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阿裡一名女員工發佈網貼，自述酒後遭受性侵害事件引發眾議。這名員工稱，7月27日，出差期間，她在酒桌上被灌酒，並遭到男商戶張某猥褻，其後男領導王某文又在當夜多次進入其飯店房間，進行性侵犯。事後，她曾多次向公司反映，均未獲回復。

8月14日，濟南市警察局槐蔭區分局發佈通報，王某文、張某因涉嫌強制猥褻罪，被依法採取刑事強制措施，沒有證據證明有强奸犯罪事實發生。8月25日，濟南市槐蔭區人民檢察院通報，張某涉嫌強制猥褻犯罪，依法準予逮捕；9月6日，濟南市警察局槐蔭區分局通報，按照濟南市槐蔭區人民檢察院不準予逮捕的决定，對王某文終止偵查，並對王某文作出治安拘留十五日的處罰决定。

至此，案件暫告一段落，但輿論的風向卻發生了的變化：當通報與自述網帖有所出入，受害人遭到網友質疑，認為事件“反轉”的論調頻頻出現。

在北京市振邦律師事務所律師李瑩看來，許多職場性侵案件的具體過程十分複雜，無法僅以“反轉”概括。她見過太多女性無助又惶恐的面孔——這極有可能出現在從案發、報警、訴訟到庭審的任何一個階段，乃至案件完結之後。

本文圖片均為視覺中國圖

至今，李瑩代理過30餘起職場性侵案件，包括山木集團總裁性侵女下屬案、廈門大學博士生導師吳春明誘姦女生案、重慶女教師被校長性騷擾案……其中，有兩起恰好踩在司法進步的鼓點上：

2005年8月，新修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出臺，明確規定“禁止對婦女實施性騷擾”。當時，“性騷擾”還未被設為獨立案由，李瑩正在代理“北京某美術學院學生性騷擾女模特”一案，修正案通過後的第二天，她與當事人以“一般人格權”提起訴訟，順利立案，這一案件被稱為“京城第一性騷擾案”。2018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發佈《關於增加民事案件案由的通知》，“性騷擾損害責任糾紛”首次成為獨立案由。恰巧，李瑩代理的“成都義工藝員劉某性騷擾女員工”一案，成為第一起以性騷擾為案由勝訴的案件。

李瑩發現，在職場性侵案件中，兩者之間往往存在權力落差，這讓多數女性在遭遇性侵後，面臨巨大的困惑。同時，難以估量的傷害持續發生在報警維權之後：失去工作、被質疑沒有馬上報警、被污名個人道德存在問題……甚至被丈夫或男友問：“你為什麼不拼死反抗？”這些都是李瑩代理案件中受害人的親身經歷。

2018年，李瑩所在的機构曾發佈一個職場性騷擾案例報告，題為“打破沉默，拒絕妥協”，希望受害女性能够站出來，但當她目睹了許多女性維權後遭遇的種種困境，不再强求，“我不會說，‘你站出來吧’，因為我知道站出來有多麼難。”

多年的觀察，讓她意識到，職場性騷擾是洞察性別暴力的重要議題。從她的講述中，我們或許能知曉受害者的掙扎與反抗。

【以下是與李瑩的對話】

職場性騷擾是一種性別歧視和權力控制

澎湃新聞：什麼是性騷擾，對於性騷擾的法律界定經歷了一個怎樣的過程？

李瑩：《民法典》第1010條給出了定義，第一點是違背他人意願，第二點是它的具體表現形式，包括用語言、文字、影像、肢體行為等管道實施性騷擾。

在《民法典》之前，沒有對性騷擾的（明確）定義，主要是一些省市的《婦女權益保障法》實施辦法中有界定。再往前推，法律將性騷擾看作是流氓罪，認為是（騷擾者的）個人道德問題，而不是一個性別議題。所以《民法典》將性騷擾納進來是法律的進步。

澎湃新聞：性騷擾的主要受害群體是女性嗎？

李瑩：我們前兩年做了一個司法大數據，對已經在司法審判實踐當中的性騷擾案例進行統計，（發現）提起訴訟的受害人，女性占比91%。正因為如此，我們把性騷擾看成是一種基於性別的暴力，或者是性別歧視的體現。

澎湃新聞：在你捕手的案件中，職場性騷擾大概占到什麼樣的比重？為什麼要重點關注職場中的性騷擾？

李瑩：基本上公共場所的性騷擾，很少有人直接求助，因為如果她當時反映的話，就以治安管理處罰的形式處理了。反之，如果她當時沒有報警的話，因為是陌生人之間，之後很難再去取證。

