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大搜尋引擎上蒐索“我想自殺”“不想活了怎麼辦”“自殺的方法”等關鍵字，網頁會置頂彈出全國24小時心理援助熱線。

每天，這條熱線背後的工作人員都會接收無數條求助資訊。求助者或者因為家庭、學業、工作等產生焦慮，或者因為病痛、金錢、感情等飽受折磨，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精神上遭遇了不同程度的打擊，而熱線接聽人員的唯一目的就是“幫助他們活下來”。

近幾年，精神疾病在全球疾病負擔中所占份額越來越重，在每年的世界精神衛生日，有關抑鬱症的話題也總是不斷沖上各大社交平臺的熱搜榜。

而在抑鬱症患者飽受折磨的同時，患者的家人、朋友也同樣備受煎熬。

看不見的病

直到女兒去看心理醫生之前，楊珍一直想不明白，一個不缺吃穿、家庭美滿的孩子怎麼會在一夜之間患上抑鬱症。

2019年，楊珍的女兒陳瑩瑩從北京辭職後回到老家，在大學城附近的考研公寓裏租了一間空房，準備二戰考研。

楊珍得到消息後，沒有說行，也沒有說不行，只是告訴女兒，既然决定要做，就堅持到最後——這是她印象裏，唯一一次對女兒裸辭考研發表看法。

整個備考過程持續了兩百多天，一開始，楊珍怕女兒壓力大，有時候會做好飯菜送到考研公寓。

但陳瑩瑩覺得楊珍的到來既耽誤了自己學習，又浪費了她的退休時間，勸她待在家裡或去找點事幹。

楊珍總想幫點忙，於是趁陳瑩瑩不在的時候，找房東要了鑰匙，去公寓為女兒打掃衛生。被發現後，兩人大吵一架。之後楊珍就很少去考研公寓，只能通過打電話的形式傳達自己的關心。

這種“線上交流”串起了整個備考期。等女兒考研結束，終於回家，楊珍開心地做了一桌子菜。然而，吃飯的時候女兒告訴楊珍：“我得了抑鬱症，明天去看醫生。”

楊珍不相信，一個有吃有喝的人怎麼會突然得了抑鬱症？她覺得女兒只是考研太累，需要休息幾天而已，但陳瑩瑩卻堅持自己精神出了問題。

楊珍沒有辦法，只得跟女兒一塊去醫院做檢查。在診斷室，楊珍聽醫生詢問女兒近三個月的精神狀態，才知道女兒已經持續性失眠半年之久，有時候還有自殘行為，比如啃咬自己的胳膊、拿刀割手腕。

檢查結果出來，女兒得了“中度抑鬱症”，吃藥治療已成為必然選擇——這是楊珍第一次直面抑鬱症。此前，她一直認為人只要不是患上感冒、發燒一類的生理病痛，就不算生病。

這也是現時很多抑鬱症患者及其家屬面臨的一種誤區。在抑鬱症患者的線上交流社區裏，一個患病長達10年的患者發帖稱，患病10年來，他一直沒有得到重視，身邊很多人只是覺得他“精神不太正常”。

