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載自公眾號“DT財經”（ID:DTcaijing）原創文章《“房租連漲7個月後，我辭職了”》；本文作者：沈慧，編輯：唐也欽、阿米，數據：張倍笛，設計：張燦、鄭舒雅。

大城市的不容易，常常是從租房開始的。

不同於電視劇，現實中的租房是無數次退讓和妥協組成的。離公司近租金+1500元、離捷運近租金+800元、有獨衛租金+500元……房租成了年輕人走向經濟獨立路上的第一隻攔路虎。

雖然都市給人留下了無限可能，但交了房租之後，年輕人的可支配收入已經拉響警報，都市留給他們的選擇也只剩下了沙縣、黃燜雞和蘭州拉麵。

從2021年的數據來看，如果剛剛畢業的大學生，想在都市裏住上一間體面的房子是困難的。

舉個例子，深圳的2020届應屆畢業生平均月薪近7000元，如果你想在這座城市住上30平米大的房子，那每個月你有43%的收入要交給房東。在北京，這個數位是42%，在上海，這個數位是38%。

一線都市的魔力越大，房租收入比可能就越高。

從房租價格的趨勢來看，年輕人的房租負擔可能還在不斷變大。

根據全國房價行情網的數據，2021年全國14座主要城市的房租同比都在上漲，而且不管是整租還是合租，部分城市的漲幅都比較明顯。

如果你要合租，北京和上海仍然是中國合租租金最高的都市，平均月租金保持在2500元左右。廣州、深圳等都市的租金同比增長最明顯，均超過了25%。本就因為價格問題選擇了合租的年輕人，有可能在過去一年裏，膽戰心驚地接收房東的每一條微信。

整租方面，京、深、滬的整租月租金和其他城市拉開了明顯距離，這三座都市的平均整租租金均超過了8000元/月。

但從漲幅來看，武漢的整租租金同比漲幅明顯，達到了35%。在“留下百萬大學生”的號召下，高薪企業和優秀工作機會的到來，也許讓武漢的租房市場一定程度上成為了賣方市場。

而且，如今即使願意付出高房租的年輕人，也可能住不到都市的中心地帶了。

如果想單獨擁有一整套房子，北京最覈心的東城區、西城區平均租金價格在1.3萬元/月上下。上海的租金天花板出現在黃浦區，在這裡，平均整租租金達到了1.39萬元/月。

在價格壓力下，多數人只能選擇合租。2021年，上海主要行政區的合租租金保持在2000-3000元/月的區間。北京的情况也類似，想要住在朝陽、海澱等覈心區域，平均月租金也在3000元左右。

在各地租金都在上漲的時候，我們將以3比特上海青年的蝸居困境為範本，帶你走進他們的租房生活。從這3比特背景不同的年輕人，一起看看2021年的大城市生活究竟如何。

“公司有沙發，蓋塊毛毯就能湊合睡一晚”

2019年，小陳來到大城市。作為一個新入職的編輯，小陳的收入沒多少，租房的要求卻有點高。她需要靠近地鐵站，方便她出門採訪說走就走。因為她經常要在家寫稿，室內環境也不能太差。

小陳的運氣不錯，她在公司附近找到了一個二房東直租的房子，18m²的主臥，朝南，帶獨立陽臺，和室友共用廚房和衛生間。唯一的缺點就是貴，加上水電費，小陳的房租一個月4000多元，當時她試用期的薪水不過8000元。

在父母的資助下，小陳還是搬進了這套房子，她感覺自己過上了都市麗人的生活：客廳有電視、沙發，她和室友週末經常窩在一起吃飯、看綜藝。家斜對面就是一個購物中心，有優衣庫、名創優品等品牌，她下班後偶爾會去逛逛。

來到2021年夏天，房子合約到期後，小陳沒打算續約。房東漲了10%的租金，漲得不多，但小陳依然承擔不起。“今年我24歲了，再讓父母貼補房租，我不好意思。”小陳說在她小的時候，媽媽告訴她要自立。後來家裡人從“供你讀完書就要求你經濟獨立”到“工作了以後還每個月補貼房租”，一路讓步。

於是小陳想在租房上省點錢，實現經濟獨立。她把預算降到了3000以內，但她對租房的要求仍然沒降，“遠就遠點，但我住得一定要舒適”，還新增了一條，“主臥獨衛，衛生間幹濕分離。”