性騷擾案件的關注點確實在職場上，一是因為公共場所存在不確定性，騷擾者可能是以性滿足為目的，正好碰到了一個靚女，他就伸出了鹹豬手，目的相對單一。但是職場性騷擾複雜一些，有的（騷擾者）是基於性的滿足，但有的基於一種性不平等意識，也就是說，“我”通過性騷擾的管道來表達“我”對你的一種歧視，你要臣服於“我”，比如說在一個環境裏講黃段子，其實表達的是對女性的某種不屑。

職場性騷擾的本質是權力控制，更多發生在上級對下級，或者老師對學生（的關係裏）。受害人往往處於相對騷擾者弱勢的位置。

“是我想多了嗎？”

澎湃新聞：當職場性騷擾發生後，有的受害者選擇報案，有的選擇沉默，影響她們是否站出來的因素是什麼？

李瑩：原因很複雜。首先，跟性別文化環境有關係，社會對性騷擾是有偏見的、污名化的。

受害者被問的最多的就是：他為什麼不騷擾別人，騷擾你？“蒼蠅不叮無縫的蛋”，是不是你自己（有問題）？比如說衣著不够端莊、比較輕浮？而且，很多騷擾也會說是女性主動勾引的。所以會讓女性很害怕——如果站出來了，其實根本不是你的錯，但是大家就會認為你有錯，甚至可能她的家人都會認為她有問題，很多人就是怕引起家人的誤解。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它和職場性騷擾的權力控制特性有關。

比如說高校，特別是碩士生和博士生，她和導師的人身依附關係是非常緊密的。她的畢業、就業，甚至她在這個領域的發展都跟導師有緊密的聯系，如果這個老師一旦要整你，（那）你可能在這個圈子混不下去。

而在職場上，會影響到你的升職、加薪，甚至能不能在這個組織幹。

2008年，在廣州有一個日籍首長性騷擾女下屬的事件。在聯歡會上，首長熊抱女孩，把那個女孩嚇得躲到桌子底下去，這個首長再把女孩從桌子底下揪出來，熊抱人家。最後，女孩被組織解除勞動合同了。因為她被性騷擾了，非常難受，沒有辦法工作，結果組織就說她曠工，解除勞動合同。工會也不支持女孩，有人跟她說，你就是一個小員工，但是這個人（首長）是會給我們公司帶來效益的，他更重要。

此外，司法支持力度還很薄弱。站出來，證據不够，反而被告；證據夠了，構成性騷擾了，最後也就是賠禮道歉或者精神損害賠償。

我剛才說的日籍首長性騷擾女員工，最後就賠3000塊錢，那女孩當時就哭了。我們的成都藝員社工劉某性騷擾女社工的案子勝訴了，就一個賠禮道歉，精神損害賠償金都沒有。為了這個案子，我們往返成都五六次進行法律援助，一分錢都沒有收，全身心地支持她。我想說，那其他人呢？不能總是要律師去獻愛心，而是應該讓騷擾者承擔違法成本。

澎湃新聞：在權力控制關係下，受害者的反應有特殊性嗎？

李瑩：成都社工藝員劉某性騷擾女社工的案子，騷擾者劉某是一個所謂的公益大佬，在汶川地震中也確實做了一些事。這個受害女孩是很喜歡公益的，正因為劉某的這些光環，女孩遇到性騷擾（長時間用力的熊抱）的時候是困惑的，當時女孩就問，這個到底是誰的問題？——她自己認為劉某是性騷擾，但是其他人告訴她，你想多了。她就問了她的好朋友，結果她的好朋友不光被劉某性騷擾了，還被性侵了。那個女孩就哭著跟她說，你沒有想多。

這是很多職場性騷擾案件的一個特點，因為他（騷擾者）是領導，年輕人是非常尊重的。但很多人是雙面人，在外面顯得溫文爾雅。

澎湃新聞：剛才你講到受害者站出來指控，容易被污名個人道德存在問題，有具體的案例嗎？

李瑩：成都社工藝員劉某性騷擾女社工的案子，在開庭的時候，劉某提交了一個證據，是女孩在朋友圈轉發的陰道獨白演出（的截圖）。這是一個著名的女性主義話劇，女孩作為一個關注女性權益的人，自然會關注。劉某就說被害人在朋友圈發有傷風化的東西——試圖潑髒水，說明性騷擾是她主動的，想用道德品行去綁架、污名對方，以引導法官的判斷，讓法官認為這個女孩不够自愛。

“溫柔的反抗也是反抗”