在中國傳統觀念裏，只要機體沒有出現大問題，精神上的任何問題都有些似是而非。

診斷結束，醫生叮囑楊珍多帶女兒出去轉轉，引導她動起來，而不要一直向她傳輸負面情緒。

楊珍不解，醫生便列舉了很多生活中的具體例子：不要一邊替女兒收拾屋子，一邊埋怨她懶；不要因為她起床晚，就罵她；不要把自己解决不了、消化不掉的情緒甩給女兒；等等。

楊珍忽然明白，為什麼女兒不願意讓自己去考研公寓裏找她，也不願意接聽自己的電話。

和患病一樣，治療的過程也總是悄無聲息，無數藥片順著食管進入胃部，在體內溶解，但吃藥的人和旁觀者都很難感知效果，它不像感冒藥，吃了就可以不發熱。

楊珍小心地執行醫生的叮囑，帶陳瑩瑩去公園、遊樂園、商場、景區……雖然女兒很順從，讓去哪兒就去哪兒，但楊珍還是覺得女兒“沒好轉，一點變化都沒有”。

在抑鬱症等精神類疾病的治療中，信心是最容易被消磨的東西，這也意味著一旦陪伴者逐漸習慣患者吃藥等日常，那在患者身上付出的精力也會越來越少。

站在女兒面前，楊珍從未體會過如此徹底的潰敗感，在過去幾十年裏她無論做什麼事，幾乎都會得到一個回應，但在抑鬱症面前，她的安慰和努力好像都成了泡影。

看不見的治療讓楊珍難受，看得見的異樣目光同樣讓她倍受煎熬。楊珍的家在一個十分封閉落後的村子裏，村東頭打個噴嚏，村西頭都能聽見。女兒生病後，楊珍就變得不愛往人群裏凑，因為總有人問她女兒怎麼回來了，看著怎麼沒有以前活潑了……她不想聽別人議論，也不想陳瑩瑩被人冠以“上學上傻了”的帽子。

2020年2月下旬，春節剛過，考研成績放榜，陳瑩瑩的分數和她心儀學校的錄取線差了十幾分，但過了考研線，可以走調劑。考慮到女兒的精神狀態，楊珍主動詢問她要不要放弃調劑。

陳瑩瑩决定回去上班。不久後，她拉著行李箱再次奔赴北京。

無法共情的悲傷

對抑鬱症患者而言，一天什麼都不做還是會覺得累，即使沒有什麼事發生還是會不開心，而要向別人解釋自己為什麼難過則顯得尤為困難，因為大部分抑鬱症患者並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感到麻木、空乏。

非營利機构“人生學校”（The School of Life）發佈的科普視頻《你為什麼會抑鬱》對這種無法言說的麻木進行了描述：患者之所以抑鬱，一定存在某些令人痛苦，但一旦看清又無法接受的原因，比如一段未被理解的婚姻、一場愛缺席的早年親子關係等。

而患者刻意忽視這些因素，是因為比起承擔後果，患者更願意把憤怒、悲傷排斥到意識之外，當作什麼都沒發生，進而防止自己憎惡那些重要的人。也正是這種刻意的忽視，讓陪伴者更加難以理解患者。

重返北京後，陳瑩瑩越發不想接聽楊珍的電話，因為害怕自己會和母親吵起來。

但在和朋友共處一室的情况下，她又不願意表現自己沒有緣由的脆弱，因為“敏感”“矯情”等標籤化的詞語往往隨著抑鬱症的確認而被强加於患者。

所以，即使被朋友發現自己整晚失眠，陳瑩瑩也不願意過多透露患病的細節。

“在不知情的前提下，很少有人能理解抑鬱症患者的脆弱。”

陳瑩瑩的朋友表示，在得知陳瑩瑩患病之前，她一直覺得陳瑩瑩整個人變得格外敏感，即使微小的天氣變化，也會讓她整天悶悶不樂，“如果知道她生病了，這一切就變得可以理解和接受。但也只是理解和接受”。

武志紅北京心理諮詢工作室的諮詢師徐小雪將陪伴者與患者之間這種斷層式的陪伴狀態形容為“共守一場無邊際的白夜”，並認為：那些困在抑鬱中的人害怕帶有失敗色彩的標籤性形容，不是因為他們本身不够好、不够優秀，而是他們“覺得”自己不够好、不够優秀。

他們陷入了自我否定的怪圈，覺得只有表現得更好、更特別，或得到別人沒有的東西，才能獲得外界的認可，而這是患者認可自己的基礎。

通過他人的價值判斷來判斷自己的價值，是一種典型的致鬱因素，因為患者會根據外界的判斷改變自己的行為選擇。比如一個內向的人在得到“開朗”“豪爽”等反向形容時，會不自覺地選擇那些需要頻繁同人來往的職業，但患者本人卻很少深入思考自己是否適合此類工作，因為一旦告訴別人自己不適合，他們就會有一種“辜負了別人”的罪惡感。

另一方面，傳統的價值審判也使得患者本人羞於開口，說出自己的情感。讓徐小雪印象深刻的是，在一次來訪中，有一比特母親因為看到自己的孩子得到了外婆外公的無盡關懷，而啟動了她蟄伏多年的創傷——出生後，她就和奶奶一起生活，直到10歲才回到爸媽身邊。

