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李永晶

編輯丨吳酉仁

豐臣秀吉（1536—1598）在日本歷史上地位很特殊，後世的很多歷史學家認為他是一個“戰爭狂人”，患上了“妄想症”。

很多人初次聽他的一些事蹟時，也的確會感到震驚。比如，他曾計畫征服大明王朝，定都北京，然後將北京周邊的疆土分封給跟隨他的武士；他還揚言要征服印度。他不只是想想而已，還真將這一計畫付諸實施。1592年發動侵略朝鮮的戰爭，就是他實施計畫的第一步。所以，有人聲稱他是圖謀侵略中國的始作俑者。

這些說法中包含著事實和對事實的部分認知，但還遠遠不是歷史的真相。我們有必要重新理解一下秀吉圖謀北京這一政治意志的來龍去脈，進而確認他在日本的自我意識演化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佔據的位置。

從日本的角度來說，豐臣秀吉非但不是戰爭狂人，還是一比特大英雄，“永遠是日本國的英雄”。他精於韜略，所作所為堪稱日本自古代以來國家欲望——亦即大陸欲望——的反映，或者說，是這個國家精神自我實現的重要一步。

從15世紀中期開始，作為日本實際中央政權的幕府——此時為足利尊氏於1336年創建的“室町幕府”，第十五代將軍足利義昭（1537—1597）時最終滅亡——大權旁落，各地大名相互割據、彼此征伐不斷，日本進入了歷史上的“戰國時代”。豐臣秀吉活躍的時代，其實已經到了戰國時代的末期，也就是16世紀的晚期。這位豐臣秀吉就是結束日本戰國時代的關鍵人物。

我們先略微看一下此時世界的整體狀況。從15世紀後期到16世紀末，世界正處於巨變時代。我們耳熟能詳的歐洲宗教改革、新航路的開闢、世界貿易的展開、基督教的世界傳教等等，都發生在這個時代。16世紀後期的中國，大致處於明朝的神宗萬曆年間。這個時期，騷擾帝國東南沿海近兩個世紀的倭寇得到了平定，商品經濟、思想文化都處於高度繁榮和開放的狀態。

秀吉並非等閒人物，他對於這些世界史級別的事件，可以說都了然於胸。當然，秀吉也不是從天而降，突如其來，而是很多歷史因素共同造就而成。實際上，他出身卑微，身材瘦小，容貌醜陋，綽號“猴子”；他只是憑藉著過人的謀略和异常的勇武，加上風雲際會，才成為改寫歷史的大人物。

在這些條件中，最值得重視的是他跟對了人。他加入了一比特名叫織田信長（1534—1582）的大名的部下，從最低微的位置逐步上升為主將。織田信長也是日本戰國時代末期的著名武將，率先提出了“天下布武”，也就是用武力統一天下的口號。織田信長有著雄才大略，但為人兇悍殘忍，得罪了手下一比特叫明智光秀的大名。結果，在一次重要的征戰途中，光秀發動叛亂，在京都的本能寺殺害了織田信長，這就是發生在1582年的有名的“本能寺之變”。

事變導致了秀吉的上位。秀吉取得了織田信長的繼承權之後，足智多謀的本領得到了全部的發揮，最終在1590年結束了日本持續一百餘年的軍閥混戰局面，完成了國家的統一。在日本歷史上，這個時代被稱為“安土桃山時代”（1573—1598或1568—1600），又被稱為“織豐時代”。

在重建國內秩序過程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他重建了天皇的權威。在此前一個多世紀的內戰中，這個源遠流長的皇家體系完全不被戰國群雄所重視，與足利家族的幕府同樣處於衰敗、接近崩潰的狀態。秀吉在穩固了自身的霸主地位後，迅速在京都大興土木，重新修繕了皇室破敗不堪的宮殿。另外，他還恢復了被織田信長極力打擊、破壞的佛教體系，表達了他尊重、回歸傳統的政治意識。

在後世的歷史敘事中，有人認為同他的國內統一與海外征討相比，他最重要的功勳就是護衛了皇室的尊嚴。因為這些表現，天皇賜給了秀吉“豐臣”這一表達尊貴的姓氏，並將最高的“太政大臣”這一頭銜也頒發給了他。中國傳統政治思想與實踐中有“挾天子以令諸侯”的說法。其實，“天子”即便失去了實際統治的權力，依然是“權威”的代表，是一種“軟實力”，意義不容小覷。豐臣秀吉尊皇的做法又為隨後取而代之的德川家康繼承，日本的皇統得以延續下來。

秀吉實現了一統天下的政治抱負後，並未“刀槍入庫，馬放南山”，因為他說的“天下”並不僅僅指日本。事實上，國內秩序重建甫見成效，豐臣秀吉就表達了投鞭渡海、問鼎中原的宏大志向。這一點和東亞大陸上群雄逐鹿時的情形非常類似，他要進軍大陸。其實，早在為織田信長進行日本西部征討時，他就將自己的志向投向了東亞大陸。比如，當織田為鼓勵他出征，允諾事成後將贈與他土地時，他留下了這樣的說法：“君欲賞臣功，願以朝鮮為請。臣乃用朝鮮之兵，以入於明，庶幾倚君威靈，席捲明國之兵，合三國為一，是臣之宿志。”這就是說，他要降服朝鮮和中國。秀吉性格直率，如此表達出的“宿志”，堪稱不是虛言。

