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記者/倪偉

導演耿軍的新片《東北虎》獲得了上海電影節的最高獎金爵獎，這個自稱“寒帶導演”“便衣導演”的男人，以及他身後的鶴崗故事正在被人矚目

“說我是東北導演，不如說我是寒帶導演，範圍能稍微擴大一些。”耿軍摸著光頭哈哈大笑。被他一同歸為“寒帶導演”的，還有他喜歡的瑞典導演羅伊·安德森和芬蘭的考裏斯馬基。

耿軍的第四部“寒帶電影”長片《東北虎》於1月14日上映，入行20年，這是他的作品首次登入院線。《東北虎》裏依舊是他的老家鶴崗，依舊是邊境小城的冰天雪地，依舊是幾個失敗者的故事。不過這次，他將視角從無業遊民轉向了小市民。

荒廢、悲傷、黑色幽默，這是耿軍現階段作品中的顯著情緒。與耿軍有近20年交往的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教授張獻民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耿軍的電影充滿人物之間的互嘲，人際關係是建立在冷漠的基礎上的。《東北虎》的編劇劉兵說，冷漠、互害背後卻總有溫情。耿軍把東北的幽默基因與後工業時代的迷茫嫁接在了一起。

去年6月，《東北虎》在上海國際電影節拿下最高獎最佳影片金爵獎，之後，耿軍連續三周都在參加各種慶功宴，經常在椅子上睡著。好幾次半夢半醒之間，他跟身旁的編劇劉兵說，“好生活啊，都是幻覺。”

他意識到，創作需要“大面積的平靜和空白”。現在，大獎在握的他依然沒覺得自己融入了這個行業，“到了四十多歲，融進哪兒、混進哪兒這件事，其實沒那麼刺激了。最有興趣的可能是持續地能做作品。”

被困住的東北虎

《東北虎》的故事要從十年前講起。十年前的大年初二，耿軍在鶴崗車站遇到朋友徐剛，徐剛寄養在別人家的狗被吃了，他正在等車去新華鎮報仇。耿軍清晰地記得，徐剛當時穿著一件黑色舊夾克，夾克的毛領起了球，肩上覆蓋著一層薄薄的雪。正是走親訪友的日子，一個中年人卻為了一隻狗去復仇，非常荒誕，又有些林沖風雪山神廟的况味。

那種味道立刻勾住了耿軍，他很快就把這件事寫進了劇本，這就是《東北虎》的前一半。他的創作往往都是從這種具體的人物和畫面出發，不斷伸展繁衍，直至形成整個故事。

電影裏另一個有關討債的人物，也跟徐剛有關。徐剛幹過鏟車，但總是收不回來錢，有好幾年春節，耿軍都跟著徐剛去要賬。他還記得那個公司的樓道裏站著的全是要賬的人，會計一來，所有人就“嗡”地湧上去，但欠錢的老闆確實沒錢。這種欠帳、討賬循環往復的生活，成了他們的日常。

除了為狗復仇的男人和被追債的男人，《東北虎》裏還有一個獨自偵查丈夫出軌的孕婦。他們都是動物園裏那只東北虎的“分身”。東北虎過十九歲生日的時候，市電視臺還特意播送了新聞。喜慶的另一面是悲傷：它已經被困了整整十九年。而主角們也因為債務、仇恨、婚姻危機而被困住、被套牢，無法掙脫。這來自耿軍的現實感受，“我們都是被困的人，這就是這個人生階段要面對的東西”。

這十年間，他的電影事業逐步有了起色，陸續在中國臺灣金馬影展、聖丹斯電影節上收穫肯定，電影技法也越發純熟。2018年，他正式啟動這個電影，當年11月到2019年1月，《東北虎》在寒冷徹骨的鶴崗拍攝完成。扮演徐剛那個角色的是演員章宇，馬麗飾演他的妻子，徐剛自己也出演了角色，一個精神病詩人。

