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張楊

  6年前，印度一家華人小飯店裏，律師劉逸星找到老闆，說想在這開個法律講座。老闆一口答應，在朋友圈一發資訊，來了73個人。沒想到接下來一周，有21家出海中國企業找上劉逸星委託業務，其中不乏國有銀行和通訊公司。

  中國企業出海帶來的機會，讓他不禁想起，改革開放後，一批跨國公司先後進入中國，大量的商業需求，使得外資銀行、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等專業服務機構隨之而來，成為外資最早進入中國的行業之一。

  現在，中國企業不斷走出去，他們的身邊，同樣需要來自中國的專業服務機構結伴而行，提供市場化、專業化、國際化的服務支撐，來幫助他們做大做强。在這一點上，上海已經先行一步。

  時代的需要

  前往外國投資，不僅要看到商業機遇，還要知己知彼，足够瞭解當地的資訊和風險。在一個理想的狀態下，企業可以方便快捷地從本國金融機構、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諮詢公司等專業服務機構獲得幫助。前提是，這些機构的國際化服務能力足够强。

  上海高級金融學院副院長李峰拿外資銀行舉例，這些銀行在中國很大一部分業務，就是幫助本國企業融資。因為中國的銀行很難通盤考慮外資企業在全球的業務佈局，因而也難以按照其國外母公司的資質來授信貸款。同理，中國企業走出去，當然也是找本國銀行融資更為理想。

  “服務業就是跟著企業走，中國企業往哪裡走，我們就應該跟著。”劉逸星說。

  但實際情況是，中國真正走出去、能提供國際化服務能力的專業服務機構還不够多，即便是身處國際化大都市上海的機构，與世界一流依然差距不小。

  劉逸星感慨，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世界500强中有很多中國企業，但世界律所排行榜前100名中，只有很少是中國律所。“可以說，中國律師業和中國經濟完全不匹配，市場和時代都需要中國律所走出去。”

  與法律行業類似，會計行業的國際化也迫在眉睫。業內人士介紹，目前國內的優質企業、國際業務幾乎被普華永道、安永、德勤、畢馬威這“四大”壟斷，國內所很難與其競爭。立信會計師事務所執行總裁楊志國坦言，國內所與“四大”的確有差距，這種差距在國際項目上尤為明顯。但這就變成了一個“雞和蛋”的問題——“沒有國際經驗，企業交給你不放心，一直沒企業找你做，你就一直沒經驗，沒方法，沒隊伍……”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上海引入集聚了大量全球金融機構，但滬上金融機構到境外設立分支機搆的還不多，機构的國際化意識和國際競爭力也不算强，大部分中資機構主要依賴其香港或新加坡子公司開展境外業務。

  金融、法律、會計、諮詢、物流……如果說出海的企業是航空母艦，那麼這些服務機構就是圍繞在周邊的驅逐艦和護衛艦。現在，越來越多走出去的中國企業，在等待著本國的艦隊編組。

  追趕的步伐

  一直以來，很多企業把上海作為進軍國際市場的橋頭堡和走出去的跳板，正如當時外資企業進入中國一樣。可以說，上海有責任，也有能力引領專業服務機構提升國際化服務能力。

  在此背景下，上海於近日發佈了《上海市關於提昇綜合服務能力助力企業高水平“走出去”的若幹措施》，提出以行業龍頭和科技創新企業為主體，以國際化、高品質的專業服務為支撐，服務企業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合作新需求，構築“走出去”良性生態圈，助力企業高水准“走出去”，進一步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准，更好地服務本市開放型經濟高品質發展。力爭到2025年，本市專業服務機構跨境服務能力進一步增強，對外投資結構和產業佈局進一步優化，知識密集型服務貿易規模邁上新臺階。

  實際上，不少上海服務機構已經邁開了追趕的步伐，畢竟相比挑戰，機會可能更大。5年前，劉逸星創辦了上海蘭迪律師事務所，從一開始，他就給這家事務所打上了“國際化”的標籤。5年的發展，超出了劉逸星的想像。隨著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深入佈局，他們最早在北外灘租賃的22平方米辦公室，已經變成了現在的一棟樓。“這樣的發展速度是由於中國經濟的强大，讓我們分享到‘一帶一路’倡議的紅利。”

  印尼、越南、泰國、菲律賓……蘭迪正通過“百名律師出征海外”活動，開始陸續派駐律師前往海外各地分所，以便形成更好的海外律所聯動機制。“我們這代律師，要有些家國情懷，力爭打造出一家華人主導的國際大所。”劉逸星說。

  “上海出臺這個措施，是抓在點子上了。”楊志國回憶，多年前在南非，看到很多中國企業在那裡開展業務，他就覺得中資事務所出海大有可為。但以往針對國際項目，更多還是外派團隊和項目組。“立信此前加入了BDO國際聯盟拓展國際業務，未來如果能在國外設所，當然更好。但國際化不是簡單地設個點，還需要品牌、人才、科技、IT、風控、培訓等一整套東西。”最近幾年，立信從“四大”招募了大量人才，組建團隊，出色地完成了許多國際項目，同時，這些引進的人才，又全面帶動了立信國際項目的標準、科技、質量和方法論的提升。

  李峰建議，金融支持企業走出去的關鍵，是金融也要走出去。在這方面，上海發力的覈心，應該是從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轉向規則制度型開放，以“一帶一路”倡議和RCEP為突破口，特別是用好臨港新片區的政策優勢，在跨境支付和境外融資領域取得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