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現象

這幾天，一年一度的“秋招”，在各大城市搶灘登陸，大學裏最忙碌的可能就是列印店，一張張簡歷，油墨未幹就被送到公司的面試屋。

但一個做HR的朋友跟我講，今年很奇怪，投簡歷的大學生不如往年多，大部分想去體制內抱“鐵飯碗”。

的確，最新資料顯示，2021年中國近8成的大學生選擇“體制內”。

而且2022年國考報名人數高達202萬，與去年同比增長了51.4萬人，漲幅近34%。基本創造了歷史新高。

看到這些數據，我其實比較擔心。

因為年輕人都去了體制內，民營企業創造力可能减弱，整體經濟反而是倒退的。

畢竟民營經濟，才是富民之源，每年創造60%以上的GDP，提供社會80%以上的就業崗位。

我記得上一次民營就業潮，還是以阿裡、騰訊、百度、美團這批互聯網企業崛起的年代。

那時候資本活躍，中關村創業大街人滿為患，3W咖啡店裏，創業者用原子筆在餐紙上勾勒著宏偉藍圖。大學生在畢業之前，就在想像自己到底該去哪座大城市揮灑熱血。

而現在，都變了。

前段時間爆出一則新聞，武漢東湖高新區，24個博士碩士競聘社區幹事，6人只為搶一一個基層席位。人們說這些大學生真是不爭氣，書白念了。

要我說，可能是外面“天氣”太冷了。

去年疫情，連最賺錢的互聯網大廠，都在紛紛找員工談話。好不容易今年上半年緩過勁，經濟恢復，增長穩定，卻又開始“雙减”政策。

新東方關店，甚至拍賣桌椅板凳；房企暴雷，仲介門店關閉；互聯網縮減規模，金融整頓。

賺錢的行業都充斥著“內卷”的硝烟。剛從象牙塔出來的年輕人們怕了，都選擇“躺”入體制內避險。

其實不止是行業，甚至是都市，今年也在“潤物細無聲”地發生著劇烈的變化。

從過去的搶人大戰到現在的築高壁壘，從專科生上升至大學生的嚴格篩選，表面上在流動，暗地裡被限制。

02歷史

我記得最早的“搶人大戰”，是從2018年爆發的。

那時候武漢、深圳、杭州、西安、南京、蘇州、成都……基本除了北京上海以外，凡是有頭有臉的都市，都在拼命搶人。

因為大家堅信，二十一世紀最稀缺的就是人才，他們是一座城市航行的石油。

最誇張的是西安，遊客直接被從火車站拉到派出所的戶籍科。

結果西安戶籍新政一年落戶64.5萬人，相當於一座中等都市，傲居全國，這也為接下來幾年的樓市行情埋下了伏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今年基本很少聽到“搶人大戰”這個詞眼了，反而很多都市開始收緊人口落戶。

比如10月9日，杭州出臺了新落戶政策，宣告之前大專繳納一個月社保就可以落戶、碩士研究生可以無需社保直接落戶的政策成為歷史。

8月2日，廣州市黃埔區突然發佈《通知》，人才購房新政畫上了句號。半個月後，南沙區也發佈通知，收緊人才購房政策並提出非本地戶籍需提供1年個稅或社保繳納證明。

8月，西安市也收緊了人才購房通道。收緊了離婚家庭、新落戶人群及E類人才在限購區域的購房政策。

5月25日，深圳市發佈，落戶門檻從大專變成了本科，而且大學生必須要在35周歲之前。

“來了就是深圳人”的口號，也隨之被埋進歷史的塵沙。

幾年前，這些都市還在拼命搶人，而現在，卻在紛紛築高壁壘趕人，到底為什麼？

有人說，這很簡單啊，就是為了響應“房住不炒”，畢竟落戶限制住了，人進不來，房價就不用那麼漲了。

其實這很難說通，都市完全可以通過社保限購政策，控制樓市的進量，比如新落戶人口，擁有2年工作經歷才可以買房，而不是把學歷從大專上調至本科。

要我說，這一切的背後，都是都市與年輕人的互選，這場漫長的征途從未停止過。

03訊號

你會看到，在大大小小的規劃檔案中，所有都市在常住人口數量上始終是有規模目標的。

以2035年為限，比如四大一線都市，上海的目標是2500萬人，北京是2300萬，廣州2000萬，深圳1900萬人口。

現在整體餘額剩下了400多萬，這其中深圳人口已經達到1756.01萬，距離1900萬一步之遙，這就是深圳提出戶口門檻陞級的一大原因。

之所以設定紅線，是因為“都市病理論”。

很久很久以前，都市專家們就從根部認為，當一座城市的人口超出了一座城市的承載量，就會爆發“都市病”，隨之而來的就是都市擁堵，資源稀缺，居民生活局促，甚至出現貧民窟。

為此各地方嚴格遵守，想盡方法遏制人口的流動性，比如上海在2014年以拆違建的名義，拆了大量的群租房，北京後來把大紅門、動物園服裝批發市場等也相應拆去，導致人口大量流出。

不過這個理論，受到了上海交大教授陸銘的質疑，他在《大國大城》一書中寫道：

“特大城市的形成是經濟的必然規律，戶籍制度改革的最終目標是人口自由流動，已開發國家的都市發展行程證明大城市在城市化進程中會自然趨向於更快發展，我們要尊重而不是遏制。”

我之前也提出過，“人口在於疏而不在於堵，人口聚集才會新增都市的經濟運行效率。”

比如深圳，人口流入量非常龐大，這是因為廣州、廣西、江西、湖北、湖南的年輕人，都可以在這個地方找到賺錢的工作，是經濟吸引了人口，而人口的流入，又新增了整體經濟效率。

無論高學歷人才還是技能工作者或者是基礎服務人員，都可以為都市帶來價值。

比如外賣快遞從業者增多，就會讓商品流動效率更快，辦公大樓白領更容易吃到飯，他們就能高效工作創造經濟價值，政府就有錢投資基建，讓更多的人進來。

很多人說深圳人口太多了裝不下，但可以裝在周邊的都市，比如東莞、惠州、珠海、中山等等，在惠州和深圳之間開發一條捷運，惠州大亞灣甚至可以把全深圳人裝進去。

大城市對人口不做限制，而是通過市場自然選擇，人口自然流向都市周邊，這樣才會促使整個城市群的聯動和繁榮。

04逆流

今年上半年，國家發改委印發《2021年新型城鎮化和城鄉融合發展重點任務》：

“城區常住人口300萬以下都市落實全面取消落戶限制政策，實行積分落戶政策的都市確保社保繳納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數占主要比例。都市落戶政策要對租購房者同等對待，允許租房常住人口在公共戶口落戶。”

這意味全國大部分中小城市全面取消落戶限制，“零門檻落戶”成為標配。

那時候，還有很多人猜想北上廣深、成渝寧杭武漢長沙等20多個重要都市，會不會也逐步放開落戶門檻。

然而事實上，頭部這些都市繼續收緊。

比如北京這種長期限制人口的都市，總想著如何能找到更優質的資源，開始逐步對海歸，985和211高材生放開落戶政策。

而對基礎勞動人口的忽略，也讓京津冀城市群持續疲軟。

深圳、杭州、廣州、西安等都市，這些年吃的太飽了，在達到人口紅線之前，也學著北上開始限制人口，落戶門檻從大專上升至本科，美其名曰“人口結構優化”。

最後在城市化進程的最後，都市在老百姓的認知裏，或許只有兩類，“前二十”和“其他”。

如果考慮到“共同富裕”，這應該是一股危險的逆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