與表達空間的壓縮，鐘剛感到在廣州能做的事情越來越少，於是他把目光投向了毗鄰的深圳——這座在他眼裡“文化媒體保守且不專業”的都市。

然而，遠離文化中心（某種意義上也是權力中心），深圳的“邊緣”卻賦予了他更多的自由度與可能性，鐘剛也囙此為《打邊爐》確立了“立足地方”的工作方法：

我們不想去做一些沒有邊界的工作，來構建想像中的影響力。這和傳統媒體的做法有些逆反，以前在報社都是滿世界地跟隨熱點，通過很多的電話採訪去建立一種鬆散的聯系。所以《打邊爐》預先劃定了一個範圍：珠三角。也是一種“附近”的思維。珠三角和海外的聯系非常密切，又有內部的複雜性與國際化，很多藝術家都想要去尋找和此地的關係，我們也很好奇會產生怎麼樣的文化自覺。

特意避開北京去做藝術媒體，這很不符合常規，但在我看來這反而能和“地方”產生更為緊密的聯系。有時候我覺得只能在深圳沉下心來做這樣的事情，並且沒有太多人關心你所做的事情，反而有一種自在的狀態。如果是在北京或者上海，你可能稍微做出了點成績，但很快就被各種邀請、活動、圈子給消耗掉了。

2017年，當鐘剛剛著手《打邊爐》的工作時，他聽到更多的是懷疑的聲音：“深圳真的有藝術嗎？”而現在，關於當代藝術在深圳的討論越來越多，“深圳好像大灣區的引擎，各個方面都很繁榮”。但這種對深圳的“狂熱”，在鐘剛看來仍然來自“北方視角”，仿佛要為當代藝術在各地的層級排序，他也很警惕來自“北方”的關注，他希望在深圳尋找某種獨特性，而不是第一、第二或第三。

當越來越多急功近利的畫廊湧入這座城市，“本土”就會在資本的裹挾下被代表、被解釋、被拍賣。就像拆除一大片城中村後蓋上商場和辦公大樓。深圳的“地方性”似乎總是先依附於某個流動而富有生機的空間，然後在一片塵土後被鍍上一層金，再轉譯為你所看到的“那個深圳”。

然而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關於白石洲，還有另一套盤亙在深圳人頭腦裏的說法。此即把白石洲跟一牆/一街/一路之隔的華僑城片區置於對比，大有“一邊天堂，一邊地獄”式的感歎。這套說法也被另一種方向的深圳勵志敘事延伸開去，他們會對你諄諄教誨：在這個城市往上走是通往華僑城式的花園社區生活，而沉淪下去則只能停滯在白石洲的粗糙裏——即便城中村的回憶也可以很溫情，但那畢竟是某種專屬於“發跡”之後的憶苦思甜。在個人奮鬥價值秩序上，城中村的生活始終是次一級的、也是迫不得已的選擇。

——袁艾家，《“值錢”的白石洲，城中村的發展主義》

這段話精准地擊中了我，它出自一本已經停刊的雜誌《野人》。如果城中村的存在只是為了憶苦思甜，那麼由購入商品房這一行為所塑造的“深圳人”身份也將變得同樣脆弱。

我迫不及待地和曾經《野人》雜誌的一比特編輯來福取得了聯系。來福曾就讀於深圳大學，畢業後依然留在深圳，現時是一名記者。他告訴我，《野人》的編輯部大都來自深大的雜誌社，他們在讀書期間不時聚集在位於桂廟城中村裏的「荒野書店」。桂廟也是深圳大學的臨時宿舍區，由於擴招，深圳大學原本的宿舍樓無法容納更多的學生，於是學校便向旁邊的桂廟新村租用了34棟居民樓。

編輯部的另一比特成員穆木在《桂廟往事》中寫道：

書店老闆也沒有把“賺錢”放在第一位，慵懶隨性地經營著。荒野書店是桂廟的一股清流，吸引了不少艺文青年，也曾經作為深大周邊的艺文地標存在著。深大這所年輕的大學，周邊一直都沒有一家像樣的書店，直到荒野書店開起來。在荒野書店我完成了本科和碩士論文，常常在書店裏一寫就是一個通宵。去的多了，老闆已經放心地把書店鑰匙交給我。寒冬北風凜冽，推開荒野的門，來一杯熱乎乎的奶茶；或者是盛夏夜晚，讓老闆調一杯自由古巴。直到它關門四五年了，還有很多顧客和我一樣對它念念不忘。