考慮到經常要出差，小陳把找房範圍鎖定在了火車站附近。很快，她通過長租公寓租下了一套位於郊區的兩居室主臥，採光好、房間大、書桌寬敞，帶獨立衛浴，加上服務費，每個月房租也就2800元。

距離都市中心有一定距離的郊區是租房的窪地之一，但缺點也顯而易見：小陳的通勤時間從原先的30分鐘驟升到80分鐘，小陳開始經常遲到，“雖然公司不打卡，但每天都是辦公室最晚一個到，我也覺得很羞愧。”

小陳說，為了防止自己第二天遲到，每個工作日晚上20:45，小陳心裡那個看不見的鬧鐘會哢噠一聲，提醒她，差不多該出發回家了。而她總會因為這樣那樣的工作再拖一小會兒，等到坐上捷運再一看手機，快21:30點了。回家路途漫漫，小陳要先坐2號線到終點站前一站，再換乘17號線坐4站，最後步行15分鐘才能到家。“回家後稍微收拾下房間，洗個澡，就過零點了。我還有點睡眠障礙，無法立刻睡著，刷會手機聽會播客可能就淩晨2點了。”

由於通勤時間太過漫長，小陳每天只能睡6小時不到，囙此她有時候會選擇在公司裏通宵，公司有沙發，蓋塊毛毯就能湊合睡一晚，這樣的事情每個月都會發生3-4次。

“有時候寫完稿就淩晨一兩點了，回到家洗漱完就是三四點，第二天八點又要起床，還不如在公司多睡一會。”

小陳也試圖在漫長的通勤中找點事幹，比如在手機備忘錄裏寫稿、刷刷社交軟件找選題，來讓通勤時間變得有效率，“但實在太累了，在捷運裏搖搖晃晃時只想暫時閉上眼，休息一會。”

“社區是新開發的，周邊連麥當勞都沒有”

從2017年到2021年，美羊羊在上海搬過6次家。前3次美羊羊都選擇了和朋友合租，直到第4次美羊羊才開始和陌生人合租。

這一次室友多，美羊羊開始體會到合租的麻煩。每天早上，美羊羊把洗漱用品拿在手裡，豎起耳朵聽被佔用的洗手間什麼時候開門，隨時準備沖過去。在家休息時美羊羊需要安靜，但是每天都有快遞和外賣員咚咚咚地敲門。

自從隔壁搬來兩個女生，居家生活就更讓人頭痛了。她們都有男朋友，經常會和對象一起在家裡做飯，一到週末就會佔用廚房、大廳等公共空間。於是，一年租期住完，美羊羊沒有續租下去。

第五次找房的時候，美羊羊下定决心要整租。當時美羊羊在淞虹路上班，她在上海青浦區整租了一套一室廳，這是她在上海唯一租到的一個帶有密碼鎖的房子，每個月房租3700元，40分鐘左右的通勤時間，美羊羊覺得還是很划算的。

“所有人都告訴我青浦不是上海，但我無所謂。反正優先考慮通勤時間嘛對不對？我也沒有說天天要出去玩，我住得很偏，那就住得偏吧。”

但等到美羊羊搬家了之後，她發現，住在郊區的出行成本太高了。但凡她要在週末和朋友見面，來回就需要三小時；關係再好，她也不會邀請朋友去她家做客，因為一旦邀請別人就要坐兩個小時的捷運，美羊羊不好意思開這個口。

社區是新開發的，周圍沒有任何的娛樂設施，連麥當勞都沒有，美羊羊的社交開始變得很少。“我在上海好像變成了一座孤島，那時候我和我的猫就每天一起玩、做做飯、看看日落，還算開心，但和我理想中的生活還是會有一點差距，住在郊區還是會對生活有一定影響的。”

半年後，美羊羊選擇降薪換了份自己喜歡的工作。辦公地點在上海的宇宙中心南京路，她的通勤時間驟升到90分鐘，薪水也不足以承擔每個月3700元的房租。於是她開始找房，列出了這一回的硬性要求，“捷運周邊、通勤時間控制在1小時內、房租不超過薪水的三分之一。”

開始找房前，美羊羊就意識到了上海的居住壓力，“轉租時，我本來擔心房東不讓我轉，因為重新找租客簽房約很麻煩。但我發現她很開心，跟我說往外面掛房租4800元，我說我簽約是3700元現在掛4800元，哪個冤大頭會接？房東說有的是人要租。”果不其然，不到一周內房子就轉租出去了，最終成交價是4500元，接盤的也是一個獨居女孩。

