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孟群舒顧傑

  2023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的預期目標明確：5%左右。

  李克强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回顧了過去五年和十年的宏觀資料：我國國內生產總值新增到121萬億元，五年年均增長5.2%，十年新增近70萬億元、年均增長6.2%，在高基數基礎上實現了中高速增長、邁向高品質發展。

  主要預期目標和宏觀政策具有風向標意義，它關乎千千萬萬市場主體的發展，更關乎億萬人民群眾的生活。今年是全面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的開局之年，來自上海的代表委員從政府工作報告中看到了高品質發展的路線圖。

  結構質量重於單純速度

  過去十年經濟平均增速6.2%，使得中國縱然歷經風雨，仍成為全球增長最快的國家，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30%。

  “今年設定5%左右的GDP增長目標，我認為是比較合理的，也是有信心能够實現的。”全國政協委員、致公黨上海市委專職副主委邵志清分析說，經濟指標要置於歷史維度進行分析，去年我國經濟發展遇到了疫情等國內外多重超預期因素影響，仍然實現了3%的增長，從五年、十年平均增速看，成績來之不易。

  “中國經濟規模已達到121萬億元，創下歷史新高。但在規模之外，更值得關注的是結構。”邵志清說，近年來，我們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推動產業結構優化陞級。此次報告披露，過去五年，高技術製造業、裝備製造業增加值年均分別增長10.6%、7.9%。“把這個數據和GDP數據進行比較，就能看出我國經濟增長的含金量非常高，未來發展的基礎也非常扎實。”

  全國人大代表、上海社科院黨委書記權衡分析說，設定5%左右的增長目標，是客觀的、實事求是的，也非常有利於提振信心、穩定預期。“在龐大的基數上，過度強調高速增長是不太科學的，經濟增長要注重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5%的增速，考慮了與中長期目標的銜接，考慮了國內外的發展環境，也考慮了中國經濟自身發展和階段性的新特點。”

  權衡分析說，作為黨的二十大後的開局之年，中國經濟要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著力推動高品質發展，這“三新一高”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邏輯。“高品質發展是西方國家總體經濟理論中沒有的概念，這是中國這樣的大國在規模體量達到一定階段後的必然選擇。相對於增長速度，我們更要注重結構的調整、效率的提升、城鄉及區域之間的協調發展，這對國家、對個人，都更為重要。”

  權衡認為，過去五年和十年的經濟增速，本身就說明了中國經濟的優勢、潜力和韌性。從中國經濟現狀看，疫情進入“乙類乙管”的常態化防控階段，經濟復蘇增長已經出現了清晰訊號；從世界經濟視角看，今年發達經濟體總體處於增速放緩和通貨膨脹並存狀態，中國經濟將展現出快速恢復、持續復蘇的態勢，世界各國對此充滿期待；從新時代中國經濟發展的主題主線看，我們正全力推進高品質發展，積極發展新技術、尋找新動能、佈局新賽道，在科技革命引領下，在數字經濟、平臺經濟、科技進步的推動下，中國經濟的結構、形態、功能正發生重構性變化。“我們應該理性認識，充滿信心。”

  保持政策連續性針對性

  今年的報告明確，要保持政策連續性針對性，加强各類政策協調配合，形成共促高品質發展合力。

  權衡認為，宏觀政策的相互配套性、協調性、銜接性，不僅影響著政策實施效果，更影響著企業羣衆的預期。比如，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不能簡單以穩增長為目標，而要更加關注對微觀主體的感受度，從提升各類企業的獲得感出發，為市場主體提供穩定可預期的環境。穩住了微觀主體，就穩住了投資、穩住了就業、穩住了收入，居民消費也有了保障。

  “配套的產業政策、科技政策、社會政策要更加精准，讓短期的政策、長期的政策，總量的政策、結構的政策，形成配套的協同效應，避免‘單打一’。這樣可以改善企業羣衆的感受度，帶來實實在在的獲得感。”他說。

  邵志清觀察到，近年來，中央提出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今年更強調“堅持穩字當頭、穩中求進”。在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方面，今年的赤字率擬按3%安排，略高於去年的2.8%，這意味著，在保持政策一貫“積極性”的同時，進一步加強了力度。

  “本届政府任期即將結束。報告對今年工作的建議，總體上保持了政策的連續性。”令他感觸頗深的是，平時開展調研過程中發現，不少市場主體特別是民營企業很擔心政策變化多、幅度大。多位來自企業界的代表委員坦言，如果政策缺乏穩定性，甚至相互衝突、“互相打架”，市場主體就無所適從，不敢投資，也不敢作為。

  “從政府工作報告中我們看到，政府的治理能力在不斷提升，政府的思維方式和行為管道，更加注重系統化，即從原來的單點突破，到現在更注重改革集成效應。”邵志清說，這種系統性體現在政策之間的協調性上，比如宏觀政策和微觀政策的協調，以及科技、產業、民生等各方面政策之間的協調。這種系統性也體現在速度與規模結構的協調性上，體現在不同區域間的協調性上。

  營造敢幹敢闖敢投環境

  從今年重點工作看，“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切實落實‘兩個毫不動搖’”“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資”等位居前列。其共同點都是促進投資，而優化營商環境是促進國企敢幹、民企敢闖、外企敢投的關鍵之舉。

  全國政協委員，民建上海市委副主委、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特聘教授陸銘注意到，過去五年，政府進一步簡政放權，放寬市場准入，市場准入負面清單比制度建立之初壓減64%，工業產品生產許可證大幅壓縮，工程建設項目全流程審批時間大幅壓減，企業開辦時間只需4個工作日，90%以上的政務服務實現網上可辦……“這些數據令人印象深刻。沒有關鍵環節的深化改革，就難以激發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就不可能取得今天的發展成績。”

  邵志清提出，深化改革的目的在於更大程度激發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當前改革進入深水期，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還有不少“硬骨頭”要啃，“放管服”還要進一步往深裏走。原先的“放管服”改革更多從企業市民辦事便利化開始，現在要更注重制度供給，比如在市場准入方面做到對不同市場主體一視同仁，營造公平公正的環境，這對中國經濟持續發展有著重要的作用。

  在推進政府銳意改革的同時，還應該看到社會氛圍也左右著人們幹事創業的信心和决心。權衡特別關注到活力與秩序的關係、激勵與約束的關係。“要處理好活力與秩序的關係，大力營造充滿活力而不失規則的社會活力；要提高激勵與約束的對稱性，讓激勵與約束相匹配，從而營造鼓勵創造創新的社會氛圍。”

  他呼籲，要讓市場主體、幹部群眾都能有更多激勵、有更大動力，大膽幹、放心幹，願意投、敢於投，形成全社會朝著中國式現代化前進的新的幹勁、新的熱潮。這對促進全社會積極創新、敢於創造是十分有利的，對走深走實高品質發展之路也有深遠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