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罕見的PIK3CD突變,被湖北男孩遇上,媽媽含淚講述痛心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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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過去這段時間,真的對不起你和孩子,我現在回來了一定好好對你們。”聽到他的話,我嚎啕大哭,似乎要把這兩年受到的所有委屈都一一哭出來。我叫王立姣,湖北潜江人,今年41歲,是一比特單親媽媽。我的孩子名叫陳子函,今年8歲,在他出生3個月後便一直生病,且久治不愈。直到2018年3月,他才被最終確診為免疫缺陷病。2018年3月,子函的基因檢測結果終於出來了——免疫缺陷病,這是2013年才被發現的原發性免疫缺陷罕見病。

“過去這段時間,真的對不起你和孩子,我現在回來了一定好好對你們。”孩子爸爸回來時跟我說了這些話。聽到他的話,我嚎啕大哭,似乎要把這兩年受到的所有委屈都一一哭出來。

我叫王立姣,湖北潜江人,今年41歲,是一比特單親媽媽。在孩子生病後,我和孩子爸爸離婚了。現在他終於回來,帶著他的歉意與愧疚。孩子爸爸跟我表示:現在他回來了,準備和我一起面對未來的考驗。

我的孩子名叫陳子函,今年8歲,在他出生3個月後便一直生病,且久治不愈。直到2018年3月,他才被最終確診為免疫缺陷病(PIK3CD突變)。這種病十分可怕,它不僅折磨著我的孩子,也折磨著我們整個家庭。

(圖為孩子小時候照片)

2013年3月13日子函出生,他快滿100天的時候突然生病了。開始只是發燒咳嗽,掛了呼吸內科被診斷為嚴重性肺炎,住院20多天,肺部還有拇指大的一塊陰影無法消除。子函8個多月時因為肺炎再次住院,後來每隔一段時間他都會咳嗽。到了2歲多的時候他突然大便帶血,治了兩個多月也不見好轉。

此後,子函的咳嗽從未停止,一年365天不分白天黑夜地咳,還常常伴有發燒。醫生也只是建議我們住院治療,好一點了就讓出院,如此反反復複。我記得2017年11月,子函在家裡又發燒了,吃藥和物理降溫都沒有用,我便帶著他去了醫院。到醫院掛完急診,才發現自己當時身無分文。情急之下,我蹲在醫院外的天橋上大哭。幸虧好心人多,他們給我捐了四五百元,才讓孩子順利入院。

2017年,一次偶然的機會,我與一比特病友聊到孩子的病情,病友建議換個科室。於是我掛了武漢同濟醫院專看疑難雜症的消化感染科,接診的教授對子函的免疫功能產生了懷疑,強烈建議我給孩子做個基因檢測。我沒敢大意,立即讓醫生給孩子采血,當天下午子函的血樣就送到了北京。

2018年3月,子函的基因檢測結果終於出來了——免疫缺陷病(PIK3CD基因突變),這是2013年才被發現的原發性免疫缺陷罕見病。更讓我感到絕望的是,在孩子確診後,我和孩子的爸爸的衝突越來越多,最終選擇了離婚。屋漏偏逢連夜雨,我當時就覺得:現在只剩下我和孩子相依為命了。可是那時我沒有多少時間來傷心,因為孩子的病情越來越嚴重,我必須得先承擔起一個做母親的責任。

2018年6月底,子函高燒39度多,當時是淩晨3點,所有的藥都用了,高燒不但沒退,反而上升到41度多。當時醫生採取了很多降溫的辦法:酒精擦身沒作用,冰塊不起作用。這樣的情况太危險,孩子被緊急轉入了重症監護室,那時候我已經拿不出錢來了。沒有辦法的我只能在病房門口嚎啕大哭,看著醫生和護士不停地進出病房,而我卻什麼都做不了。

那是我人生中過得最漫長的一夜。子函當時的情况危急,醫生只能給他上激素藥用來退燒。後經醫護人員全力搶救,子函總算從鬼門關被救了回來,可高燒還是未退,因為用藥的原因,他的肚子漲得像個皮球,脾肝和淋巴結也開始腫大。隨後醫生找我談話,建議我們去重慶或上海去找治療免疫缺陷的專家。

(圖為孩子)

