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4日，湖南“操場埋屍案”再次登上熱搜，閱讀量1.2億次。湖南省人民檢察院官方微信公眾號1月3日的消息顯示：檢察機關深挖徹查塵封16年之久的“操場埋屍案”，立案查處失職瀆職的5名司法工作人員，依法起訴的24名涉案人員均被判處有期徒刑及以上刑罰。該案被最高人民檢察院寫入2021年工作報告併入選典型案例。

當天，受害人鄧世平的女兒鄧鈴在網絡平臺發聲，“這麼多年始終找不到父親，遇到各種困難，最艱難的時候，我把自己關在辦公室跪在窗前哭。”

從2019年6月挖出鄧世平遺骸，到主犯杜少平被執行死刑，時間又走過了3年，再過幾天，是鄧世平去世19周年的日子，對鄧鈴來說，這則消息意味著案件的徹底終結。

去年父親節時，鄧鈴在社交網絡上發佈的全家福畫像。鄧鈴社交網絡截圖。

記憶中的父親

新京報：你有沒有想過，你父親的事還會再次上熱搜？

鄧鈴：當時這消息是網友發給我看的，這個時候距離父親去世已經19年了，我們一家人也已經走了出來，開始了新生活。我出來發聲也是為了感謝那些曾經關心幫助過我們家的人。

新京報：你還會想起父親嗎？他給你留下最後的印象是什麼？

鄧鈴：我對父親最後的印象，是2002年上大學的時候，爸爸到長沙來看我，我和他走在街頭，他看到一塊很大的廣告布，就問了句“這塊布可以做多少件衣服啊？”離開的時候，我送他上火車，給了他一塊餅乾，很普通的一塊餅乾。那時候從長沙坐火車回老家要十幾個小時，爸爸到家後我打電話問他，“你在火車上買飯吃了嗎？”爸爸說：“沒有，我吃了你給我的那塊餅乾。”我有點難受，那麼一小塊餅乾肯定吃不飽，爸爸太節省了。

新京報：那是你們最後一次見面嗎？

鄧鈴：最後一次見面也是在2002年。大學畢業以後，由於對人物形象設計感興趣，我準備去一個私立學校繼續進修。離開老家去長沙，爸爸媽媽一起送我去車站，那是我跟父親的最後一次見面。那天，父親穿著一件土黃色的舊夾克說：“好好學習，等畢業了再回來跟我學習幾年社會知識。”我像往常一樣跟爸爸揮手：“爸爸再見。”

那天他和媽媽一起送我，他對媽媽說：“從我第一次送鄧鈴出去讀書，我就知道她不會再回來了。”後來，也就是最近，我見了爸爸之前的同事，那個阿姨說，你爸爸以前在學校跟我們聊天的時候說到你：“我希望我女兒將來能回來當個老師，過安穩的日子，但我知道我女兒不一定會聽我的，她有自己的思想。”當阿姨把這個告訴我的時候，我淚流滿面，這應該是爸爸留給我最後的話。

鄧鈴上初中時和父親鄧世平的合影。受訪者供圖

新京報：你們之前的生活是怎樣的？有哪些特別的回憶？

鄧鈴：從小我們一家都在新晃縣城生活，春天雨水很多。爸爸那時還在小學當數學老師，我去上學，他騎單車載著我，風裡來雨裏去，每天都要經過一座橋，我就把它叫做“風雨橋”。我在新晃一中度過了國中三年和高中三年，讀書的時候學校只有一個小操場，操場是天然的草坪，後來又新建了一個帶塑膠的大操場，爸爸出事的操場就是這個教學樓後面的大操場。

爸爸每天8點上班，5點下班，那段時間他負責監督操場的工程質量，他平時都是回家吃飯，媽媽每天都做好飯等他。

新京報：你父母感情怎麼樣？當時家裡的主要收入是什麼？

鄧鈴：爸爸和媽媽感情非常好，在他出事之前的十幾天，他還對我媽媽說：“如果哪天我說不出話來了，你就用寫字的管道和我說話，然後我就點頭搖頭來表示。”

當時家裡的主要收入就是爸爸的薪水，薪水他都交給媽媽，我們生活得很節約，家裡沒有好的家電和傢俱。媽媽從結婚到現在沒有任何首飾，一件都沒有，也很少買衣服。

消失的父親

新京報：你還記得出事時的事情嗎？

鄧鈴：我記得2003年的1月，長沙下著很大的雪。老師給我在雪地裏拍了一張照，後來回頭去看拍照時間才知道是1月20日，就是爸爸出事的前兩天。當時我們還沒放假，兩天后我接到媽媽的電話：“你爸昨天沒回來，我很擔心。”我說：“他是不是在同事家呢？”“不會，他從來不在外面過夜。”母親很是焦急。我急忙買了火車票趕回家。