澎湃新聞：在職場性侵案件中，經常聽到“證據不足”的說法，為什麼這一類案件容易證據不足，難點是什麼？

李瑩：它有一個天然的不足，在於（性侵）往往發生在兩個人之間，沒有目擊證人，而且很難有證據，像熊抱、摸，不一定能够留下DNA。

還有，如果有證據，那怎麼證明這個行為是違背你的意志的？最近我剛代理的一個性侵案件，女方是秘書，酒局之後送老闆回飯店。老闆說，你上來我們要談一下工作，她就上去了，結果被性侵了。她小時候也有被性侵的經歷，當時特別害怕自己懷孕，就跑出去買避孕藥。之後老闆擔心她逃，趕緊叫她回飯店。她因為著急吃避孕藥，只有房間才有水，重要資料又都在包裏，她就只能回飯店。回去後是早上4點多，她想回家，又擔心打網約車會出安全問題，不敢走，直到6點天亮了才出去。

主辦檢察官問，你為什麼不馬上走？為什麼去取避孕藥的時候，不去報警還要回去（飯店）？檢察官認為她違背自己意志的證據不够充分。我就說，一個受害人的應對有標準答案嗎？

如果缺乏理念，不去綜合當時受害人特殊的境遇，機械地去套用（法律），那對受害人來講，很難獲得有效的支持。

澎湃新聞：在性侵案件中，受害人容易被騷擾者指控，是自願發生性關係，或者是女孩主動的，你如何看待職場性騷擾中的性同意問題？

李瑩：這不是同不同意的問題，而是說在權力控制關係之下，她（受害人）無法有效地處置自己的性自主權，她沒有辦法說不同意。也就是說，她沒有說yes，那就不能做。

我說一下宋山木的案子，它是非常典型的，這個女孩子在當時的情况下沒有明顯的反抗，最後法院還是認定宋山木構成强奸，是從以下幾點去判斷的：

（編注：受害人劉某是深圳山木培訓中心員工。2010年5月3日，劉某提出辭職。當晚宋山木挽留未果後，提出要劉某到其位於深圳市羅湖區太白路北松泉公寓打掃衛生。隨後宋山木恐嚇劉某並動手脫其衣服，劉某被迫按照宋山木的指令拍裸照。宋山木得知其處於月經期後仍强行與劉某發生性關係。2011年10月14日，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終審宣判，以強姦罪判處宋山木有期徒刑4年。）

首先，雙方不熟悉，並沒有親密關係。很多企業喜歡取花名，宋山木在組織讓他們全部統一副姓黃金，每個人都叫黃金某某。我問宋山木，這個被害人的真名叫什麼？他不知道。本來他是想證明他們之間有親密關係，但是連女孩本名都不知道，何來的親密關係？所以法院認為她（受害人）只是一個普通的下屬，沒有任何其他的親密關係。

第二，受害者處在一個孤立無援的環境裏。當時，宋山木把她帶到一個很偏遠的房子裏，對她說，如果你不聽話，我就把你整死。

第三，女方被性侵以後，覺得噁心。她把所有的衣服都扔了。後來警方在垃圾車起獲了扔掉的衣服。而且，她當時回去以後，跟寢室的人說了，也跟她男朋友說了，表現出的是一種難過、悶悶不樂的情緒。

後來，（針對）這個案子我們還開了一個專家研討會，當時楊大文老師（編注：婚姻法專家、中國人民大學教授）說，“溫柔的反抗也是反抗。”他說，我們不能用傳統的貞潔烈女的標準要求當代女性，必須要拼死反抗才算是反抗。

還有，受害者突然間遭受這樣一個巨大的變故，腦子是空白的，整個人不知所措。一個本來她尊重的人，突然變成了另外一副面孔，她需要時間消化。剛剛說的案子，這個女孩回去以後就到處查知乎，因為她不知道這算不算性侵。之後，她還問朋友、問男友，她男朋友說，這個是啊，你得報警，她才報警。後面她報警比較及時，頭天晚上9點多鐘發生的，第二天差不多6點鐘就報警了。之後反而被質疑，你為什麼沒有及時報警？我們不能要求一個普通女孩，具備像律師一樣的專業能力。

澎湃新聞：醉酒的程度會影響審判嗎？

李瑩：如果說性侵者醉酒是不影響的，不是說因為你醉酒了，就認為你失去判斷能力，給你減輕（罪行）。但是受害人醉酒，如果是（深度）醉酒，不會考慮女方同不同意，因為她已經失去判斷能力，那（發生性關係）就屬於强奸。那如果受害人只是喝了一點酒，意識還比較清楚，就需要舉證說明是不願意（發生性關係）的。

