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摘編自《扛住就是本事》，馮侖著，北京聯合出版公司/磨鐵出品，2020年5月出版

文|馮侖萬通集團創始人

編輯|米粟

潮商：做生意，講的是“分寸”二字

俗話說，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汕人，有錢賺的地方就有潮商。潮汕商人“無孔不入”，但又异常低調。我曾經和一些潮汕商人打交道，他們身上那些鮮明的特點，給我留下了非常强烈的印象。

第一個特點是潮汕地區經商的人特別多，可以說他們都有從商的天賦和基因。有一個潮州的朋友說，潮汕人有個特點——“寧可睡地板，也要做老闆”。換句話說，他們敢冒險、膽大、富貴險中求，哪怕是十死九傷，也敢一往無前，這種勁頭讓人欽佩。

潮汕人還很務實，他們不拒絕從擺地攤、賣菜這些具體的小貿易做起。李嘉誠13歲的時候到香港的茶樓裏端茶，這也是一個代表。他們充滿了雄心壯志，相信市場價值規律，覺得沒什麼是自己承擔不了的。

▲圖/新華社發

潮汕商人的第二個特點，是在做生意的過程中特別善於交易，用工夫茶的管道慢慢與人交往，常常以“讓”獲取下一次交易的機會，這是潮汕人特別聰明的地方。

世界上最難的事，就是把別人的錢裝進自己口袋裏，或者把你的思想裝進別人腦袋裏。北方人想著辦後邊的事，但潮州人永遠做前邊的事，就是把別人的錢裝進自己口袋裏。

十五六年前，有一個跟我們合作過的揭陽老闆，他每次到北京都會去娛樂場所“上班”，讓助手不停地打電話招呼北京這些朋友來玩。他很豪氣，出手也特別大方，北京所有的朋友都覺得這個老闆特別好，每次來的人也會不斷地老朋友帶新朋友，他的朋友就越來越多。

我有點迂腐，有一天我就問他：“哥們兒，一晚上連吃帶喝要一兩萬塊錢，也沒見你做什麼事，你每天都這樣，公司怎麼辦呢？”他說：“馮哥，你別著急，我是賺錢的，賺得還不少。比如滿說就算一晚上兩萬塊錢，一年最多咱也就忙兩百多天，五六百萬而已，但如果能談一個5000萬的工程，那早就賺回來了。”那個時候工程的毛利都在20%以上，所以他這個賬算得是對的。他知道捨得小錢可以賺大錢，但這一點很多人辦不到。

第三個比較有意思的特點，就是潮汕人在北方社會“悶聲發大財”。人低不低調，一方面，我覺得跟語言表達的管道或者方言有關。潮汕的語言體系相對比較封閉，用潮汕話聊天的時候，他們彼此之間語速很快，也很幽默。但是一到北方，他們就得把舌頭捋直了，把話在腦子裏翻譯一遍，轉個彎再說，這就失去了說話的興趣。

這就好比我到美國也不愛說話，因為每句話都得翻譯，說幾句就斷掉了。或者美國人老問我，我得轉著彎想這些英語，所以就表達得很笨拙。美國人會覺得我也挺低調的。

地域也會影響到商人做生意的思維。比如我是陝西人，陝西人做事慢，拿西安話說叫“ran”，就是含糊、模糊；廣東人直接，做生意直接談錢，不管多複雜的事，歸根結底就是“說個數”。潮汕人很有意思，談生意的時候會在身邊帶點現金。談得好，他立即就把箱子踢給你，你把箱子拿走，就算是定金了。

我問一個潮州老闆，你的箱子裏都放多少錢？他說大概放20萬元港幣，因為如果是一個200萬元的生意，20萬元就是10%，足够了，這算定金。如果是2000萬元的生意，就算一筆小定金。萬一什麼也沒談成，那就送給朋友了，這叫茶水錢。

我們知道，交易對手的交易方式各有不同，而潮州人很善於對交易瞬間進行把握。他能把握時機給你這20萬元，就把人心捏住了，然後讓你覺得欠他的，接下來的事就能按照他的意思走。

另外，潮汕人知道出手的分量。比如說我答應你一件事，應該給你5萬，但我多給你5000塊錢，你肯定就很高興；少給你5000，你就生氣。一般來說他的手會比較松，因而對方總是高興的。但是松也不是沒原則。5萬的事給出去8萬，潮州商人也不幹，他會覺得這事吃虧了。

