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12日夜，此時已經是油盡燈枯的陳佈雷，留給隨身副官最後一句話：“讓我安靜些”。緊接著，便寫下了一系列的遺書，並服下了大量的安眠藥，第二天就再也沒有醒過來！

最終留下11字遺言：“沒有意義的生命，留之何用”，弃世而去。

陳佈雷，1890年出生於浙江寧波，原名陳訓恩，字彥及，筆名布雷、畏壘。

1911年，陳佈雷從浙江高等學堂畢業，同年在上海的《天鐸報》當記者，並開始以“布雷”為筆名寫作評論。1920年，陳佈雷趕赴上海，先是在商務印書館編譯《韋氏大學字典》，後來又擔任《商報》的主編。

經過十餘年的打磨，陳佈雷可以堪稱是一支活的筆桿子，才思敏捷，妙筆生花。後來被蔣介石看中，招入麾下，擔任侍從室第二處主任等職，專門負責撰寫各種公文文告，成為蔣的“首席秘書”、“文膽”。

如果說蔣介石在“武功”上離不開陳誠，即所謂的“中正不可一日無辭修”，那麼在“文治”上則是離不開陳佈雷，即所謂的“中正不可一日無布雷”。

陳誠、陳佈雷，這一武一文，又同為老鄉，成了蔣介石的左膀右臂。

當然，這並不是筆者隨意添加上去的，在張治中後來的回憶錄中，就有兩節內容專門說到了這兩個人，且標題更是驚人——《一個武將——陳誠》、《一個文人——陳布雷》。所以由此可見，這兩個人在蔣的心中地位有多高！

但陳佈雷畢竟是文人，他的一生永遠都離不開一個“文”字，他“因文而生”，後又“因文而死”。

關於陳佈雷的死因，有一些人則認為這是他對老蔣的“屍諫”。但其實不然！

隨著我軍的不斷勝利，國民黨軍隊已經猶如秋後的螞蚱，加上其內部的腐敗，此時的蔣政府已經是危機四伏，人心渙散。而就在此危急時刻，陳佈雷曾給老蔣諫言道：“趕快收拾人心，只有這個機會了。”

然而事實證明，蔣並沒有聽進去。相反，在1948年10月下旬的時候，國民黨最高當局還讓他寫一篇《總體戰》的文章。然而面對前方的軍事潰敗，後方的民心思變，此時的他，根本無從下筆。

最重要的是，此時的陳佈雷已經是形容枯槁，根本無力寫什麼《總體戰》，囙此有學者也懷疑這篇難產的文章，成了壓倒他的最後一根稻草。總而言之，陳佈雷之死，並不是對蔣介石的什麼“屍諫”。

那麼，又是什麼原因呢？

根據相關學者的研究表明，陳佈雷自殺的根本原因，就是典型的重症抑鬱症。這一點，我們可以從陳佈雷生前寫的一些書籍、文章中找到答案。

在陳佈雷的文章中，出現了很多關於“神經衰弱”、“腦力益壞”等詞語，而這些，恰好就是重症抑鬱症的突出表現症狀。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他常常感覺到“萬念俱灰”，“自殺”的念頭反復在腦海中出現。比如在他的一篇名為《十一月十一雜記》中就有寫道，他有“自暴自弃而自了”這個念頭，且‘不知萌動了多少次了，每逢心裡痛苦的時候，常常有‘終結我的生命吧’的念頭’。

不僅如此，在而後的多篇雜記和文章中，皆有類似的現象出現。

此外，還有嚴重失眠，翻來覆去就是睡不著。其實，陳佈雷患有失眠症已經多年了，而每次失眠，須得依靠安眠藥才能入睡。

這一點，其治喪委員會就曾提出報告稱：

“布雷先生素患神經衰弱，以致常苦於失眠，每夜必服安眠藥三片始能入睡，有時於夜半醒來，再服數片，始能略睡。”

而除了這些表現之外，還有很多，比如胃裡難受，吃不下去飯；拖遝疲憊，害怕社交等等。而這些症狀，恰好就是患有抑鬱症的表現。

抑鬱症一般來說跟基因、脾氣秉性、外部壓力等因素有關。那些擁有高知識、高水准的社會精英，恰好就是抑鬱症的高發群體。而對於那些責任心極强、且敏感多思的完美主義者來說，更是極易患上抑鬱症。

但從根本上來說，抑鬱症本身就是一種心理疾病，而並非是什麼不治之症，只要配合正確的醫學治療，對症下藥，完全可以獲得康復。

但無奈，由於時代等各種因素，陳佈雷並不能接受到這些治療，因而最終遺憾地離去。

所以我們最後可以簡單總結一下，陳佈雷之所以自殺，並非是想對蔣介石進行什麼“屍諫”，而是因為他患有重症抑鬱症，再加上外部壓力的層層緊逼，最終讓他不堪重負，只能選擇以自殺的方式，來結束自己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