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杜晨薇

一

  1999年11月10日，中國入世前夜，中美迎來了第25輪談判。談判持續了6天6夜，剩下最後7個問題仍無法達成共識。

  美方代表團放出風聲，機票已經訂好，他們準備打道回府。中方沒有放棄，7個問題，3個同意，4個堅持立場，要求美方讓步。

  最後時刻，美方同意了意見，雙方簽署了關於中國加入WTO的雙邊協議。這是中國開放史上的重要一筆。

  2001年中國入世後，經濟總量逐漸從世界第六比特沖到第二比特，服務貿易從世界第十一位上升到第二比特，貨物貿易和對外直接投資更是躍居第一位。

  然而，成為“世界工廠”之後，中國在全球定價和定制方面的話語能力仍單薄；國際投資規則體制從雙邊到多邊，也有不少新變化需要調適。開放行程中的中國，持續面臨新命題。

  時間來到2013年。7月11日，中美第五輪戰畧與經濟對話在華府舉行，雙方達成共識，以“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模式”為基礎進入實質性談判。這在當時被視為重要的外交突破。

  僅僅兩個多月後，9月29日，作為對談判成果的鞏固和呼應，以負面清單為管理模式的中國第一個自由貿易試驗區——上海自貿試驗區，正式邁入建設行程。

  中國此舉向國際市場傳遞了鮮明訊號：中國將在新的國際投資規則坐標系下，實踐更高水准的開放。推進自貿試驗區建設，就是中國更主動參與全球競爭、推進國際投資自由化談判的齒輪。

  今天，上海自貿試驗區建設即將走過10年，在新的全球政經格局下國際經貿規則正不斷調整，站在新的歷史方位，中國再次面對“何以開放”的時代命題。

  習近平總書記為上海自貿試驗區建設確定路徑、指明方法，要求上海自貿試驗區“加快建立與國際通行規則相銜接的制度體系，形成更具國際市場影響力和競爭力的特殊經濟功能區，使自由貿易試驗區成為深度融入經濟全球化的重要載體”。

  既往的實踐經驗也向世界鄭重宣告：中國的開放大門只會越開越大。在全球化奔騰的浪潮中如此，在當下汹湧的逆流中，也不會改變。

二

  9月6日，2023年中國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後，商務部透露將推動出臺全國版和自貿試驗區版跨境服務貿易負面清單，引發市場熱議。

  負面清單，一種國際通行的外商投資管理辦法。簡單來說，寫在清單內的不能做，清單之外，“法無禁止皆可為”。

  事實上，在上海自貿試驗區成立後，就率先試點了負面清單制度，並在金融服務、跨境服務貿易、市場准入等多領域、多層面進行實踐。

  2019年，“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成熟定型並正式寫入《外商投資法》。“這是自貿試驗區為國家全面開放做出的最大貢獻之一。”浦東新區發展改革委體制改革處處長鄭海鼇說。

  然而，10年之前，當“負面清單”四個大字第一次出現在上海自貿試驗區的建設總體方案中時，各界還頗有爭議。“特別是圍繞開放到何種程度、開放後能不能管得住等問題，方案經歷了多次大修。”時任上海自貿區研究院秘書長陳波回憶。

  實施負面清單管理，不是簡單的“一紙禁令”，背後涉及系統性的體制改革和可能造成的產業鏈衝擊。2013年我國第一張外商投資負面清單出爐時，裡面有18個門類，89個大類，419個中類，1069個小類，190條管理措施。不在其列的事項，就意味著必須按照內外資一致的原則，把項目的核准制改為備案制。

  人們更擔心，放寬外資進入的領域後，會對本土產業鏈形成挑戰。這樣的烦乱，在中國入世前後也曾有過。“歷史多次證明，中國開放領域所取得的成就，從來不是保護出來的。”陳波說。

三

  負面清單管理制度的實施，使中國實現了與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的接軌。不過，清單需要逐步壓縮、簡化，才可能帶來持續的開放效應。第一版負面清單發佈後不久，政學兩界紛紛呼籲給清單“瘦身”。

  2020年，新出爐的負面清單明確“在全國範圍內取消證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外資股比限制”的當天，路博邁和貝萊德兩家知名的資產管理公司就向中國監管部門提交了在中國設立外商獨資公募基金公司的申請。截至今年2月，全國第一批外商獨資公募基金已全部在上海自貿試驗區開業。