所以在交易當中，拿捏分寸對潮商來說特別重要。李嘉誠有個名言：“我給你10分是合理的，我也可以爭取到11分，但是如果我只拿8分，那就財源滾滾來。”

這就有點像工夫茶，我讓你一下，敬你一下，然後你感覺比較舒服，我們就可以繼續做交易，這也就是我們之前講過的“利潤之後的利潤”。潮汕商幫在交易當中把情誼作為前置條件，如果這筆生意會傷情誼，他寧願不做。所以他們的生意越做越大，一個小買賣也會越做越大，朋友也可以越做越多。

潮汕商人的第四個特點讓我印象特別深，那就是他們抱團。只要你進入了潮州幫，潮州商圈的大佬就會支持你，而且這一圈的人都會支持你。即使到今天，這種文化依然明顯存在。當然，這種抱團也是在歷史過程中形成的。

有一個說法叫“愛打架的地方出商人”。在清代，閩粵地區的鄉族械鬥十分嚴重。陳微言在《南越遊記》裏寫道：“閩之濱海漳泉數郡人，性皆重財輕生，剽悍好鬥。潮地接壤，年久亦染其習。凡劍、棒、弓、刀、藤牌、火銃諸器，家各有之。少有不合意，糾眾相角，戾夫一呼，從者如蟻。將鬥，列兵家祠，所姓宗長率族屬男婦群詣祖堂，椎牛告奠，大呼而出。兩陣既對，矢石雨下，已而歡呼如雷，勝者為榮。”

簡而言之，包括潮汕地區在內的閩粵之人“愛打群架”，甚至是要錢不要命。

為什麼“愛打架”？一個原因是人口壓力大，土地財產佔有不合理導致矛盾激化。清代閩粵地區人口迅速增長，迫使土地開發加速進行，越界侵權的事時有發生。地域間的衝突衝突增多，資源分配不均，一方要改變不合理現狀，另一方卻要堅持，致使械鬥時有發生。

另外一個原因是閩粵地區的宗族勢力很强大。宗族以血緣關係為紐帶，在維護小集團利益的前提下，可以長久地保持族內團結而不至於渙散。宗族日益强大，族產也隨之增多，有時候族紳們為了加强對族產的控制，甚至挑起宗族之間的紛爭，以轉移注意力。

而在宗族的逐漸發展中，也出現了强弱之分，强宗欺弱鄰，弱鄰不服要反抗，力量不够要找外援。平衡一旦打破，鬥爭在所難免，最後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由於有這種傳統，就使得這些地方的人格外有戰鬥力，也格外團結。團結又有戰鬥力，只要把心思用在做生意上，自然就容易出大商人。

做生意時，他們會抱團，就是互相之間的資源、能力和機會的互補，以至於形成了一個內部市場和人才的激勵機制。正是這種方法，使潮汕的企業家迅速崛起，成為中國經濟發展中一道特別亮麗的風景線。

溫商：走四方，講的是“敢幹”二字

溫州商人很務實，做的生意可大可小，既可以做到正泰、奧康那麼大，也可以只做零碎的小商品生意，比如做紐扣、針線包、飯店牙具，甚至是外國選舉時用的小旗。所以，溫州在很長的時間裏都是全國最開放的地區之一。

不以利小而不為，不以利大而恐懼——這是溫州人留給我們的一個敢於冒險、富於進取的形象。在和溫州老闆們打交道的過程中，我發現，他們有這樣幾個特點。

第一個特點，溫州商人在生活方面不講究，白天當老闆，晚上睡地板。有很多人說，溫州的發展跟它的地域閉塞有很大的關係。溫州地處浙江東南，人口密集，資源匱乏，受到“三山、六水、一分田”的局限。改革開放前的溫州人，常常是吃了上頓沒下頓。所以，到了改革開放初期，在國家剛剛開始放鬆對商業經營的管控時，靈敏的溫州人立刻聞風而動，開始了冒險經商、冒險創業。

按照當時的話說，叫作“把臉皮放在家裡，人到外面做生意”。因為那個時候，社會上很多人還看不起商人，覺得經商是投機倒把。所以，有的溫州人形容那個時候“像討飯一樣在經商”。

直到1986年，著名的社會學家費孝通給溫州的生意人提出了一個非常肯定的說法——“以商代工”，偏見才逐漸消除。因為那時創業的溫州人日子並不算好過，所以他們特別肯吃苦耐勞。