2015年，荒野書店關門了，穆木、來福和其他一些荒野的老顧客，為了延續那裡的氛圍，便在同樣位於桂廟新村的學生創業基地——西部創業園，開了一個「野人書店」，《野人》雜誌在這裡誕生，一共出版了三期。

儘管只有三期，但《野人》雜誌對於深圳的書寫在我看來卻極具穿透力，雜糅了回憶、描述與反思。都市的街道在這些文章中被再現得更富有肌理、鮮活、人味兒，也更為複雜。關於白石洲的文章喚起了我在那裡居住時的模糊記憶和未曾細想的可能，更重要的是，它多少稀釋了當下關於深圳的主流話語。我開始有了衝動去描述呆過的地方，從白石洲，到百花、梅林和西麗，再一次學會那些已經知道的東西。

由於租金上漲，以及桂廟新村不斷臨近的拆遷和改造，加上《野人》編輯部的成員都是兼職，分身乏術，書店和雜誌都沒有再經營下去。像很多消失的書店與青年空間，“錢”又為這個故事畫上了句號。“經營不善”四個字能將所有責任推向運營者，但一個空間的存在與離去，又不足以被“錢”概括，否則無法解釋誠品書店在萬象天地店黯然離場。只不過我們已經習慣了“經濟理性人”的假設，將一切簡化為“錢”的邏輯。

06

社區裏的附近

與下班後的公共實踐

在深圳，這條邏輯尤為堅硬，不加遮掩。但仍然有相對異質的空間，從夾縫中冒出，並滋養著附近的社區與孤獨的異鄉人。

不可避免地，空間的主理人會被問及這樣的問題：“你們怎麼賺錢？”、“那麼老闆是富二代嗎？”

Shane跟我說，遇到這種情況她就乾脆回答：“不賺錢。”

如果不以‘賺到多少錢’為標準，那我們現時還挺成功的。你不覺得‘哭窮’在深圳成了必要的社交表演嗎？賺錢當然是必須要考慮的，否則事情無法延續，但也沒必要天天放在門面上去講。

Shane是深二代。2019年初，她說服同在英國留學、一起錄了兩年播客的同學Val，一同在園嶺新村開起了「一樹Arbre」（以下簡稱“一樹”）的實體空間。起初這是一個社區裏的咖啡店，接著被延伸為一個藝術空間，定期舉辦專題性的展覽、講座、觀影與工作坊。

相比於野人書店，一樹的內容並不太強調深圳的“在地性”。她們邀請了各地的青年藝術家來這裡舉辦展覽，有關於情緒、環境與身體的細微張力；賽博時代的複製、仿生與生成；被糾正的异域面孔與其戲仿。除了個展，她們也會策劃參與式的群展，比如製造一個虛擬售樓的場域，成立「一樹置地」，將實體空間切分為大小不一的12個部分，參展者不僅要對展覽主題投稿，還要參與到“參展看房”、“討价還价”、“簽訂合同”登購房的每一個步驟。此外，她們還會邀請社區裏的小朋友來參加工作坊。

Shane認為深圳並非沒有嚴肅的艺文活動，只不過大都聚集在美術館裏，比如某個知名藝術家的回顧展，抑或是某項學術主題的梳理，僅限於小圈子裏的討論，離福斯非常遙遠；要不然就是以消費和拍照為導向的“網紅展”，二者沒有太多中間地帶。

在國外讀書的時候，她發現都市裏有很多的社區藝術空間，回到深圳後，她也想要在熟悉的社區建立起類似的場所，她將此形容為“訊號中轉站”。因為類似的空間在深圳很難找到先例，Shane也沒有特別明確的路徑依賴（像是在北京和上海那樣），唯一能確定的是：“展覽要好好做，藝術內容輸出的態度得嚴肅”。