章宇見耿軍之前，先看了他的前作《輕松+愉快》，他問耿軍拍了多長時間，耿軍說拍了50多天。章宇說，別的導演20多天就能拍完。耿軍說，我比較笨。章宇笑了，我也笨，這個節奏好。《東北虎》拍了整整60天，期間經常會短暫停下來想，導演、編劇、演員凑在一起，一琢磨就是半宿。章宇感歎，創作環境太奢侈了。

這種情況往往出現在新導演身上，已經拍到第四部長片的耿軍，卻依然經常面臨這種卡頓，他歸結為缺少專業訓練。《東北虎》開拍前幾天，他還突然慌了一下，感覺自己啥都不會了。“我到今天還不會按電影學院文學系那樣的流程寫劇本。”耿軍說，專業的管道是先有故事梗概，再寫詳細的大綱，然後填充內容，而他自己還是上手就寫，也不知道最後會寫到哪個方向，所以廢稿極多，用時漫長。

“我的笨拙還是很明顯的。”耿軍說，“我到現在也沒有辦法以特別專業的管道進入一個電影，還是以普通觀眾的管道看電影”。

這已經是耿軍成為導演的第20年。高職出身的他，一直被稱為“野生導演”，他稱自己為“便衣導演”，總之不在體系之內。“我沒感覺自己在體系內，我們跟行業做的是同樣的事兒，但關係並不是那麼密切。”得獎半年了，情况也沒多大變化，趁著得獎的熱度認識了不少影視公司的專案負責人，都來問新項目，但會不會投錢還不一定，因為行業衝動已經消退。

不論從獎項的肯定，還是拍攝條件的成熟，或者與專業演員合作，《東北虎》都是耿軍導演生涯的里程碑之作。

張獻民認為，《東北虎》最大的突破，是耿軍將視野從無業階層轉向市民階層，物質生活和家庭生活相對穩定。而他的黑色幽默一以貫之，從無業階層的互嘲變為市民階層的互嘲，“我首先認為這是創作者指向自己的嘲諷，對自己的生活或存在管道的一種無奈”。

宿命的、悲觀的底色

編劇劉兵對耿軍電影最初的印象是“生動而有趣”，充滿來自生活的熱騰騰的細節。這最初的印象來自耿軍2003年的長片處女作《燒烤》，影像非常粗糲，一共只花了5000元。“在一個非常有限的空間裏講述底層的故事，人物塑造得都很生動，都是來源於現實的生動內容。”劉兵說。

耿軍早期作品都是類似的風格，既是因為生活中比比皆是鮮活素材，也受到當代小說和DV獨立電影潮流的影響。在北京晃蕩的前十年，他見證了DV時代的到來，這是個轉折性的巨變，拍電影不再需要經過製片廠。一時間，大量獨立電影和紀錄片湧現出來，吳文光、楊荔娜等掀起DV紀錄片熱潮。他看了很多獨立電影的放映，在電影組織“實踐社”的放映中，對一些故弄玄虛的實驗電影起了反感，更堅定了以後要好好講故事的藝術立場。

拍《燒烤》的時候，他還是個晚報的廣告員，他陸續在北京做過速凍餃子推銷員、飯店服務員等職業，從未接近過精英階層的世界。在鶴崗，他最初的十幾年在父母和學校的“放養”中過得很快樂。1993年中學畢業後，他在高職學了兩年俄語，打算畢業後去做俄羅斯邊境貿易，但畢業時對俄貿易形勢就不好了。那時他聽搖滾樂、讀小說，留起長髮，成了無所事事的艺文青年，並且對電影產生了興趣，在市圖書館看到劉恒劇本集，被《秋菊打官司》《本命年》等劇本吸引住了。

為了與電影發生點關係，高職畢業那年他就寫出了第一個劇本。當時身邊有個朋友杜春峰因為喜歡黑豹、唐朝樂隊，要去北京搞搖滾，1996年，耿軍跟他一起到了北京。杜春峰後來成了耿軍的錄音師，合作至今。耿軍直接拿著劇本去了中戲、北電，碰了一鼻子灰，不過北電的老師告訴他可以來旁聽。他一邊打工一邊在電影學院旁聽了三年，那時學校非常開放，大課都可以蹭，他一直覺得自己欠著電影學院的人情。