而且，當時的大多數人既沒有創業資本，也沒有文化知識，更沒有政策保障和良好的創業氛圍，只能靠著不服輸和敢闖敢拼的勁頭，哪裡有機會就往哪裡鑽。所以，一開始，他們都是從非常小的生意做起的。比如，當時有說法叫“五把刀子走天下”“挑著籮筐賣水果”“背著小件去販賣”，溫州農民在改革開放初期，就是靠這樣經商完成原始積累的。

之後，溫州商人選擇了生產與國企有較强互補性、較低競爭性、較小體制和資本制約的勞動密集型產品，比如生活中所需的小物件，標牌、徽章、紐扣、打火機、皮帶、皮鞋、皮具等，獲得了極大成功，這種產業結構後來演化出了大家熟知的“溫州模式”。

溫州人的第二個特點，他們喜歡往國外跑，走得很遠。有數據統計，目前有六七十萬溫州人在130多個國家和地區經商、創業。要知道，截至2019年，整個溫州的人口也不到1000萬。

▲圖/新華社發

比如，義大利的翡冷翠是全歐洲的皮包生產中心，其中，幾乎所有的中低端皮包均產自溫州人的企業。有人統計，翡冷翠的華人超過1萬人，大部分為溫州人。僅僅是在翡冷翠的奧斯曼諾羅地區，就集聚著超過1000家溫州人經營的微型皮包生產企業，而義大利人的這類企業已經寥寥無幾了。

距離翡冷翠不遠有一個叫普拉托的都市。這個城市差不多有20萬人，但溫州人就超過了2萬，也就是說，總人口的10%是溫州人。普拉托的工業區裏的紡織批發企業，大部分是溫州人在經營。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溫州人便通過各種管道移民義大利。經過幾十年的打拼，他們不僅在當地站住了脚，而且多數擁有了自己的企業，成了老闆。而幾乎所有在義大利發家的溫州商人，都是從小餐館、小店鋪做起的。他們的發家模式，基本上是白手起家，先打苦工還清出國費用，然後依靠幾年的辛苦積蓄，加上以鄉土關係為網絡的借貸支持，自主創業做老闆。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瘋狂地工作，拼命地攢錢，極度勞累，有著超常的拼搏精神。

同時，由於溫州商人老往國外跑，他們對本地的事似乎不感興趣，因為本地的市場小，機會不多。這樣一來，他們跟權力中心距離比較遠，在政商關係上犯錯誤的情况也相對少很多。

溫州商人的第三個特點，同鄉之間很容易達成合作，特別抱團。比如別人是個拳頭，溫州人只是個指頭，他們就合指頭為拳頭去競爭。我覺得這也許與他們的語言有關。他們的方言跟外部語言差异很大。像是甌語、金鄉語等，都特別小眾，因為小眾，反而造成了他們之間有極高的認同感。這種認同感，使他們外出打拼時，互幫互助，形成以鄉土關係為基礎的借貸網絡。

這導致前些年出現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那就是他們組團炒樓、炒股。那時媒體上經常出現一個說法，叫“溫州炒房團”。以至於讓很多人覺得，溫州全是炒房團，實際上他們都是散戶。

過去在上海，只要買一個60平方米以上的房子，再辦個藍印戶口，就能以三四百分的成績考進上海名牌大學。所以很多溫州人會為孩子花30萬元去上海買房子。三年以後，他們發現房子昇到了90萬元，比自己辛苦一年賺的錢還多，於是乾脆借錢多買兩套。

我還遇到過這樣一件事。當時，我和朋友在溫州拍到一塊地，沒想到囙此動了別人的起司。過了兩天，來了一夥人，認為我們的價格比他們有競爭性，得把錢補給他們，不然他們就去鬧事。我還是頭一回聽說這麼霸道的事。後來我發現，原來是他們自己沒錢，到處炒錢、借錢、借高利貸才拿到了項目。如果他們不賺錢，就要賠款甚至跳樓。

所以說，他們的這種炒房團，只有在價格不斷上漲的情况下才能賺到錢，但這樣其實風險極大。如果一個市場全是“炒”字當頭，不管你炒煤、炒礦、炒房、炒地，還是炒錢，甚至整個都市都彌漫著一種短期圖利、一夜暴富的思維，那麼這個市場就難以建立好的產業基礎。