回到家後，家裡仿佛籠罩著一層烏雲。所有的親戚都在，大家都感到蹊蹺，有各種各樣的猜測。22號，父親身上裝著200塊錢，像往常一樣8點就出門了。本來他還要去工地附近的居民家拿熏好的臘肉，準備過年。我們家裡每年過春節都是去爺爺奶奶家裡，一大家子人都會在一起。進了操場工地後，就沒有再出來過，23號學校開總結會，還進行了會餐，他也沒有出現。

新京報：你們通過哪些管道尋找父親？

鄧鈴：我們到處尋找爸爸，馬路上貼尋人啟事，電視臺打尋人廣告，我在街上見到每一個人都問：“有沒有看到我爸爸？”尋找了好幾天，依舊杳無音訊。24日母親去新晃一中要學校報案，學校謊稱他們已經到警察局報了案。當母親25日早晨再去派出所詢問時，根本就沒有報案記錄，後來母親是在一個人大代表的陪同下去警察局報的案。

新京報：父親失踪後的第九天就是除夕了，你們是怎麼過的？

鄧鈴：那年除夕的晚上，我和媽媽弟弟一起去了懷化爺爺奶奶家，飯桌上靜靜地看著姑姑準備的簡單的幾個菜，坐在一起說不出話來，窗外萬家燈火，都在熱鬧地過年，可我們沒有心情吃，坐在那兒一動不動。媽媽對我說：“你去給你爸拿副碗筷來吧。”當我走進廚房，拿出一副碗筷擺在桌上，我們全家人終於忍不住了，哭成了一團。

新京報：父親消失後，一家人怎麼重新開始生活？母親有什麼變化嗎？

鄧鈴：父親消失後，家裡的空氣常常都是凝固的，媽媽每天抱著我流淚，痛苦了兩年，然後不哭了，陪著弟弟讀書。媽媽把所有的情感放在我和弟弟身上。

後來我們一家離開了新晃，在懷化租房生活，媽媽陪著弟弟在懷化讀書。後來弟弟到長沙讀大學，媽媽就跟著到長沙，我也在長沙工作，媽媽一直跟我和弟弟在一起，我們一直租房住。

媽媽從沒想過改嫁，爸爸出事後，她說：“如果不是因為有你和你弟弟，我都不想活了。”

新京報：找不到父親的日子裏，你聽過哪些猜測？有什麼線索嗎？

鄧鈴：爸爸消失後，新晃一中的校長還散佈了很多謠言，說爸爸是離家出走的，或者攜款外逃的，還說爸爸以前就失踪過兩個月，其實那只是一趟去黑龍江採購的長差。

2003年3月，我們給湖南省公安廳寄了資料，湖南省公安廳把案子轉給了懷化市警察局調查。但這次調查最終沒有結果。

父親消失4年後，法律上認定他為自然死亡，其間我們申訴、找人都沒有回音。

尋找無果後，親戚朋友和周圍的人都閉口不提父親的事，怕觸及我們的痛楚。但是每個親戚都默默保存好了我們尋找父親的資料，甚至拼凑出了完整的事實鏈條，家裡每一個人都寫過很多舉報信。2014年10月爺爺去世了，死的時候沒有閉眼。

鄧世平獲得的法律專業知識函授結業證書。受訪者供圖

新京報：你的工作生活當時順利嗎？

鄧鈴：我是美術專業畢業生，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國企做文員。第二份工作是在私立學校裡面當化妝課老師。後來回想起，也許是冥冥中註定，在上國中的時候，爸爸和我在學校裡面邊走邊聊天，他問我長大以後想做什麼工作，我就說當老師呀，爸爸說挺適合你的。

我自己都不知道為什麼，好像有一股無形的力量拉扯著我的生活軌跡。我幾次出來創業，生活就在打工、創業，打工、創業中徘徊。

我後來開公司，但公司運營很艱難。我像蝸牛一樣扛著一個沉重的殼，想扔又扔不掉。

夢中的父親

新京報：2019年是什麼樣的契機下决定再次尋找父親？

鄧鈴：當時掃黑除惡戰役抓獲了一些嫌疑人，相關嫌疑人供述曾謀害我的父親。警察局給我打電話，看能不能再給他們提供一些證人證據線索等。

我是在2019年4月接到了警察局重啓調查的電話，我放下了公司所有的事，全力配合著警察局尋找爸爸。我從親戚朋友手中把當年所有的資料都收集起來，整理出一份五千字的資料。我在長沙給中央掃黑除惡第16督導組寄出了這封關鍵的信。

