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歷來認為，士為義，商逐利。士族滿身清白，而商戶偷奸耍滑，為了利益不顧一切。囙此傳統儒家唾弃商業，封建社會也不允許商人的社會地位拔高，士農工商裏商始終處於社會的最末端。這一思想影響了中國社會幾千年，直到近代工商業、手工業的崛起才慢慢改變。

我國歷史上幾乎沒有統治者不厭惡商業，這其中尤其以明清時期更甚。比如明朝時的朱元璋就是重農抑商的典範代表，因為他自己本身就是農民出身，見慣了商人與官吏的蠅營狗苟，所以從小就討厭商人。他規定農民可以穿綢、紗、絹和布，但是商戶只能穿絹和布，且商家子弟科考受限。他還規定了海禁制度，從洪武時期開始，我國陷入閉關鎖國的困境中。

朱元璋在位時，曾經嚴厲懲罰一個世代經商的大戶蒲氏，規定蒲氏後人不能够考取功名，男性全部入奴籍，女性全都貶入娼門。為何他對蒲氏如此深惡痛絕，甚至不動用肉刑，而是選擇給予精神的、長期的懲罰？這源於他們的祖先蒲壽庚。

蒲壽庚曾是定居占城的阿拉伯人後代，在嘉定十年（西元1217年）的時候和自己的家族一起遷移到泉州去做生意。南宋末期，泉州附近南海海域多起海盜，這嚴重影響了蒲氏生意，囙此蒲壽庚多次向官府檢舉揭發，並協助打擊賊寇。由於其功勞，朝廷特地授予他福建制置使得官職。他亦官亦商的身份使其生意迅速發展，直到景炎元年（1276年）時，蒲氏已經成為獨據一方的龍頭老大，身附無數財富和權力，一時風光無限。

不過，這種風光沒有持續太長時間。1279年，南宋滅亡，在滅亡後，殘餘的皇室子弟和朝堂大臣四處逃竄，有一部分宗室流落到福建。當南宋舊人找到蒲氏並要求投靠的時候，蒲壽庚當時進退兩難，猶豫不決。因為事實上，南宋絕對沒有崛起的可能，如果他真的收留了南宋皇室和舊臣，等待他的將是元朝統治者的報復和追繳。

蒲壽庚猶豫之時，追隨皇子的張世傑也看出了他離心與不忠。張世傑在失望之餘，為皇子獻計，一定要把蒲壽庚海上的船隻收回，不然可能會產生隱患。在張世傑他們逃離的時候，將蒲壽庚海上的船、貨物洗劫一空。

船和貨全都是蒲壽庚賴以生存的家當，蒲壽庚本來還未决定反叛，這下直接被逼到對立面。蒲壽庚率領他手下的軍隊把宗室子弟和舊臣全部殲滅後，在元軍到達福建時毫無猶豫地投降，並且幫助他們清理殘餘勢力。對於老百姓，蒲壽庚害怕自己背上叛國罪名會影響生意，於是命人將消息散佈出去，稱自己是基於保護百姓才投降元軍。

為了嘉獎他幫助清除海上的南宋餘孽，元世祖忽必烈特地授予他金虎符，頒佈了《市舶則法》來幫助海上貿易的開展。蒲壽庚及其兒子在泉州帶動了當地的經濟，歷經改朝換代，其商業經濟不僅沒有受到影響，反而變得更加繁盛。不僅使自己賺得盆滿缽滿，而且還給元朝新增了長期的豐富收入。

但是他反宋降元的事情卻使後代遭受了滅頂之災。朱元璋之所以會大力嚴懲蒲氏家族，最主要的原因是蒲壽庚為利益叛國。其次還有更深的原因，即蒲氏作為經商大戶戳痛了朱元璋的脚，因為他最痛恨的就是見利忘義的商戶小人。不過他忽略了南宋舊人在逃亡過程中對蒲壽庚所做的事情，事實上，正是因為張世傑的原因，才導致蒲壽庚反宋。

蒲壽庚也並不是良善之輩，他確實如朱元璋想的那樣，是個為利益奔走的商人。在自己的利益和民族大義的面前，他選擇了自己的利益。並且為了不損害自己的買賣，沽名釣譽，故意文宣自己保護百姓的英勇精神。但是蒲壽庚降宋這件事本身所造成的結果，其實是良性的。即便他本身不是為了百姓，但是其行為在很大程度上保護了百姓，並保護當地不受戰爭影響。從這個角度來說，他同時兼有功過。

評判一個人功與過究竟應當根據目的評判，還是根據結果呢？假如一個人抱著不良的目的，卻辦了好事，那麼這個人該受到嘉獎還是責備呢？朱元璋將蒲氏一家嚴懲，所帶來的結果很可能是泉州地區人民的不滿，因為蒲氏在泉州的名聲威望很重。朱元璋這樣做只能使那些滅亡的南宋舊人安息，卻不能收攏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