“為什麼我要被拋弃？”“如果此時提起被拋弃的事，是不是會被認為格外矯情？”年近四十，這位母親忽然怎麼都想不通這些問題了。看到父母對自己的孩子格外疼愛時，她又覺得恍若隔世：能和他們說什麼呢，別矯情了，時隔這麼多年，他們不會理解的。

通過他人的價值判斷來判斷自己的價值，是一種典型的致鬱因素。（圖/視覺中國）

開口大笑的人也可能有抑鬱症

今年10月10日的世界精神衛生日主題為“青春之心靈，青春之少年”，將關注重點放在青少年群體上。

從事心理諮詢8年，徐小雪對抑鬱症群體特徵變化的一個直觀感受是——患病人群越來越低齡化，且社會功能完全的人逐漸多起來。

傳統觀念裏，典型的抑鬱症是萎靡不振的，給人一種撤出社會生活、疏離麻木的氣息。但在人際往來十分密集的現代社會，像陳瑩瑩一樣看著陽光實則抑鬱的青少年正逐漸被埋沒在各種喧囂裏，他們看上去社會功能健全，甚至會表現得格外宜人乖巧、開朗樂觀。

徐小雪認為，這些陽光型抑鬱症患者在不斷向他人釋放“我很好”的同時，也在向他們自己暗示“沒事的，我沒事，一切都很好”。

在內心深處，他們持有一種彌散、全然的希望被喜歡和接納的渴望。一旦他們覺得自己有所偏差，就會懷疑自己為什麼要立足於世。

一名在重組家庭中患上抑鬱症的諮詢者表示：“在重組家庭裏，這種因為想獲得對方肯定而致鬱的例子尤為常見。因為雙方急於通過獲得彼此的接受來證明自己生活在一個正常的家庭裏，但正是這種刻意才讓人覺得這個家庭不正常。”

諮詢中，該患者多次表示，和自己一樣的抑鬱症患者只是想被正常對待，哪怕確診為抑鬱症，他們也不是玻璃娃娃，正常情商範圍內的交流都是可以被接受的。

而通過和其他類型抑鬱症青少年患者父母的溝通，多少可以窺見患者家庭中家長及子女竭力表現出正常狀態的緣由。

子女被確診為抑鬱症後，絕大多數父母都會極度痛苦、反思、自責，子女的抑鬱症成了對他們人生的懲罰，讓他們發現自己教育的不足。他們說：“不知道當時那麼做會對孩子影響那麼大。

”“當時肯定是想著為孩子好。”“要是早知道這樣肯定不會那麼做。”

而當他們的孩子獨自前來諮詢，卻往往對父母的自責表現麻木，認為這只是一種場面話。

心理類書籍《為何家會傷人》點出了這一令人遺憾的事實背後的真相：對於一個人來說，他最可能得到的全然接納來自父母，但最先讓他覺得自己糟糕的也是父母，這是一種原始的失落和喪失。

當父母不斷降低標準，關心孩子的性格和情緒時，他們經常面臨的困境在於：“我只要求他性格開朗，難道我還做得不够好？”而孩子想的卻可能是：“我的父母都對我沒什麼要求了，我為什麼還不能令人滿意，我為什麼還達不到他們的期待？”

這種看似並不强烈的對沖，將父母的期待填滿了孩子焦灼的胸膛。

基於此，徐小雪在和抑鬱症青少年的父母做指導性對談時也會反復提到，父母在協助孩子成長的過程中，最該充當的也許是脚手架的角色，而非方向盤。父母應該明確自己的任務僅僅是協助孩子直面世界的殘酷，收穫世界的饋贈。

一個人能够耐受各種痛苦、行深致遠的根本動力在於，當他看到別人很好的同時，也覺得自己很好。

而這種心智力量的培養，需要父母把焦慮控制在自己這裡，跳出“好壞”“成敗”“對錯”之外，看見孩子本真的樣子，信任“他是可以的”。

那無論孩子未來面對任何痛苦，他終能體會“我覺得我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