另外，由於溫州人有這種“炒”的文化，就導致他們的企業難以建立一個規範的現代企業制度。溫州人都願意在外面打拼，這就導致了溫州有錢的小企業、個人特別多，分散在全國各地，但是在本地有競爭性的企業發展得很慢。這樣的空心化，對經濟的持續發展和就業帶來了一些負面影響。這也是溫州商人們和其他商幫相比，很不一樣的一點。

▲溫州某鞋業公司的現代化生產車間。圖/企業網站

不過，也有一些溫州企業在努力建立現代企業，成為典範。比如正泰集團總裁南存輝，他在公司治理和家族傳承方面都做得很好。現代公司治理最重要的就是明確股東權利和經理人的權利，講究人力資本和貨幣資本的配合。正泰通過三次資本變革，已經變成了一個規範有序、責任清楚的股份制集團。而南總本身的願景和價值觀，以及他對事業的長遠追求都貫穿在了這三次變革當中。

另外一個在溫州本土發展得很好的企業就是奧康。它通過規範治理，加上集中精力做主業，在A股上了市。奧康的治理完全不同於溫州的傳統老企業，它一反溫州企業依靠經驗去冒險的炒作傳統，專注於主業，同時很好地利用了資本社會化、治理現代化的一些方法，成了行業龍頭。它們都是溫州經濟的希望。

徽商：起大勢，講的是“政商”二字

徽商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特殊的商幫。它起於安徽，卻成就於安徽以外的地方，比如說揚州。當然，和胡雪岩一樣，古代很多徽商都是憑藉權力的關照而獲得“特許經營權”的，所以最後也失敗於政商關係。

在兩三百年前徽州這一帶的自然條件不是很好，交通不是很方便。在徽州有一句土話，叫作“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歲，往外一丟”。意思就是，這個地方缺吃少穿的，物資匱乏，生活不易，上一輩子沒修好才生在這兒，長大了趕緊扔出去。正因為物資匱乏，經濟環境惡劣，才使得徽商在自由打拼的過程中，拼出了一條自己的路。

▲圖/視覺中國

徽商是如何飛黃騰達的呢？這要從明朝初年說起。

明朝初年，北元的勢力還很强大，所以政府就在北方屯集了大量的軍隊。為了供應軍糧，政府頒發了一道命令：誰能够把軍糧送到前線，就給誰多少原鹽（也就是吃的那個鹽）。這樣的話，通過獎勵一些賣鹽的名額（當時叫“鹽引”），來彌補送糧食的成本，刺激商人的積極性。

最早幹這件事的是山陝商人，也就是山西和陝西的商人。他們離得近，當然得到一些地利。可是當時管理鹽政的機构設在揚州。山陝商人在揚州人生地不熟，即便運了糧食，拿到了名額，但把名額換成錢，換成現銀，換成真實的財富，他們一直做得不順，於是乾脆把這個名額倒給了徽商。在當時，食鹽的利潤率大概有800%。所以只要有了這些“鹽引”，徽商當然就大展拳脚，快速積累起巨大的財富。

徽商受儒家影響很大，特別是程朱理學的“存天理，滅人欲”，所以他們要保證道德倫理上的崇高，同時還要教化子孫，傳承事業，安定四方鄉裏。他們還講究“賈而從儒”，弄個學者的名號給自己貼貼金。這就像今天的一些商人要到商學院去學習，弄個碩士、博士的身份一樣。正因為這樣，客居揚州的徽商給人感覺是最有文化的一批商人。

然而，花無百日紅。經營鹽業的徽州商人從明朝開始崛起，乾隆年間步入最輝煌，到了道光以後就開始衰落。徽商之所以在清末走向衰落，有幾個原因。

首先是清政府釜底抽薪的改革，打破了鹽商的壟斷地位，徽商們損失慘重；其次是鴉片戰爭以後，歐洲列强的工業化產品大量進入中國，徽商經營的手工業品敵不過外商用機器生產的商品，迅速衰敗；再次，咸豐、同治年間，包括徽州在內的江南，戰亂延綿多年，太平軍與清軍攻防爭奪，激戰不斷，使得徽商在人力、財力、物力上受到嚴重的摧殘。

當然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清朝，只要企業做得足够大，跟朝廷都會有點關係。這種互動關係，在快樂的時候都表現得像蜜月期，但是人的鏈條太容易斷，友誼的小船說翻就翻。

除此之外，還包括晚清最著名的徽商胡雪岩。這是權力壟斷帶來的必然的經濟現象和普遍規律。那個時候的商人不具有我們現在講的企業家能力，他們謀取特權的能力特別强。所以中國當時的商人形成了一種文化：賺錢的能力要靠官。官靠什麼？靠關係。關係的目的是什麼？桌子底下給銀子。

