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吳桐

  元宵節，在上海芭蕾舞團排練廳裡第一次看《百合花》排練，編劇王安憶感到很“意外”。

  原創芭蕾舞劇《百合花》根據王安憶的母親、作家茹志鵑同名短篇小說改編。小說於1958年發表在《延河》上，全文只有5000多字。它講述了通訊員、新媳婦、文工團女戰士3個不同身份、不同性格、不同生活背景的人物因“借被子”這件小事產生的交集，展現戰爭年代的人性之美。

  “這部小說，故事情節非常簡單，要把它變成一部芭蕾舞劇，需要大量內容去充實，令我意外的是，現時在排練廳裡的呈現已經非常豐滿，非常生動。”王安憶說。

  《百合花》是上海芭蕾舞團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周年創作的紅色題材作品，由多次榮獲“五個一工程”獎、文華獎、荷花獎的編導王舸執導。

  這個簡單而久遠的故事，如何被改編成一部芭蕾舞劇，讓那朵百合花在今天的觀眾心中重新綻放？

  最困難的地方，處理得最生動巧妙

  受邀擔任《百合花》編劇，王安憶答應得很乾脆。“母親1998年去世，20多年的時間不長，但世界變化太快。我很感動，大家沒有忘記這部如此久遠的短篇小說。”

  據茹志鵑在《〈百合花〉的寫作經過》中的記載，小說裏的戰鬥正是發生於1946年的蘇中七戰七捷。這場著名戰役的指揮部所在地，就是現在的南通海安。當時，茹志鵑在總攻團的前線包紮所做戰勤工作，她接到的第一個任務，正是去“借被子”。無數以“新媳婦”為代表的當地百姓，將自己所能提供的一切物資奉獻出來。

  當年創作這部短篇小說時，茹志鵑才30歲出頭。王安憶很高興地看到，芭蕾舞劇《百合花》的主創和主演團隊都很年輕。“我是寫小說的，習慣於一個人的獨立勞動。這一次，跟這麼多年輕的創作者一起工作，不像一個人那麼寂寞。他們的工作，讓這個紙面上的故事，變得直觀和生動起來。”

  從小說改編成芭蕾舞劇，王安憶最擔心的一點是：“借被子”這件小事，太日常、太寫實了，如何搬到舞臺上？沒想到，上半場，正是“借被子”這場戲，讓王安憶印象最深。“我原本覺得最困難的地方，沒想到處理得最生動、最巧妙，王導真的很有‘招’。”

  另一個王安憶喜歡的處理管道，是《百合花》用倒序的手法講述這個故事，“它呈現了人物的成長，同時讓這個故事和我們的距離拉遠了，有了距離感，也就有了更複雜的情感在其中”。

  這樣的故事不應被今天的人遺忘

  “人物的形象是由淡而濃，好比一個人迎面而來，愈近愈看得清，最後，不但讓我們看清了他的外形，也看到了他的內心。”1958年，《百合花》發表後，時任文化部部長茅盾曾如此評估。

  《百合花》的排練廳裡，有不少上海芭蕾舞團年輕演員的身影。為了塑造出更好的角色，演員們沒少挨王舸的罵，但又都對他很服氣。王舸說：“要求高，是為了把戲做好，不妥協不放弃，和大家一起做一部好戲。”

  對於王舸來說，《百合花》最大的挑戰，是如何保持原著小說清新俊逸的基調，同時展現海派芭蕾“高貴典雅、精緻細膩”的風格，打造一部浪漫、抒情的紅色題材芭蕾舞劇。

  排練的過程中，作為製作人的上海芭蕾舞團團長辛麗麗總是陪伴在排練廳裡。“上海芭蕾舞團有《白毛女》這樣的‘傳家寶’。今天創作《百合花》，我們肩負著這樣一個使命：沿著前輩對芭蕾民族化的探索繼續走下去，創作出有中國風格、有國際視野的海派芭蕾作品。”

  作曲家楊帆為《百合花》創作的音樂，曾讓辛麗麗落淚。這位在部隊大院裏出生的青年作曲家，在接受《百合花》邀約之後，第一時間翻開家裡的箱子，找到當年爺爺奶奶穿著軍裝拍攝的照片。兒時，他在語文課本裏讀過《百合花》，創作前他把小說找出來，又翻看了許多遍。

  “我想，這樣的故事不應被今天的人遺忘。儘管在創作的過程中遇到過許多困難，但我希望，能和大家一起創作一部讓年輕人喜歡的紅色題材芭蕾舞劇。”楊帆說。

  《百合花》出品人、上海大劇院藝術中心總裁張頌華說，這部作品從2022年開始籌畫，“希望能用世界語言講述中國故事，能在傳承紅色文化、創新海派芭蕾表達上再上新臺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