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何忠玉。

福州市人民檢察院以被告人何忠玉犯運輸毒品罪，向福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被告人何忠玉辯稱，其不知道去廣州是運輸毒品，指控其犯運輸毒品罪證據不足。

被告人何忠玉的辯護人的辯護意見：何忠玉在主觀上並不知道去廣東是去購買毒品；客觀上林海清、吳孔英、尹紅兵都沒有告訴何忠玉去廣東是去購買毒品，何忠玉在廣東也根本沒有看到過海洛因，何忠玉只是幫尹紅兵開車，即使警察人員在車上搜到海洛因，也不足以證明何忠玉明知毒品的存在而運輸，指控何忠玉犯運輸毒品罪證據不足。

福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公開審理查明：2005年二、三月間，被告人林海清以月薪人民幣3000元雇傭被告人尹紅兵，與被告人吳孔英共同販賣海洛因。由林海清負責聯系海洛因貨源，吳孔英保管毒資，尹紅兵負責海洛因的加工和銷售。林海清還出資叫尹紅兵出面租賃三利花園1座611室、812室，其中812室作為加工海洛因的地點。吳孔英還雇傭被告人何忠玉為其駕駛閩AS3619小車。

2005年4月20日，林海清打電話聯系廣東汕頭的“胖子”（另案處理），商定購買海洛因700克，並通知尹紅兵次日前往廣東沙頭進行交易，同時通知吳孔英籌款交給尹紅兵。次日，吳孔英從林海清處取得人民幣5萬元，連同其籌集的共計20萬元毒資交給尹紅兵，由尹紅兵、何忠玉駕駛閩AS3619小車前往廣東汕頭，從“胖子”處購得海洛因700克，當晚驅車返回福州，在福州市鼓樓區三利花園門口被公安機關抓獲，當場從車上繳獲海洛因700克，之後從尹紅兵租賃的三利花園1座812室查獲海洛因124克、用於加工海洛因的大袋白色粉末765克、鐵質壓制工具1套4件、電子稱、攪拌器、攪拌棍、分裝用的小塑胶袋、包裝用的薄膜等工具。隨後，吳孔英、林海清相繼被抓獲歸案。

2005年4月28日，尹紅兵租賃的三利花園1座707室的業主在該房間發現毒品海洛因450克並報告嶽峰派出所。經鑒定，上述從車上和三利花園1座812室、707室分別查獲的700克、124克、450克白色物體均檢出海洛因成分。

福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指控被告人何忠玉明知而參與運輸毒品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162條第3項之規定，判决被告人何忠玉無罪。

一審宣判後，福州市人民檢察院抗訴認為，福州中院認定被告人何忠玉無罪確有錯誤，何忠玉應當知道是毒品而運輸，應以運輸毒品罪追究刑事責任，主要理由：（1）何忠玉知道與尹紅兵此行到廣東帶去大量的錢款，吳孔英一再交代路上要小心。（2）根據尹紅兵、何忠玉的供述，他們是到廣東的一個診所後，把錢交給“胖子”，隨後又往前行駛30-40公里，上來兩個男的，交給他人一個袋子，之後即刻返回，可見這些交易是非正常的，何忠玉應當知道。（3）何忠玉給吳孔英開車一個多月，林海清、吳孔英租了三套房子用於買毒制毒，何忠玉有在上述地方往來，且當晚是停在制毒的地點三利花園門口被抓，從其車上查獲毒品。囙此，何忠玉對吳孔英的所作所為應當是知道的，結合他知道此次去廣東的非法目的和非正常交易，顯然可以推斷何忠玉應當明知是賣毒品的。（4）結合吳孔英證實何忠玉的工作範圍包括去廣東進海洛因，還有兩次開她的車去廣東進貨，以及常在飯桌上聽老大等人說起到外面賣毒品應注意的事項。尹紅兵證實何忠玉在路上給他說起此次是去購買毒品，吳孔英在車上、在王莊吃飯也提到買毒品的事，二人從不同的角度來說明何忠玉應當知道賣毒品的。（5）何忠玉對關鍵問題採取沉默不答的消極對抗管道，辯解去廣東時多數時間在睡覺，對主要情節予以回避，不足採信。（6）一審對同樣的事實和證據，作出截然相反的判决，難以讓人信服。

福建省人民檢察院支持福州市人民檢察院的刑事抗訴意見，認為一審法院判決認定林海清、吳孔英販賣海洛因824克，尹紅兵參與運輸海洛因700克、參與販賣海洛因124克屬定性準確，量刑適當，應予維持；一審判決認定何忠玉犯運輸毒品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屬認定事實錯誤，請二審依法予以糾正。主要理由：（1）何忠玉歸案後至今始終否認對廣東之行系運輸毒品存在主觀上明知，但根據現有證據，吳孔英、尹紅兵在偵查階段均有多次穩定供述，證實何忠玉主觀上明知其參與運輸毒品。（2）何忠玉被抓獲後，刻意回避偵查人員的訊問且不能作出合理解釋，有悖常理。其先是否認有離開過福州，後在充分證據證實其曾去過廣東後，又對21日的去向以及到廣東的經過拒絕供述或稱“不知道”、“睡覺了”，顯屬在沒有合理解釋的情况下刻意回避。公安機關證實在前期偵查時，已發現何忠玉與尹紅兵有出入三利花園，而何忠玉卻始終不承認這一事實，足以說明其不如實供述。