▲圖/圖蟲創意

以徽商為代表的鹽商是中國近代商業歷史上商人發展的一個頂峰。在這個頂峰當中，中國的商人不習慣於去“捕老鼠”，而總是在研究怎麼樣獲得“捕老鼠”的特權，這是當時中國商人文化和商業形態當中最典型的一種狀況。鹽商的產生恰好是因為鹽的專賣、鹽的壟斷，而鹽的專賣和壟斷導致了“鹽引”這樣一種計畫分配和配額供給的特權。

漸漸地，這就成為當時中國商人群體長期的心理定式和一個共同認可的潛規則。其實對中國的市場經濟發展和現代企業家的培養是不利的。這種潛規則久而久之會阻礙現代商業文明的發展。中國古代的商人，包括更早期的商幫，其實都沒有逃脫這個規律，這也就是為什麼在相當長的時期，本土都很難培養出現代的企業家精神。

總之，中國雖然有很多商業故事，但是真正的現代企業家實際上還是得從張謇開始，然後才有最近這四十多年改革開放帶來的真正的企業家群體的成長。做這樣一個對比，我們不能不說，改革開放四十多年真正地建立了一套市場經濟能够長期發展的法律體系，正是這套法律體系的不斷完善，才創造出、培養出、鼓勵出、競爭出一大批現代的企業和企業家。

雖然以我們今天的眼光來看，明清時代的徽商有一些歷史局限性，但是，我覺得徽商都有“較勁”的精神，尤其是從安徽比較苦的地方出來的人，在那種環境中培養的商業人格中有些重要的特質，那就是冒險精神、毅力、樂觀以及通權達變。這些始終值得我們關注和學習。

晋商：拜關公，講的是“忠義”二字

山陝商人是囊括山西、陝西兩省商人的大商幫。山西商人，也就是晋商，大家都很熟悉。前些年由於一些文學作品的渲染、影視劇的熱播，提高了晋商的知名度。

在歷史上，由於在地理上是挨著的，陝西和山西自古以來就關係密切。春秋戰國的時候，秦國和晉國長期聯姻，一個成語叫“秦晋之好”，就是用來形容這種關係。而且陝西人與山西人生活習俗相近，口音也相似，再加上歷史上的人口遷移，兩地人民聯系很多，兩省的商人在去其他地方做生意的時候，也時常抱團。

▲遊客在喬家大院遊覽。新華社記者柴婷攝

尤其是到了明朝初年，明朝政府設定了“九邊”。“九邊”中的大同、遼東、延綏、宣府、寧夏、固原等長城關塞，離山西、陝西兩省比較近，明朝政府為了給這些邊鎮軍隊籌集軍餉，實行“開中制”，也就是由商人向邊鎮軍隊提供糧食、布匹、茶葉、鐵器等物資，來換取鹽引，再到指定鹽場支鹽和販運食鹽。由於有地利，山西和陝西的商人大量地向邊鎮軍隊運送物資，換取鹽引，山陝商人囙此興起，並且賺取了大量財富。

到了明朝中期，由於明朝政府對鹽引制度進行了一些調整，山陝商人手中的鹽引快速地轉移到了徽州商人手中，於是徽商崛起了。可以說在明朝的鹽業專賣制度下，山陝商人享受了第一波政策紅利，而徽商享受的是第二波政策紅利。

很長的時間裏，陝西、山西的商人不僅結伴而行，抱團做生意，而且連在外地修建供行會、同鄉聯誼使用的公用場所也都建在一起，比如很多地方都有山陝會館。什麼是會館？用現在的話來說，大概可以叫作駐某地辦事處。

和其他商幫修建的會館不同，山陝會館有一個非常獨特的地方，那就是各地的山陝會館裏都會隆重祭祀關公，甚至往往與關帝廟合二為一。比如河南周口的山陝會館就是廟館合一，後來索性改為關帝廟。

由於和關帝廟合二為一，一些山陝會館的建築物大量使用了綠色、黃色的琉璃瓦。我們知道在古代，琉璃瓦只能用於宮殿建築，其中黃色的琉璃瓦更是只能用於皇家建築，普通的民房是禁止使用琉璃瓦的，但是由於山陝會館裏供奉的是被封為關帝的關羽，囙此也就提高了等級，一些山陝會館的大殿就使用了黃色或者綠色的琉璃瓦。