由於毗鄰園嶺小學、紅嶺中學園嶺校區等優質名校，園嶺新村之於外界最大的標籤就是“學區房”，Shane希望一樹的存在能讓大家增添對園嶺的印象，而非一個功能單一的社區。這也收穫了成效。兩年前，整個社區算上一樹不過三家咖啡店，而如今已經有了大大小小20多家，包括書吧、咖啡店和其他的文化空間。一些出生在80年代末的園嶺老住戶，如今已經住到了別處，因為孩子的讀書的問題如今又搬回了這裡，他們會驚喜地發現社區裏出現了一個可以看展的地方，園嶺在發生一些變化，他們也和過去的家產生了新的連接。

像園嶺這樣的老社區在深圳其實並不算多，不少已經被拆除，整改，重建，比如我曾住過兩年的華富村。Shane覺得，現存有關深圳“在地性”的討論中，老社區並沒有被太多發掘與表現，學界與媒體將目光投向城中村，因為那裡蘊含了巨大的張力與衝突，而像她這樣一直生活在老社區的人，則無法被代表。

園嶺有其內部的節奏，儘管你能看到高聳在不遠處的京基100塔樓，但被學校與大樹環繞著還是能讓這裡保持多年如一日的鬆弛與烟火氣。Shane和她的朋友們以一種放鬆的節奏經營著一樹，社群裏的朋友不時過來喝酒、閒聊、聽音樂。Shane喜歡做“房東”的感覺，她希望一樹能敞開大門，歡迎更多有想法的人。

一樹Arbre @Shane

另一家在寶安城中村內成立了還不到一年半的書店——「附近closer」的則有著不同的節奏與定位。負責人之一的老禾，在上大學的時候組織過一些青年社群，彼時全國的青年空間在各地萌芽，以另類的組織形式和對公共議題的關注著稱，像「立人大學」這樣強調公民教育的空間對她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囙此在創立closer之初，她就不僅僅想把這裡做成一個書店，而是用更多的議題與來者產生聯系。

closer的活動主題大致可分為兩類。一種是出於自身生命經驗的困擾而發出的疑問，比如愛、性別與死亡；另一種則是共情他者，比如通過放映和阿富汗有關的紀錄片與探訪NGO的工作坊，讓大家用更具體的視角去看待遠方和周遭那些看上去與你無關、但正在發生的事情。支撐這些議題的基底則被分攤為各個學科，比如哲學、歷史、社會學、人類學相關的讀書會。

出於以往在深圳參加一些沙龍所產生的偏見，我對類似對話能在深圳展開的可能性與討論質量保持懷疑，但老禾的話讓我有了新的認識。

很多人會從龍崗、羅湖這些很遠的地方趕過來參加我們的活動。在深圳，年輕人會對週末去哪感到特別焦慮，原子化的個體其實更加期待線下的、深度的交流，來closer的人多數還是在職，也有正在準備考研或是gap year的學生。工作的意義、人生的迷茫，都能把個體的困擾與公共的議題聯系在一起。

我之前在上海季風書園看過一部關於福柯的紀錄片，提問和討論的質量確實都很高，但最後發現彼此不是高校的社科研究生、在讀博士，就是文化相關從業者或資深文學青年。而來這裡的就是程式師、設計師，做什麼的都有。一個議題如果只在知識份子內部交流，雖然會帶來對談的快感，但也會造成局限，無法觸達更多真實、具體的人。

當沒有嘉賓參與其中，真誠而私密的對話在closer這個最多只能容納不到三十人的空間更自然地展開了。一天晚上，大家連續看了三個關於“死亡”的短片，很多人分享了親人的離去、“自殺”的念頭和一些只能在最親密朋友之間才能發生的對話。老禾覺得，深圳的整體氛圍會讓人感到隔閡，可在closer呆久了，會發現這也許是一個可以敞開說話的地方。

