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中央紅軍歷經兩萬五千裏長征，成功到達陝北根據地後，面對异常嚴峻的革命形勢。為解决紅軍的生存與發展問題，黨和紅軍面臨著新的抉擇。

當時，中央紅軍雖然找到了一塊立足之地，但各方面的困難仍然很大。一是紅軍的力量比較弱小，根本不足以進行大規模的革命戰爭。尤其是中央紅軍剛剛經歷過長征，不僅減員嚴重，而且士氣匱乏，要讓這樣一支“疲軍”去作戰顯然不切實際。

其次陝北革命根據地雖有廣大的革命版圖，但人口稀少一直是硬傷。四萬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有四十餘萬人口，就算紅軍再怎麼能征善戰，兵源補充也是大問題。而陝北地區經濟落後又嚴重制約著紅軍的發展，正因為如此，一些國民黨報紙曾幸災樂禍的斷言：“如果紅軍能在那裡生活下去，那將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確實，當時紅軍面臨的壓力是空前絕後的，連物資補充都成了問題，那還怎麼跟敵人鬥爭呢？

與此同時，自九一八事變以來，蔣介石政府一意孤行，奉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重新調集大軍對紅軍展開圍剿。面對民族危亡的艱難困境，中國工農紅軍在偉人的帶領下走出了一條新路。

1935年12月中下旬，中央在瓦窑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偉人全面分析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可能性，同時明確指出紅軍應向山西地區發展，以求得蘇區的鞏固和紅軍本身的擴大。瓦窑堡會議以後，關於發動紅軍進行東征的决定提上了日程。

實際上，紅軍發動東征戰役有著堅實的社會基礎。20世紀30年代初期，晋西紅軍遊擊隊和紅二十四軍的建立，在山西人民群眾中影響深遠，而山西獨特的地理優勢更是讓其成為發展紅色勢力的必選之地。

與陝北的貧瘠落後不同，山西經過閻錫山多年的經營，經濟發展和民生事業在全國處於前列。再加上閻錫山在境內大力推行教育事業，可以說如果黨和紅軍向山西地區發展的話，紅軍面臨的諸多困境都可得到有效解決。

從現實角度來看，中央的“經營山西”戰畧完全建立在客觀現實的基礎上。1936年1月10日，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集中討論東征山西方針的可行性。與閻錫山軍隊相比，紅軍優勢頗多，既能打運動戰，又有地方幹部和當地人民的配合。由此可見，中央“經營山西”戰畧，是建立在客觀現實基礎上的，並不是倉促準備的臨時舉措。

1936年2月18日，中央簽發東征山西的命令。2月20日，集結好的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正式發起東征戰役，很快就突破了閻錫山精心佈置的黃河防線。紅軍進入山西後，發展順利，接連取得關上、蓬門等戰役的勝利，為之後大部隊進入山西打下了良好基礎。

東征紅軍的節節勝利，讓閻錫山部非常恐懼。為擺脫紅軍的追擊，閻錫山不得不向蔣介石求援，這正中老蔣下懷。老蔣正準備找藉口介入山西局勢，而閻錫山的求助恰逢其時。於是，蔣介石命令陳誠率十個師進入山西，幫助閻錫山圍剿紅軍。此外，陝南的楊虎城、張學良部也伺機而動，企圖對紅軍形成前後夾擊之勢。

面對這種危險局面，如果我軍繼續堅持，勢必會擴大戰爭規模，同時孤軍奮戰也很難獲得進展。基於此種情況，中央决定退出山西，準備東渡。紅軍的及時會師東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它不僅在政治上避免了一場大規模的內戰，而且還在軍事上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另外，從國情方面考慮，紅軍的揮師東渡顯然是符合當時複雜局勢的。

紅軍東征歷時75天，轉戰山西50餘縣，播撒了革命的火種，使中國革命的光輝籠罩到黃河流域。儘管暫時沒有達到預期效果，但紅軍東征的現實意義卻極為深遠，它充分證明了偉人“經營山西”戰畧的遠見卓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