  中國自貿試驗區外資准入負面清單10年來完成7次“瘦身”，製造業條目清零，服務業准入放寬，條文數量從190條縮減到27條，業界稱“僅次於美國，比日本還少”。

  今年的博鼇亞洲論壇2023年年會上，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管委會主任朱芝松宣佈，上海自貿試驗區新設立的外資企業已經全部實行備案制，率先構建起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模式。截至去年底，上海自貿試驗區新設外資項目已超1.4萬個，累計實到外資586億美元，相當於每分鐘就有逾1萬美元實到外資“到賬”。

四

  2013年，發明出人類歷史上第一臺顯微鏡的德國企業蔡司，將位於上海自貿試驗區內的貿易公司，陞級成為中國區管理總部。許多跨國公司在中國實施自貿戰畧後，都嗅到了擴大開放的氣息，紛紛强化在華佈局、新增投資。上海自貿試驗區成立一年內，新增外商投資項目2015個，比上一年猛增近5倍。

  不過，自貿試驗區並不是政策窪地，更不是中國市場面向全球的“短期利好”。“通過自貿戰畧，我們不僅要解决外資落地的問題，更要通過制度集成創新，解决外資的持續經營問題。”華東政法大學教授、自貿區法律研究院院長賀小勇說。

  比如貨物貿易領域，開放後不僅要把貨放進來，還要放得快、政策穩定，像進口水果這樣的短保鮮產品才能在國內形成市場。通過首創一線“先進區、後報關”，二線“批次進出、集中申報”等措施，智利農場採摘的車厘子，48小時內能進中國的量販店，整個口岸通關全面提速降費，無紙化率達到98%。

  蔡司拓展了在華業務後，也碰到新問題。“客戶要買一臺價值幾百萬元的高端醫療設備，得飛到海外去看貨。如果想在境內看，就得先完稅。”蔡司中國首席運營官謝磊說。為解决海外高端商品的展示成本問題，上海自貿試驗區推出“保稅展示交易”政策，讓高端設備不需完稅即可在區內展示，甚至可以“出區”，帶到國內一些專業展會上展示。

  自貿戰畧歷經10年改革深化，基本解决了企業“可不可為”的問題。不過，伴隨開放程度逐步加深，整個開放系統中的短板問題也有所顯現。要想讓企業投資中國、看好中國，必須幫助企業從“可為”走向“有為”。

五

  為了更好體現自貿戰畧的擴大開放效能，近年來，上海自貿試驗區逐步將改革重心放在强化改革系統集成上來。創設本外幣一體化運作的自由貿易帳戶體系、發佈境外職業資格證書認可清單和緊缺清單，上海逐漸成為全球資本、數據、科技、人才等流動性要素的配寘節點。

  去年，依託上海自貿試驗區率先推出的“全球營運商計畫（GOP）”，蔡司把原先放在香港的轉手買賣業務轉移到上海。2017年前後，蔡司在上海全年僅產生2000萬元人民幣離岸貿易交易額，到2022年已經突破了6億元人民幣。謝磊說，跨國公司過去將研發、生產放在上海，將金融功能放在香港或其他國家，是現實需要。“今天，立足上海就能合理配置各方資源，效率更高、成本更低，我們沒有任何理由離開中國，離開上海。”

  9月1日，一臺從瑞典空運進口的二手發動機經過再製造的工藝後，運往上海自貿試驗區內的沃爾沃建築設備（中國）有限公司。很快，它將在一臺國內卡車身上實現“再上崗”。今年7月31日，國務院印發《關於在有條件的自由貿易試驗區和自由貿易港試點對接國際高標准推進制度型開放的若幹措施》，明確可以“在重點行業試點再製造產品進口”。

  “出於業務可持續發展的考慮，我們第一時間向上海自貿試驗區申請開展部分境外再製造產品進口業務，第一單業務如今已經落地。”沃爾沃服務與備件部副總裁陳朝平說。

  在外界看來，上海自貿試驗區再製造產品的進口放開，多少有一些姍姍來遲。在全球製造行業內，再製造的市場規模已經超過千億美元。

  不過，回顧自貿試驗區建設10年，不難看到寓於其中深刻的理念變遷：中國的開放，是主動銜接國際高標準規則規制的開放；中國的開放，正在從過去的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向更深層次的制度型開放邁進。

  上海市商務委副主任申衛華透露，現時上海還在加緊研究《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CPTPP）和《數字經濟夥伴關系協定》（DEPA）中的服務貿易、數位貿易、知識產權、政府採購等邊境後管理制度等方面的制度型規定，為推動中國加入高標準經貿協定提供上海的實踐支撐。

  “這需要靜下心來逐條研究國際經貿規則，並充分利用中央賦予浦東的地方立法職能，加快形成一批更有針對性的制度創新成果。”賀小勇說，“當然，挑戰或許並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大。中國從入世那天起，就已經在對接國際經貿規則了。我們有實踐，也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