當然，孤證不立，只有一條證據說明不了什麼。由於秀吉的“宿志”關乎我們試圖揭示的日本的國家欲望，我們這裡再舉幾個例子。

據記載，秀吉在1585年出任“關白”（相當於攝政）後，即表達了征服明朝的意願；1586年，他在給一個軍事盟友的通告中又說：“予將申大志於中國。”同一年，他還向一比特耶穌會傳教士傳達了同樣的意向。時隔一年，在接替織田信長的地位後再次西征、完成九州平定時（1587年），他在給妻子的信中再次提道：“以快船遣使高麗，命其臣服日本內裡，否則來年以成敗相見。至於唐國，於我等有生之年，當入掌中。”這裡說的“唐國”，指的是明朝中國。其實，在平定九州之前，他就訓示部將，要準備“朝鮮渡海，征服大明”。1588年，秀吉要求琉球王國服屬朝貢；1590年，他進一步要求琉球充當征服明朝的先鋒。

他的朋友、天主教耶穌會會士路易斯·弗洛伊斯（Luis Frois）也留下了和秀吉的一次談話記錄，可以旁證秀吉的志向。秀吉的大意是說，當他達成征服整個日本時，就會轉向征服朝鮮和中國，而且，“即便出師未捷身先死，他也不會介意，只要將來會稱他為敢於從事此大業的第一個日本主君”。1590年，他採取了進一步的行動，致書朝鮮國王，要求朝鮮充當征服明朝的先鋒。國書中有如下聞名後世的說法：

秀吉鄙人也，然當其在胎，母夢日入懷。占者曰：“日光所臨，莫不透徹，壯歲必耀武八錶。”是故戰必勝，攻必取。今海內既治，民富財足，帝京之盛，前古無比。……吾欲假道貴國，超越山海，直入於明，使其四百州盡化我俗，以施王政於億萬斯年，是秀吉宿志也。凡海外諸番後至者，皆在所不釋。貴國先修使幣，帝甚嘉之。秀吉入明之日，其率士卒會軍營，以為我前導。

從這一系列的言行來看，秀吉欲征服大陸的想法，並不是一時的心血來潮，而是他長久以來就有的志向，也就是他說的“宿志”。那麼，秀吉這樣宏大的“宿志”或曰抱負，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1591年，秀吉的朝鮮通信使景轍玄蘇曾私下裏對朝鮮通信副使金誠一說，明朝禁止與日本的朝貢貿易，這使得秀吉懷恨在心，動了征討的念頭。囙此，他希望朝鮮能從中斡旋，協助日本重開和明朝中國的貿易之路。這位信使還威脅說，當年高麗帶領元軍攻擊過日本，如果朝鮮能幫助日本“假道入明”，秀吉將不計前嫌，不對朝鮮進行報復。這些虛虛實實的外交辭令，透露出一些經濟方面的考量。

還有歷史學家將秀吉隨後發動的侵略朝鮮的戰爭，解釋為由於出身低微而要獲得名譽的補償心理。此外，也有歷史學家認為，秀吉侵朝行動是出於維護國內秩序的需要，也就是將國內過剩的兵力投向海外。但這些解釋都低估了秀吉的“宿志”，只能說是一種表面觀察。

事實上，當秀吉說要“統一天下”、“平定天下”時，他不是在喊口號，而是在有條不紊地實行著自己的計畫；他的“天下”觀念最初就超越了日本一國之內，指向了世界。至於他的設想，諸如“自遼東直襲取北京，奄有其國，多割土壤，以予諸君”等等說法，與其說是戰爭的目的，不如說是戰爭動員的口號。在前面提到的致朝鮮國王的國書當中，他宣稱自己是母親“夢日入懷”而生，正是模仿漢武帝劉徹母親“夢與神遇”而誕生的神話故事。這或許是他更深層的欲望的表達。秀吉意在表明自己是“太陽之子”，為一統東亞世界作觀念上的準備。

當物質力量準備就緒後，1592年3月13日，秀吉下令渡海征討朝鮮，日本史書中的“文祿·慶長之役”、朝鮮史書中的“壬辰倭亂”、中國史書中的“萬曆朝鮮戰爭”由此爆發。此時，秀吉總共出動九路大軍，總人數將近十六萬。這年5月，朝鮮王國的首都漢城陷落，秀吉向養子、時任關白的豐臣秀次表達了征服明朝後的構想，其中包括讓後陽成天皇以及秀次移居北京、秀吉自己定居寧波，同時要求琉球、呂宋（菲律賓）等朝貢，並最終征服天竺（即印度）。顯然，這是一個規模宏大的戰畧。