山陝商人為什麼會在自己的聚會、辦公場所裏供奉關帝呢？就像閩粵一帶的商人會拜媽祖一樣，山陝商人對關羽推崇備至。這就是山陝商人相較於其他商幫而言的一個獨特的地方。

關公是山陝商人的鄉土神。首先，關羽是山西人，出生在現在的山西運城。根據一些傳說，關羽本不姓關，因為在家鄉殺死了一個欺壓鄉里的惡霸，為了不連累家人就逃了。走到陝西潼關的時候，守在城門的阿兵哥盤問，於是靈機一動自稱姓關，叫關羽。所以按照傳說的說法，陝西是關羽的改姓之地。從地域上講，關羽和山陝商人具有非常緊密的聯系。

此外，到了明清時代，關羽已經被民間視為武財神了。在中國傳統社會所信奉的財神有文財神、武財神之分。文財神有比干、範蠡，武財神有趙公明、關羽等。那麼山陝商人供奉關羽，也是祈求關公保佑自己發大財。

當然更重要的是，關羽身上的一些特質也是山陝商人所推崇的。我們知道，在“三國”裏有一個叫“三絕”的說法。那就是諸葛亮的“智絕”，說他特別聰明，特別智慧；曹操的“奸絕”，也就是奸詐到了極點；還有一個就是關羽的“義絕”，忠心耿耿、義薄雲天。

關公的忠義，成為明清山陝商人共同學習、遵守、推崇的商業倫理。由於推崇關公的忠義，商人之間也形成了强大的約束力，如果有誰不遵守契約，背信棄義，就會被其他商人聯合反對和抵制，在圈子裡面就混不下去。山陝商人在招收學徒時，除了技術培訓外，也特別注重職業道德的傳授。在培訓結束之後，學徒們要經過複雜的考核程式，測試合格後才能進入店鋪工作。當時的山陝商人能够在全國範圍內發展壯大，除了勇於開拓進取、經營有方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他們普遍擁有崇高的追求，重信守義。

所以，山陝商人有很多共同點，都以販鹽起家，繼而從事邊鹽、邊茶、邊布和皮貨生意，共同建設山陝會館，有共同的信仰，信奉關羽；做生意時又都重信守義，不奸詐。

▲山西省運城市鹽湖會堂，演員在表演大型舞劇《天下關公情》。新華社發（鮑東昇攝）

當然，陝西商人和山西商人還是有點區別的。相比於山西商人對金融的敏感（比如晋商的錢莊票號使他們富可敵國），《史記》裏就講，陝西人不怎麼會算帳。相對而言，陝西商人的個性有“抱樸守拙”一說。質樸中道是陝西商人的個性，陝西的商人第一是實在，做的都是比較“重”的生意，而不是輕資產，這就叫“樸”。

第二個就是“中道”。中道實際就是不得罪人，要使賺錢和做人兩件事保持平衡。中道在很多時候當然是優點，但在商幫的發展過程中也可能導致保守思想的出現，比如說小富即安。

總的來說，明清時代的陝西商人是缺乏進取精神的。小富即安的心態導致他們在賺了足够花的銀子之後，就過起了土財主的好日子，不願再做大了。相比較而言，山西商人在小富之後，還想要奔大富。他們在小買賣做成之後，還要做大生意。

所以在清代，陝西商人去四川這個相對成熟的市場發財的時候，山西商人則大舉開發內蒙古、東北、新疆以及俄羅斯的市場，並在晚清時隨著全國市場的形成和完善，白銀流通加快，數量激增，不失時機地發明了“匯通天下”的票號，不僅雄霸商場，而且幾度充當了清王朝的國家銀行，完全操控了整個國家的金融業。囙此，清代的山西商人在經營管理、人才培養、市場佈局、前景預測等方面，比陝西商人做得更完善，更接近於現代商人。

當然，到了清代末期，山陝商人都衰敗了。歷史已經遠去。山陝商人當年氣壯山河的光芒雖已褪去，但也正是因為500年的沉澱和那些傳奇商人的薰陶，才醞釀了今日山陝依舊雄渾的氣勢。前些年，有一些人因為煤炭價格的漲跌與揮金如土的做派而出現在人們視野之內。也有一部分人，他們不斷進取，創業致富，靠著超人的眼光和執著的毅力，成為新陝商、新晋商，在不同的行業取得了非常卓越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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