澎湃新聞：你如何看待女性在酒桌文化裏的位置？

李瑩：我覺得酒桌文化是一個陋習，一方面它可能會滋生很多性侵案件，因為醉酒後，她的意識和反抗能力都比較弱，這個時候（性侵者）比較容易得逞。

另一方面是，酒桌文化會讓女性在職場中處於更不利的位置。因為如果女性不能喝酒，一些用人單位就說，為什麼不願意要你，因為女的不能喝酒，不能應酬。如果這個女性能喝，她很受歡迎，但其實這不是說它就被視為一種能力了，喝一些酒，嗲一嗲，弄一弄，可能大單就來了，這實際上是對女性的一種物化。酒桌文化的盛行，會讓女性的職場壓力更大。

刺一直都在

澎湃新聞：為什麼一些受害女性遭受了性侵或者性騷擾，很久之後才報案，這種情況常見嗎？

李瑩：一兩年甚至十幾年後站出來報案都是有的，很多人當時可能因為種種原因就算了，但這件事情一直埋在心裡，這根刺時常紮著她疼。如果這時，別人的勇敢鼓勵到她了，或者她發現還有其他的受害人繼續遭受傷害，那她可能會站出來。

不能否認說有構陷，但是真正構陷的是很少的。之前我看一個其他公開判决的性騷擾案子中的法官說理，那個法官說，現在的社會文化之下，對性騷擾有污名化、對性騷擾受害人仍然存在偏見的情况下，這個人她不會自毀清譽。因為如果是她構陷，她有可能遭受到的反噬更嚴重。這個法官就認為，幾年後報案，沒有證據的情况下，一方說有（性騷擾），一方說沒有，受害人可信度更高。

澎湃新聞：你怎麼看待性騷擾事件中被告被反告名譽侵權的情况？

李瑩：這個情况是讓我很憂心的，她作為被告，同時她還敗訴的話，可能會讓更多的女孩子不敢站出來了。

在性騷擾案件中，名譽侵權一般是針對網絡維權的，等於是指控對方在公開場合捏造、散佈（損害名譽的資訊）。如果是去公安機關報案，去法院起訴，即使證據不足，也不能因為走法律的途徑，反告所謂的名譽權。

其實，我對網絡維權的態度也是很烦乱的。我個人認為，網絡維權不應該是一個常態化的東西，我們應該走司法路徑，直接報案，或者直接提起民事訴訟，如果構成刑事案件，就追究對方的刑事責任，這是一個法治社會的應有之義。

那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網絡維權？

一個是說，她們確實很多時候證據不够，沒辦法尋求司法救濟，通過這樣的管道去發聲也是一種不得已的選擇。

第二個是說，也有人想通過輿論倒逼司法，發現是有效果的。

之前我也有當事人想在網上實名維權，我說你們想站出來揭發，勇氣可嘉，但是網絡是有記憶的，若干年後，大家還能搜得到，可能還會給你帶來意想不到的傷害。還有現實（情况）是，你很可能會面臨的法律風險就是被別人告（侵犯名譽權）。

澎湃新聞：受害女性站出來維權，你接觸後，感覺她們的狀態是怎麼樣的？

李瑩：我用李白的那句話形容：“拔劍四顧心茫然”，就是我站出來了，劍也拔出來了，然後發現我是自己一個人在戰鬥，基本上是無助、惶恐、孤立無援的狀態。

北京源眾性別發展中心2018年做的職場性騷擾案例研究報告，題目叫：打破沉默，拒絕妥協。我們希望所有受害人能够站出來，打破沉默，但事實上到了後面，所有向我們求助的受害女孩，我都是非常尊重她們的想法，我不會說，“你站出來吧。”我知道站出來有多麼難。

澎湃新聞：案件完結後，職場性騷擾的受害者處境怎麼樣？

李瑩：我們很多的性騷擾受害人站出來後，結局並不好，基本上要麼離婚，要麼跟男朋友分手。

我們碰到最極端的例子是，她被性侵了，她的老公剛開始是同情她的，到後面他越來越不能接受，他說：“你為什麼不拼死反抗？”最後，他老公居然去嫖娼，覺得通過這個管道可以減輕內心的不平衡、憤怒，我們的受害人也無可奈何。但即使這樣了，他的內心還不平衡，最後就離婚了。

我們還有一個當事人被領導多次性侵，她的丈夫剛開始也是支持她站出來（維權的），到後面也開始不平衡，他說，你一次就好了，我也能理解你當時沒有辦法反抗，那為什麼你還要多次？他的丈夫年紀比她大一些，是二婚，這個女孩年紀輕，是初婚。他的丈夫居然懷疑說，是不是你就是因為有這件事情，自己不值錢了，所以才找我的。（他）既侮辱了這個女孩，也侮辱了他自己。