在創立一段時間後，closer的活動開始輪流由社群成員操辦，比如正在進行中的“女性主題月”。空間雖然有名義上的負責人，但大家都有各自的工作。closer的運轉模式是趨向去中心化的，朋友們會自發來當園丁、喂猫和修水管。老禾最近在寫一個自助手册，希望白天路過這裡的人，不管是居民還是誤入城中村的遊客，都能自助使用咖啡機、泡茶。鑰匙就放在門口的花盆下。

closer附近@老禾

但人類學出身的她，也意識到了closer和它所在的城中村於無形中產生的割裂。她覺得現時更像是因為低廉的房租在城中村內找到了一個空間，但這裡發生的談話卻和周圍流淌的日常沒有任何關係。去年11月，closer舉辦了一個有關白石洲的攝影展，而在近期，她們可能會策劃一個關於城中村居住環境的工作坊。

另一種割裂則來源於她在大廠的工作與closer之間的拉扯。我非常好奇她如何在拉扯中保持旺盛的精力，同樣在深圳的大廠裏工作過，當時一周忙下來，我感覺已沒有了關心的精力與勇氣。

其實就是一種僵持的狀態，談不上和解或者平衡。我來深圳已經兩年了，一開始一直在逼著自己提高效率，快速決策。closer對我來說是一件不去做就會後悔的事情，它的出現填補了生活裏的空缺。開始運營closer之後，其實是比之前更忙了，幾乎沒有多餘空閒的時間。但工作上的焦慮反而有所消解，當一件事情你覺得沒有那麼重要的時候，它對你的影響也就减小了。

老禾說她常常會有一種週一到週五在休息，週六和周日在工作的錯覺。她想要在兩種狀態的僵持下，倒逼自己創造更多的可能性，無論是工作的項目，還是closer的活動。社群裏的相互支撐、陌生人間建立的信任，都是支撐她的動力。她和深圳同頻，偶爾更快，但卻通向了花園深處的分岔小徑。

07

成為深圳的一部分

在和永佳、鐘剛、來福、Shane和老禾聊天的時候，他們都不約而同提到了深圳所給予的某種承諾，不是房子，也無關“深圳人”這一名份，而是行程中的可能性與參與感，相信自己能够成為都市歷史的一部分，或大或小。就像鐘剛對我說的，書寫和描述它，影響和改變它。

他們身上多少都帶著“都市的主人翁”意識，就像為保衛城中村奔走呐喊的，很多都是90年代來深的建築師，深度參與了都市的建設，從無到有，囙此不希望空間淪為了效率的犧牲品（詳見《深圳人生樣本01｜建築師建造了他們的都市，也被异化為工具》）。很少有都市像深圳那樣，以肉眼可見的形態被個體影響著，雖然這種影響有時也以失敗告終，但至少不會被淹沒。

因為年輕，深圳還有這樣讓人見證和參與的空間。儘管看上去，“搞錢”的氛圍風風火火，但它現時還無法拒絕其他的可能性。但同樣需要警惕的是，四十年的歷史無法為一座城市帶來根深蒂固、不可抗拒的傳統，四十年的成果也同樣容易讓人癡迷於速度帶來的眩暈。

我不想說“深圳請你慢一點”這樣的話，作為這篇文章的結尾，因為這並非純粹“快與慢”的問題。跟我聊天的朋友們，也不是“深圳速度”的對抗者，而是與之共舞的可能性。我希望我的都市，能培育真正多元的土壤，讓“無用”的根也能生長發芽。它將一時變得脆弱，但也不免柔軟起來。

參考資料：

馬立安，【深圳鄉村的發展：都市包圍農村】，《向深圳學習》，2017

黃韻然，【深圳的藝術家群落和他們的創新中國夢】，《向深圳學習》，2017

鄧春儒李耀徐坦孫犁沈丕基陳向兵鐘剛滿宇須彌，《我們仍在大芬村的情景下工作，這很可悲》，打邊爐，2018

沈丕基，《大芬村後遺症》，打邊爐，2017

程昕明，《深圳白石洲拆除重建，城中村改造模式引發關注》，中國新聞週刊，2019

袁愛家，《“值錢”的白石洲，城中村的發展主義》，野人，2020

穆木，《桂廟往事》，野人，2020

來福，《當地產巨頭進入城中村，誰對打工者的居住空間有話語權？》，2018

撰文|思陽

編輯|孟常

排版|酒喝了一點點

設計| S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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