“我開始找房時，才發現上海租房哪哪都貴，貴得莫名其妙。”美羊羊從7號線看到2號線看到1號線看到13號線最後看到12號線，“當時我看了一個月的房子，手機介面在5個租房App之間切換，自如、鏈家我都去看了，要麼下班去看，要麼週末我在外頭看一整天，因為一旦仲介放出房源，馬上就沒，都得搶著去看房。”

最後，美羊羊在上海老浦東租下了一套兩居室的主臥，月租2800元。“最近要交最新一季度房租時，我深刻體會到了什麼叫貧窮，真應了那句話'我辛辛苦苦打工，我的房東發財'。”

“房租漲到7000元，我還不如回老家付房貸”

搬家期限的最後一天，上海35度，孫祺站在樓下樹蔭處守著攤兒，搬家師傅用小拖車把他的家當陸續運下來。有十個用膠帶封好的紙箱，還有一隻貓。猫是他辭職後在路邊撿到的，就領養了。這是孫祺在上海第三次搬家，5年前他剛來上海工作的時候，身邊只有一個行李箱。這一次，孫祺收拾好了所有家當，目的地是江蘇老家。

對於孫祺回老家這件事，他的媽媽特別不能理解。“電話裏我媽沉默了一陣，問我日後有什麼打算，我說我就想回老家隨便找個活兒，我媽覺得我沒出息。”

孫祺32歲，之前在上海某互聯網大廠當碼農，收入可觀。他坦誠地表示，房租漲價，僅僅是離滬的導火索。“996只是互聯網公司的一種說法，我離職前的工作時長，加起來根本就不止996。”項目忙起來的時候，孫祺根本不會回家，囙此他對住房沒有太高的要求。在上海時他住在婁山關路附近的三居室主臥，房租每個月5800元。

孫祺也曾享受過工作，“因為我們敲下一行簡單的程式碼，可以對整個互聯網行業造成非常大的影響。至少我曾經是這麼安慰自己的。”但這點追求，在今年被另一個追求所替代。7月房子的合約到期時，孫祺的房東通知他，房租漲到了7000元。“我還不如回揚州付房貸，綽綽有餘。”

孫祺在大城市漂泊近10年了，手頭也存了點積蓄，想著也是時候談戀愛、結婚，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家，於是便辭職了。

回到家鄉後，孫祺沒急著買房，倒是先買了輛車。有時候煩，天氣不好的時候他就半夜開車出去，拉幾個滴滴的活兒，車上聽聽podcast。“碰著那些暴風雨天裏趕路的，能給他們送到地方，心裡還挺滿足的。”

孫祺打定了主意，不會再回到大城市了。不久前，他和發小幹起了“收垃圾”的買賣，“就是你理解的，從一個工廠收了垃圾，分類處理了再倒手賣出去……金屬最值錢……倒也不是覺得這事有賺頭，但起碼得給自己找點事做吧。”

總結

在本次研究過程中，DT君尋找採訪對象時，還與北京、深圳、杭州等地的朋友聊了聊。在這些人中，不乏本人或身邊的同事因各種現實原因離開了大城市。

北京朋友章魚因為身體原因病休了一段時間，收入减少，她的存款基本為0，囙此選擇回到了家鄉河北。“在北京時我住在一個10多平的次臥，家裝老舊，要在蹲坑上蓋層塑膠板才能洗澡。我北漂了兩年，卻一點錢都沒存下來……不明白我為什麼要吃這個苦。”

深圳朋友小智曾就職於北京某互聯網大廠，“有一陣子忙得能在零點前回到家都心滿意足，但那個月薪水到手也就一萬出頭，甚至連下一季度的房租都得靠借唄，心一橫就辭職回老家了。”回到家後沒多久，小智收到了深圳某大廠的offer，他又來到了深圳。“'過好日子'的欲望足以把任何阻力消化掉。但什麼叫好日子呢？我也不知道。”

租金佔據月收入的大部分，交了房租、花錢吃喝，每個月底銀行餘額所剩無幾，已經成了眾多年輕人的真實生活寫照。

在大城市漂泊的年輕人，空著手來，空著手走。

也許他們在故鄉積攢了足够的能力與勇氣之後，會捲土重來，又或許，他們再也不會回去了。

（應受訪對象要求，文中小陳、美羊羊、孫祺、章魚、小智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