2018年8月,我帶著子函去了重慶醫科大學附屬兒童醫院,之後醫生卻建議我們去上海復旦大學附屬兒童醫院看看。

上海的醫生給出了兩個治療方案:一是長期服用雷帕黴素和定期注射丙球;二是幹細胞移植。同時醫生還跟我說:“要想根治就必須做幹細胞移植,可孩子的這個病目前國內還沒有移植成功的案例,風險很大,如果術後產生排异反應人就沒了。所以,不建議移植。”

後來我决定還是根據醫生的建議:採取靶向治療的方法。

(圖為子函在吃藥)

我帶著孩子回到了家裡,過上了每隔一段時間就要到武漢同濟醫院住院輸丙球的生活。藥量隨著孩子的成長不斷加大。我們每兩到三個月必須到上海復旦大學附屬兒科醫院複查。

雖然得益於當前的好政策,子函每個月輸丙球通過醫保通路花不了多少錢,但是孩子這樣的病,極易引發感染。每次感染都是高燒,情况危急,每次都要花去7、8千元。之前為了給孩子治病,我向周圍的親戚朋友已經借了十幾萬元。孩子爸爸離開後,我一個人帶著子函在他讀書的小學旁邊擺小吃攤賴以為生。可是賺來的錢,僅夠我們娘倆生活的。

(圖為我在學校旁邊賣小吃時的照片)

雖然日子很苦,但子函聰明懂事,倒也讓我安慰。記得有一次,我帶著他去醫院複查。走到門口時,我看到旁邊一個阿姨脖子上戴著條漂亮的項鍊。我的眼神沒有停留多久,但還是被子函捕捉到了。子函跟我說:“媽媽,不用羡慕別人,等我長大了,我給你買項鍊,買漂亮衣服。”聽到孩子的話,我淚如雨下。

那時起,我便有了徹底治癒孩子的想法,於是開始考慮為他移植。沒有錢,我就到處“求人”,最終於2020年,通過愛心人士和基金會的幫助,孩子迎來了進倉移植的機會。可在做骨髓配型的時候,我們卻沒有找到合適的供體。萬般無奈之下,我抱著試一試的心態撥打了孩子爸爸的電話。因為醫生說孩子與他爸爸或許能够配型成功。

這次讓我感到意外的是,電話居然打通了。我跟孩子爸爸介紹了一下當時的情况,他很快就同意了我的請求。沒過幾天,孩子爸爸就從外地來到了我和孩子身邊。他真誠地跟我和孩子道歉,他說:“我愧對你們母子倆,我這次也想通了,無論後面結果如何,我們都一起面對。”

這一次,為了我的孩子,我選擇了原諒他。2020年8月,孩子爸爸和孩子的骨髓配型結果出來了:相合六個點,符合做移植的條件。我和孩子爸爸找親戚朋友東拼西湊借了10萬元,帶著孩子來到了武漢準備做移植。可是來到醫院後,卻發現處處都要花錢:孩子做檢查、買藥、租房、吃飯。短短的時間下來,這筆錢也很快就花沒了。

(圖為子函)

可是我們倆的想法卻非常的堅定統一:無論如何都要救我們的孩子!

2021年5月19日,子函正式進入移植倉。這一次孩子選擇了爸爸陪著自己。小小的子函真的特別懂事,我知道他這是想用這樣的方法讓爸爸留在自己身邊。孩子在移植艙內的日子不好過,在入倉的第二天,他就吐得特別厲害,血氧也開始降低。

後來醫生找我談話,意思是:孩子現在反應這麼大,害怕孩子到了後面會堅持不住。聽到這個消息時,那種絕望無助的感覺又壓了過來,讓人窒息。在我和孩子爸爸商量後,最終還是决定賭一把,堅持讓孩子做下去。我們一路跌跌撞撞都走過來了,現在就差這一步,無論如何都要咬牙堅持下去。

現在孩子和他爸爸在移植倉內“苦戰”,我在外面負責後勤。每天我都精心地準備飯菜,做好後送到醫院,可是孩子吃得卻很少,看他這樣,我心裡別提有多難受了。

我們一家人就像是在黑夜裏摸索著前進,現在正處於最黑暗、最寒冷的階段。但我相信只要熬過這一關,美好燦爛的陽光一定會再次照進我們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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