何忠玉辯解稱：不知道去廣州市運輸毒品，車到廣東境內他在睡覺，不知交易經過，請求維持原判。

辯護人提出以下辯護意見：何忠玉主觀上沒有蓄謀運輸毒品的故意，不知道尹紅兵去廣東是為了購買毒品，一審判決何忠玉無罪正確，檢察機關抗訴理由不符合客觀事實，依法予以駁回。

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原審被告人何忠玉雖有參與運輸海洛因的重大嫌疑，但認定何忠玉主觀上明知的證據不足，原判宣告何忠玉無罪正確。檢察機關抗訴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原審被告人何忠玉及其辯護人的辯護意見予以採納。原判認定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審判程式合法。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162條第3項的規定，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駁回抗訴機關對被告人何忠玉的抗訴，維持原判。

二、裁判要點

被告人何忠玉從未做過有罪供述，同案犯林海清沒有直接和何忠玉聯系，同案犯吳孔英、尹紅兵原供述何忠玉明知而參與運輸毒品，但吳孔英、尹紅兵作為販賣、運輸毒品的親歷者，在供述何忠玉主觀上是否“明知”的關鍵點上，供述不一且無法相互印證。且之後吳孔英、尹紅兵均翻供，此節既無其他證據予以證實，也無其他證據能够補强，無法採信吳孔英、尹紅兵的原有罪供述作為認定何忠玉主觀上“明知”而參與運輸毒品的證據。囙此，根據證據裁判原則，不能認定何忠玉有罪。

三、評析

被告人何忠玉運輸毒品案的無罪判决，充分體現了嚴格執行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沒有被告人供述，證據確實、充分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本案摒弃了依賴同案犯原有罪供述定案的思維定式，而是加强對證據的審查判斷，堅持了證據裁判原則。

一是注重對同案犯原有罪供述的審查。本案中，被告人何忠玉作為同案犯吳孔英雇請的司機，客觀上參與了運輸海洛因的全過程。但何忠玉主觀上是否明知運輸海洛因而參與，是區分何忠玉罪與非罪的界限。根據現有證據，同案犯林海清供述其沒有直接和何忠玉聯系。同案犯吳孔英對何忠玉主觀上是否明知運輸海洛因的供述，前有兩次有罪供述，後又翻供。吳孔英有罪供述稱她聽何忠玉、尹紅兵說以前已經去過廣東購進海洛因。這次她把錢交給尹紅兵時，她對尹說車門很容易被撬，人離開時不帶走錢不安全，何忠玉都有聽到。同案犯尹紅兵在運輸毒品過程中，始終與何忠玉在一起，其有罪供述最為直接，最能證明何忠玉主觀上是否明知運輸海洛因而參與，但尹紅兵前有兩次有罪供述，後也翻供。尹紅兵供述他和何忠玉去過加工海洛因地點三利花園812室，這次去廣東汕頭之前他聽何忠玉講是替林海清買毒品，吳孔英也對他和何忠玉講過開車去廣東替林海清買“白粉”，路上要小心，並詳細供述他和何忠玉去廣東購買700克海洛因的經過。綜上，吳、尹二人雖然都供述何忠玉明知而參與運輸毒品，但吳、尹二人供述何忠玉在知情的時間、地點和內容方面不相一致，兩人有罪供述不能相互印證或為孤證，特別是在吳、尹二人後均翻供的情况下，無法採信作為定案的根據。

二是注重對其他證據有審查。在無法採信同案犯吳孔英、尹紅兵的有罪供述作為定案根據的情况下，對其他證據應當加强審查。本案中，現有證據無法確定何忠玉聽到吳孔英、尹紅兵之間，或尹紅兵與上線毒販“胖子”之間的對話內容。吳孔英供述她與尹紅兵、何忠玉、“老大”平時在一起吃飯，飯桌上，“老大”多次當著他們的面說，到外面購買毒品，萬一出事，就把東西扔掉不承認就沒事。而尹紅兵、何忠玉供述中均無此節內容，卷中也無“老大”的相關證據。吳孔英該供述實為孤證，無法採信作為定案的根據。

三是注重情理分析。情理分析在對證據審查判斷中具有積極的作用。本案中，吳孔英供述雇請何忠玉開車，工作範圍主要去廣東購進海洛因，月薪水1200元，屬當地當時一般駕駛員薪水水準。何忠玉工作範圍如包括去廣東購進海洛因，那與其每月薪水1200元不相適應，也不合乎常理。從常理上不符合販毒超常規報酬的特點。

鑒於本案認定被告人何忠玉主觀上明知運輸毒品而參與的證據不足，不能認定何忠玉有罪和處以刑罰。二審法院依法駁回對何忠玉的有罪抗訴，維持一審無罪判决。

（評論人：魏健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