新京報：遺骸挖出當天，你在現場嗎？當時的情况是什麼樣的？

鄧鈴：我是2019年6月17日看到朋友發的一個小視頻，看到怪手進了學校操場，6月18日怪手在學校挖了一天，我18日晚上趕到新晃，得知挖了一天什麼也沒挖到，19日我沖進了現場，站在怪手幾十米外的安全距離處，當天烈日當空，工作人員看到我說：你進來吧，我們昨天挖了一天什麼也沒挖到，也許有親人在，鄧老師出來得快一些。

下午快六點鐘的時候，現場一名幹警問我，如果今天找不到明天你還來嗎？我說：我明天肯定還要來。幹警說：好，我接你進來。結果這句話還沒說完多久，現場的人全部圍過去了，大家都緊張地盯著大坑，開怪手的小哥滿頭大汗，怪手和石頭摩擦發出了電火花，我預感到了什麼，後退了十幾步，突然全場驚呼，他們找到父親了。

我當時只覺得兩眼發黑，不敢多挪一步，也不敢看。我一想到，整整16年，父親都被壓在石頭底下，我就撕心裂肺地哭。

遺體馬上要去做DNA檢測，我一直都沒有見到，也不願見到父親只剩骸骨的模樣。在法醫拼凑屍骨蓋上白布的時候，我想了想，還是離開了。

當時家人的血樣都采了，我擔心奶奶傷心，當時叮囑了親人，采血的時候，不要跟奶奶說是什麼事，就說是檢查身體，唯獨忘記叮囑姑姑，沒想到姑姑對奶奶說：哥哥找到了。結果奶奶一個老年癡呆的老人，流了一下午的淚。

2019年6月23日，我拿到遺骸鑒定書時，眼淚止不住地流，心裡撕心裂肺地痛，這是最痛的一次，白紙黑字寫著，那就是我的爸爸。

新京報：案發的操場你後來去過嗎，家裡還留著父親的一些遺物嗎？

鄧鈴：案發的操場我們不敢去，也不願意去。家裡的老房子還在，已經沒人住了，我重新設計裝修，改變了原來的樣子，我和弟弟都不想回去了。父親的遺物，各種證件、筆記本、照片都還留著，每當看到照片，都感覺爸爸是一個很堅毅剛強的人，他太剛了，剛者易折啊。

新京報：你的父親有哪些愛好？你們家人還會聊起他嗎？

鄧鈴：爸爸很喜歡穿襯衣，每一件都洗得很舊。

他還喜歡下象棋和看書，他看的書有卡耐基的，還有《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第二次握手》等等。

有一次我看到爸爸拿了幾本法律的書回家，問他為什麼要學法律，爸爸說你長大了也要學，法律是必須要學的，後來爸爸還參加了學習班組織的法律考試，成績和證書我們都保存著。他屬於幹一行愛一行，他還自己花錢去參加工程品質管制的培訓，家裡有他的學習筆記。

新京報：現在你們家人的生活怎麼樣？

鄧鈴：我和弟弟都一邊打工一邊選擇創業，由於兩個人都太老實了，又不會經營，欠下了債務。父親80萬元的工傷賠償補助金大多拿去還債了，我們也放弃了民事賠償。因為家中的老人都對我們說算了，他們都不希望我和弟弟太累了，折騰那麼多年，希望我們早點回歸平靜生活。、

媽媽則多年來一直不願意提父親的事，從來不主動聊父親，全家所有的親人都不會聊這件事。

新京報：後來夢到過父親嗎？

鄧鈴：2020年3月24日，我們把父親安葬在了長沙。因為疫情，沒有組織追悼會。他的墓碑上刻著：這個世界值得稱讚嗎？我們要冷靜地思考。這句話是爸爸生前經常說的。

如果父親沒有被掩埋在操場下，今年也該72歲了。這些年我其實很少夢見父親，有一次夢見他生活在河裡，還有一次夢見他在地下當礦工背石頭。

去年父親節時，鄧鈴在社交網絡上發佈的想像中的父親老年畫像。鄧鈴社交網絡截圖。

新京報：你曾在社交網絡上發了給父親畫的像，用這種管道緬懷父親？

鄧鈴：去年父親節，剛好是找到父親兩周年的日子，我畫了三幅畫，分別是父親的青年畫像，中年畫像和想像中的老年畫像。

想像中的老年畫像畫了兩天，想像著畫，實在太難了。

畫室的朋友問：“你畫的這個大伯是誰啊？是你家親戚嗎？這個大伯的眼睛怎麼被你畫得這麼萌啊？”

我始終戴著口罩不回答。

新京報記者朱清華編輯胡傑校對吳興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