在2008年專職搞電影之前，他在北京做了12年各種其他工作。北漂的日子並不全是苦澀。在西郊飯店當客房服務員時，他一個月能賺將近一千元，那是1997年，而且住宿都不用花錢。他差點就沉迷在“財務自由”中，幸好飯店及時開除了他。然後他跟人合夥在南城開了個檯球廳，把攢的錢虧完了，又去晚報當廣告業務員。最終還是死亡的恐懼喚醒了他的電影夢，2002年，他在一次雪夜暴走之後得了肺結核，大口咳血，擔心一事無成地死去，終於决定要抓緊時間拍電影。

在老家養病期間，他找到兩個當地做婚禮錄影的人，帶著DV機給他當攝影，拍了短片《山楂》，遭到了朋友們無情的打擊。第二年他拍攝了長片《燒烤》，原型故事是從報紙上看到的，兩個沒錢回家的男人綁架了一個陪聊的女性，其中一個人愛上了她。他找了兩個搖滾樂手和一個女群演，在京郊的一個小院裏拍了出來。第一次在北師大階梯教室放映的時候，他誤以為觀眾的笑聲是嘲笑。

2003年，首届北京國際DV論壇在北京舉辦，他的第二部短片《散裝日記》獲得劇情片優秀獎，拿下大獎的是萬瑪才旦和韓傑。那次論壇讓他認識了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教師張獻民。後來張獻民長期關注耿軍，也成為他幾部長片的監製。他推薦《燒烤》進入了南特三大洲電影節和鹿特丹電影節，讓耿軍進入了國際電影節的視野。

耿軍一直將鏡頭對準身邊的人，他們大多是失敗者、貧困者和遊民，受困於生活的泥潭。有一年過年回家的時候，他發現朋友們發生了巨大變化，一起長大的好幾個人都死了。有的為情自殺，有的從建築工地摔下來，還有人為朋友喝點酒出去跟人打架，殘了。他把這些故事寫進了2006年拍攝的長片《青年》。“這些人在人生最壯烈的青年階段就死了，（對我）內心還是有很大的創傷。”他說。

《青年》是他至今最掏心窩子的一次創作，把關於青春最生猛、最直接的感受都放到了裡面。他的電影都有一層悲劇的底色，回想這種世界觀的來源時，他說，北漂的苦對他沒有絲毫改變，而六歲時的一次經歷對他影響至今。那年，一個獵戶鄰居的妻子突然去世，那是他第一次面對死亡。“才知道人竟然是會死的呀！看到一個人死了之後，人們那麼悲傷。再往後長輩陸續離去，對我有一個直觀的感受，可能那種宿命的、悲觀的東西形成了自己的底色”。

鶴崗朋友的生存狀態，不僅成為他取之不盡的故事原型，也影響著作品的底色，這些故事和語言卻有著極為生動的力量。有個同學曾在酒桌上非常失落地說，太難混了，如果有30個朋友，一個朋友家一個月去一回，我這一個月吃飯是沒有問題的，但是我仔細數了一下，沒有那麼多朋友。

耿軍把這段話用到了短片《鐮刀錘子都休息》裏。徐剛扮演的劫匪說，我還差29個。張志勇扮演的騙子問，咋差那些呢？徐剛歎了口氣，都荒廢了。

“鶴崗宇宙”的荒廢美學

徐剛是個鏟車司機，張志勇在殘聯工作，薛寶鶴曾是電視臺編導。這幾比特鶴崗老朋友，幾乎出現在耿軍的每一部電影裏。某種程度上，這幾張肥胖而生動的面孔，是耿軍作品中最具風格化也是珍貴的那部分。他們以失敗者的形象契合了影片荒誕又幽默的氣質，也成了耿軍“鶴崗宇宙”的代言人。