由於朝鮮水軍和明朝援軍的奮勇抵抗，秀吉的超大規模軍團雖然佔領了大部分朝鮮的國土，但在軍事上並未取得决定性的勝利。1593年7月，中日雙方開始議和；秀吉提出的主要條款包括迎娶明朝皇女為天皇後妃、將朝鮮半島南部的四道（大約半島的一半）割讓給日本、朝鮮國王永世臣服日本等。這些當然是妄想，自然遭到了明朝中國的拒絕。經過反復的外交談判之後，明神宗派遣册封特使於1596年（萬曆二十四年）9月進入大阪城，向秀吉贈送服飾、王冠、金印、誥命等，册封其為“日本國王”，同時加封日本重臣四十名。

由於入主中原是秀吉的宿志，受封“日本國王”並未讓他獲得實利，他當然不肯善罷甘休。1597年，秀吉重新組織總數超過十四萬人的大軍，再次發動侵略戰爭，日軍與中朝聯軍的戰況呈現出胶著的狀況。第二年8月，秀吉突然撒手人寰。他的接替者不得不將軍隊全部撤回日本國內。這場實際持續了七年的戰爭正式結束。

關於豐臣秀吉圖謀北京，後世的很多歷史敘事到這裡也就結束了。但我們有必要更進一步，透過這些歷史表像去觀察更深層面的東西。

從世界秩序的視角來看，戰爭引發了一系列重大後果。明王朝為維護東亞朝貢—册封體制，出兵援朝，結果造成了沉重的財政負擔，引發了國內的各種衝突；不到半個世紀，王朝就在內憂外患中走向了滅亡。這一時期正是世界格局發生巨變的時期，東西兩種文明開始發生碰撞和交流。在晚明時期，中國的知識份子與同時代的歐洲知識份子已經有了很多的聯系。比如，大名鼎鼎的基督教傳教士利瑪竇（1552—1610）就和明朝的著名學者、政治家徐光啟（1562—1633）、李之藻（1564—1630）、楊廷筠（1557—1627）有緊密的交往，這三人最終也都皈依了基督教。通過這些交流活動，中國的士大夫們接觸到了開普勒、伽利略等當時歐洲著名科學家的學說和理論。很遺憾的是，這個向世界開放的過程因各種原因而走向了沒落，其中之一無疑就是明朝的覆滅。

與此相對，日本出兵朝鮮，挑戰中華王朝，試圖建立以自身為中心的朝貢—册封體制，這一歷史經驗進一步強化了日本對朝鮮半島及大陸綿延不絕的欲望。事實上，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迅速製定了侵略朝鮮和大陸的政策，可以說就是豐臣秀吉征服中國計畫的翻版。這是一個如此忠實的翻版，以至於我們不能簡單地把它視為偶然，而應認為其中有著一以貫之的邏輯。重要的是，當兩種同型的欲望相遇時，動用硬實力的戰爭就無法避免了。

囙此，秀吉圖謀北京這件事與其說是他個人的妄想，不如說是日本國家欲望與民族精神的呈現。日本從古代時就形成了和中華帝國同型的“大國”意識，也就是日本版的天下意識。到了戰國時代，秀吉借助武力統一日本的東風，試圖一舉實現成為大國的夙願。正因如此，江戶時代的儒者賴山陽（1780—1832）在其著作《日本外史》中對秀吉讚譽有加：“使太閣生於女真、靺鞨間，而假之以年，則烏知覆朱明之國者不待覺羅氏哉！蓋其為人，酷肖秦皇、漢武，而雄才大略遠出其右。”順便一提的是，1829年刊行的這部《日本外史》在明治維新前後大為流行，正是這些說法與國家欲望發生共鳴的一種表像。

在秀吉的侵朝軍中，日本的“神國意識”也在發揮著潜移默化的作用。比如，在日軍取得“臨津江之戰”的勝利後，當時的戰記《高麗日記》就將歷史上神功皇后“三韓征伐”的故事——實質是神功皇后動員諸神討伐朝鮮的傳說——與戰場記錄重疊在一起。事實上，在出征朝鮮之前，“日本是神國”這一觀念就在當時的武士、從軍僧侶當中廣為流傳，成為侵略朝鮮的一種意識形態。

那些在歷史上留名的大人物，無論他們的外在言行看起來多麼不可思議，實際上都是民族深層精神的展現，或者說是民族精神的代理者。從這個角度觀察一下當下世界主要國家的政治家的言行，就會發現他們萬變不離其宗，都在忠實地呈現著各自的民族精神。如果把民族精神、民族欲望比喻為地下的流水或地殼下湧動的熔岩，那麼，所謂的英雄人物就是沖出地表的噴泉，就是火山的爆發。如同這些自然現象改變了地表面貌，歷史人物也會深刻地改變人們的生活。

（來源：騰訊新聞）

本文節選自《變异：日本二千年》，李永晶著，一頁folio|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1年出品，已獲授權。有刪節，標題系編輯所擬。

作者簡介：李永晶，日本研究學者，東京大學博士，曾旅日十年，現為華東師範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