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種角度看，“改革開放”是時代的轉折，既是“轉折”就預示著坎坷。且不說那段歷史的大環境，單從百姓生活就能窺見一二，其典型代表就是“大鍋飯”的消失；當然，這一舉措極大提高了老百姓的生產積極性，無數人囙此富裕起來，但也觸犯了一部分人的利益，為此引起了諸多“不該發生”的事。

陝西商縣曾發生怪事，警察說是“人口失踪”，民間傳的則是“年獸吃人”；追溯到1983年，商縣各區派出所陸續接到“人口失踪”報案，奇怪的是，失踪的並非預想中的少年兒童，而是身強力壯的“大男人”。乍一看，“人口失踪”似乎算不上什麼大案，但當時卻非常嚴重；當時正處改革開放初期，生產活動比較單一，“男人”幾乎是家庭中的主要勞動力，“男人丟了”的後果甚至能摧毀一個家庭。

還要說明一點，當時沒有手機，“男人”出了門就等於斷了聯系；隨著失踪的人越來越多，警察也倍感壓力，可就是線索突破。簡單來說，到了1985年，當地達37人之多，由於時間拖得太久，許多人甚至失去了希望，最終鬧得流言四起；尤其到了過年前後，城裡打工的人要回家、家裡勞作的人要進城買賣東西，結果因為這事，即便“大男人”都不敢出門了。

也不知是誰謠傳，說“年獸又出來吃人了”，一時人心惶惶，整個縣的鞭炮都賣缺貨了；這裡單說商縣境內有個葉廟村，村裡有對兄弟養了幾頭猪，雖然也聽說了“年獸吃人”這事，可眼看家裡的飼料不多了，幾番商議後還是决定結伴進城。進了城一切還算順利，但兩人不可能一直在一起，就分開那麼一會兒，哥哥“杜長年”就找不到弟弟了；再次強調一下，這對兄弟可不是小孩，兩人均是中年人，家裡的頂樑柱，難道又丟一個“大男人”？

當然，已經八十年代了，“年獸”也僅限於謠傳，杜長年肯定不相信弟弟被“怪獸吃了”；尋找無果後，杜長年怕弟弟先回家了就趕緊騎著自行車往家趕，或是太過著急，路上車鏈子掉了，幸好離熟人家不遠，杜長年就推著自行車上門尋求幫助。交談中，杜長年也從熟人處得到一個資訊：曾有人拿著“條子”（欠條）找弟弟；杜長年馬上聯想到“謀財害命”，於是顧不上修車，趕忙跑到派出所報案。

後經過一番偵查，警方鎖定了一個叫“龍治民”的人，並多次暗中觀察此人；這裡說明一下，當時警方並不相信“龍治民”是嫌疑人，因為該人看起來矮小老實，附近人除了說他懶之外，也沒有更多微詞。再看“龍治民”的家，一副破敗的樣子，屋裡就他兩口子，其媳婦患有精神病，瘋瘋癲癲沒有勞動力；說這樣的人有作案嫌疑，著實有點難以相信，但調查工作還是要進行的，警察人員找到龍治民詢問“杜長年”弟弟的下落。

最初，“龍治民”顧左右而言他，這也引起了警詧的懷疑；就在此時，屋裡沖出他的“傻媳婦”，一會兒說“屋裡沒東西”，一會兒又說“水紅紅的”。本來警詧沒把“龍治民”與人口失踪案聯系在一起，但聽“水紅紅的”不覺緊張起來；有警詧不顧龍治民的阻攔徑直沖進屋內，一股惡臭撲面而來，後面的發現就不用多說了。更為巧合的是，當地也有“男人”失踪；聽說警詧來調查，於是趕來提供線索，兩者疊加，龍治民的嫌疑更大了。

至此，龍治民仍舊不承認與“失踪案”有關係，直到警詧在其家中草垛內找到兩具屍體，其中就有“杜長年”的弟弟；這下證據確鑿，龍治民無可抵賴，反而微笑著坦然承認，由於案件複雜，這裡僅簡單描述。“龍治民”身材矮小，再加上沒讀過書，經常受同齡人欺負，這讓他變得性格十分孤僻；尤其娶了患有精神疾病的媳婦後，心理更不平衡，當年吃大鍋飯還好，改革開放後“自力更生”讓他更覺得不公平。

此後，警詧審問龍治民與多少失踪人口有關，結果連龍治民自己也說不清楚；沒辦法，警詧在其家進行了地毯式搜查，居然發掘出48具遺體，這在當時可謂“全國大案”。這裡有個關鍵點，前面說了“截止1935年，商縣失踪37人”，可在龍治民家卻發現了48具遺體；兩組數據之間相差“9人”，這些人都是誰呢？直到今天，案件仍在調查中。

簡單來說，警方從龍治民家中搜出15張存折，金額共計533元，當時可是筆鉅款；除此外還有3.13元現金，糧票73.5斤，手錶4塊等贓物，對此龍治民供認不諱。說到這或有朋友問“龍治民為什麼殺人？”這也是警方不理解的問題，如果按龍治民的供述：他說自己是為國除害的“大俠”，專殺對社會沒用的人；他還有“三不殺”，一不殺國家幹部，二不殺勞動人民，三不殺科技人員。

很明顯，48名死者中絕大多數都是家庭中的主要勞動力，所謂的“不殺勞動人民”純屬子虛烏有；警察通過各方調查總結得出結論：“龍治民”生性懶散，對改革開放抱有極大的抵觸心理，尤其在“自力更生”的推動下，龍治民看著越來越多的人用雙手富了起來，心理更加扭曲。所謂的“為國除害”，不過是龍治民臆想中的一種絕對公平的狀態；說到這或有朋友又問“死者都是身強力壯的大男人，身材矮小的龍治民怎麼會輕易得手？”

這裡有個細節，龍治民面相老實，身材矮小，理論上實施犯罪有一定困難；但也要考慮到福斯心理，或許正是龍治民“老實，矮小”的特點蒙蔽了他的危險性，後面的事情就不多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