起初，耿軍也不明白“鶴崗宇宙”是什麼意思，這是觀眾對他作品的戲謔概括。不過在他眼裡，這是一個具有悲傷氣質的宇宙。

這幾年，因為三萬塊能全款買房，鶴崗在網上火了，成為“躺平”一族的精神家園、消極對抗現實的烏托邦。編劇劉兵第一次去鶴崗的時候，也感受到了小城的舒適，冬天下午三點半就天黑了，四點開始吃飯，喝了三場了才十點半。耿軍說，鶴崗很小，打車20塊錢能走到頭，讓人覺得可以掌控，而在大城市你只能去適應，無法掌控。

而“躺平”背後的真相是衰敗。2000年之後，鶴崗經濟隨著煤礦停產和伐木衰退而凋敝，年輕人大量流失。前些年，挖礦形成的塌陷區實施改造，他小時候生活的環境被迅速抹去了，留下了後工業時代的荒廢景觀。他有意將這些景觀收納在電影裏，讓電影具備文獻價值，也形成了一種荒廢美學。

“它不單單是景物和環境，也是人內心的寫照，是情感抵達的一個位置。”耿軍解釋，荒廢美學帶來的是悲傷氣質。東北文藝曾經等同於短劇、二人轉等喜劇，但近年來隨著工業衰退，又在文學、電影等領域催生了新的艺文風向。正如文學評論家黃平對“新東北作家群”的解讀，他們體現的東北文藝，是隱藏在地方性懷舊中的普遍的工人階級鄉愁。耿軍也用影像作為工具，構建著自己的鄉愁，“我想用自己的視角來拍攝東北，是不同於短劇、喜劇作品之外的另一個視角，首先是來自於對家鄉的情感”。

相比於東北故事，他更想講一些引發普遍共鳴的當代故事。那麼，通過鶴崗這個藝術上的故鄉，他希望表達一個什麼樣的世界呢？面對這個問題，耿軍沒有作出確定的概括，而是打了個比方，說電影就像酒後的世界，“在現實和藝術之間形成若即若離的張力”。在他眼裡，那是一個充滿鮮活人物形象和生命感受的世界，而不一定存在有力的理性闡釋，或者對社會現實的某種抗爭。這也讓他的電影在本質上縈繞在私人感受裏，他坦言自己確實是“感性指引創作的人”。

張獻民將耿軍的創作分為兩個階段，以2014年的短片《錘子鐮刀都休息》為界，第二階段不僅視覺上有明顯提升，內在也由現實主義轉向了荒誕現實主義，以黑色幽默和冷漠為特徵。“他在寫實主義期間，人和人之間是傳統的血濃於水的兄弟情，轉向黑色幽默之後，人和人之間是建立在冷漠關係的基礎上。”他說，“在我看起來，這個轉變對耿軍是關鍵的。前一階段更多來自於直覺，而找到第二階段就靠一種悟性了，我也不知道是怎麼找到的”。

與耿軍合作了兩部長片，劉兵始終尊重耿軍的判斷，他看出耿軍的作品裏有溫情存在。

耿軍性格中溫暖的那一面，總是體現在顧本彬身上。他是耿軍的表弟，從小口齒不清，早年在教會做點雜事，學會了認字、唱歌。顧本彬每次都以“小二”的角色穿插在電影裏。在《東北虎》裏，張志勇深陷追債和復仇泥潭時，只有小二這個前員工來看他，送了他五百塊錢、風箏和帶魚，“聽說你最近過得不太好，我來看看你。”然後就在雪地裏跑走了，那是唯一一個給予而非索取的人。在《錘子鐮刀都休息》裏，小二的救贖意味更明顯，他唱著教會歌曲把劫匪和騙子團結在飯桌上。如果在基督教氛圍濃厚的文化中，他很容易被解讀為基督的化身。這個外表殘缺的人，卻擁有最完整的靈魂。

但小二的救贖主要存在於象徵意義上，在現實層面無法改變什麼。“這種救贖其實也有一種虛妄感和荒誕感，因為小二本身是最無力的人，雖然被寄予了美好的意味，但他又能幫助到誰呢？”劉兵解釋說。在耿軍心裡，小二就像黑暗中一點微弱的光，是注入溫情的一個入口。小二始終沒有被困，是輕鬆自在的，他希望讓小二出現在以後的每一部電影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