性騷擾代表一種敵意的工作環境

澎湃新聞：從偵查角度而言，對於遭受性騷擾的受害者，你有什麼建議嗎？

李瑩：應該從兩個角度來說，一個是我們司法系統、社會支持系統應該更加有力，避免對她們的二次傷害。很多人說我們要去教受害者如何應對。但是，我覺得如果我們的系統不是一個支持性的系統，（受害者）再如何應對，還是沒有辦法得到應有的支持。

其次，對受害人來說，第一，一定要零容忍。一旦發現，必須要採取相應的措施，比如及時地呼救、報警、投訴。

我們前幾年有一個案子是在四川發生的，這個女孩剛入職，她的首長三天兩頭讓她到辦公室討論工作。（事發）那天，也是下班以後又讓她去辦公室，結果對她進行猥褻。這個女孩非常勇敢，她一邊拼命地推，一邊大聲呼救。雖然是下班時間，但是正好有人加班，聽到以後馬上報警了。警詧過來抓了一個現形，最後追究了刑事責任。

第二，一定要有證據意識。（騷擾者）一旦動起了壞心思，騷擾肯定不止一次，你第一次可能沒有防備到，沒有辦法取證，但你之後就留一個心眼，一旦不得已跟他獨處的話，提前把答錄機開上。我們有一個案子就是受害人把答錄機開上，全部錄下來了，這是很有效的證據。

第三，我們要增强敏感度和識別力。好多人不知道自己是被猥褻或性騷擾了，（例如）摸敏感部位、曖昧的眼神，包括持續地說“你好美啊”等等含有性意味的話，得有這個意識。

好多人爭論，飯桌上講黃段子是不是性騷擾。同樣一個黃段子，可能其他女生聽了覺得沒什麼，對她就不構成性騷擾。但是對你來講，是一個特別大的冒犯，那就是性騷擾。很多時候，騷擾者會抗辯，我並沒有想騷擾她的敵意，“其他人聽了都沒事，怎麼對她來說就有事？”要知道，性騷擾不是按騷擾者的動機，而是要考慮被騷擾者本人的感受。

要是發生性關係，即使他說喜歡你，只要你不喜歡他，你不願意做這個事情，哪怕他是你的領導，哪怕他平常多麼道貌岸然，就是强奸。

澎湃新聞：《民法典》第1010條規定，機關、企業、學校等組織應當採取合理的預防、受理投訴、調查處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職權、從屬關係等實施性騷擾。為什麼法律把職場性騷擾防治的義務加在用人單位身上？

李瑩：企業防治職場性騷擾是它天然的義務，為什麼這樣講？職場性騷擾和公共場所性騷擾不一樣，它（職場性騷擾）不僅僅是行為人之間的事情，它是在職場上發生的，代表一種敵意的工作環境，代表的是權力控制，跟職場的物理空間内容是有聯系的。

以前大家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覺得這就是騷擾者自己的事情，跟企業有什麼關係。我們從國外的相關經驗裏發現，如果組織建立了防治職場性騷擾的機制，會有效地减少或者杜絕性騷擾的發生。

現在，我們發現很多企業並沒有意識到要建立這樣一個機制。

事實上，《民法典》規定企業有法定義務，但是並沒有明確企業沒有履行義務後的法律責任。我們做了多起的職場性騷擾案件，都把用人單位也列為被告，但是目前為止沒有獲得支持。我覺得這也是司法實踐當中需要關注的一個問題。現在，很多國家都規定了（防治性騷擾的）雇主責任，而且雇主責任是懲罰性的。所謂懲罰性責任就是，對受害人的賠償遠遠高於受害人的實際損失。我覺得只有加大騷擾者的違法成本，也加大企業的違法成本，才能够更有效抑制職場性騷擾的發生。

澎湃新聞：你認為用人單位要做到什麼程度來防治性騷擾？

李瑩：首先得有一個機制，這個機制應該是通過民主程式去製定、公示，並給員工告知。

其次，在（機制）內容上，應該是一個非常完整的流程，包括預防、投訴、調查、處理等等，建立專門的機构，各個流程對應有相關的原則。不僅有保密、防報復等非常細的保護性原則，同時，還要有對受害人的支持性原則，比如帶薪假，讓她去修復心理創傷，而且也得幫助她去維權。

此外，不光是製定機制，還得去執行、培訓、文宣，比如說在辦公環境中放一些口號海報。還有，辦公室最好是透明的，安裝上監控。它其實一個綜合性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