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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近新年，西安疫情的發展，牽動了全國人民的心。

有些在外地打工的人，為了逃避監測，甘冒風險：徒步秦嶺、寒冬遊湖、單車越野，被網友總結為“鐵人三項”。調侃歸調侃，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西安防控之嚴。

我打電話給一比特西安老友瞭解情况。我感覺西安的封城力度與疫情初發時的武漢差不多，有些方面甚至更嚴。

比如，某社區4棟發現了一名陽性病例，不但他本人被帶走隔離，整棟樓的人也需隔離。如此一來，對隔離區的承載力提出了比武漢更高的要求。

老友說，西安市區的飯店肯定不够用，很多人被帶到了“城中村”隔離。那裡條件很差，沒有暖氣、沒有獨立衛浴、基本是上下鋪，一個房間能住8個人。

有些帶到隔離點的市民，找不到人辦理入住手續，在寒風中吹了好幾個小時。

如此條件，難免遭到西安市民吐槽：“我們配合防疫，但這樣的條件太差，連暖氣都沒有。”誠然，身處江南的我，這個季節都要開著空調，何况地處西北的西安呢？

生活物資短缺的問題，同樣困擾著隔離區。大部分人是臨時接到隔離通知的，留給他們收拾行裝的時間並不多，到隔離區時，手裡僅帶著一個旅行箱，不少生活必需品被遺留在了家中。

有比特隔離了一周的女同志忘了帶衛生巾，給她造成了很大的麻煩。工作人員多次協調購買，但由於隔離人數多，工作量大，加上城中村的物流不發達，這一需求遲遲沒有回應。

老友表示，他住在城裡，暫時不能出門，每天吃飯等配送，家裡之前搶購了一些食材，還能吃一段時間。他現在最擔心的是社區突然冒出個病例，迫使大家一起離家隔離。

“在家裡雖然吃喝貴了點，至少舒服，但要被搞到城中村，日子怎麼過？”

十幾天的隔離時間，讓老友的荷包“瘦了”不少。他平時不上班，職業畫家，在家賣畫為生，疫情並不妨礙他在家創作。

可快遞停了，他的作品無法郵寄，就沒有收入，老婆又不上班，全靠存款撐著。“我估計隔離不會持續太久，最多一個月吧，抗著唄！”

2

我問他，隔離的12天有什麼印象深刻的事兒？

他毫不猶豫地說：“饅頭漲價了，原來1塊錢一個，現在3塊。”

我和老友一起北漂的時候，對他愛吃饅頭深有體會。每次去他家串門，主食不是麵條就是饅頭，害苦了我這個南方人的胃。後來，我在西安他家小住了半個月，照樣天天麵條、饅頭。

老友平時在家不會自己做饅頭，都從饅頭店買。令他鬱悶的是，他看到一段從微信群裏流出的視頻：一群西安饅頭店的老闆拿西安人開玩笑。

在一個規模有500人的“西安饅頭協會”的微信群中，有名店主放話：“原來一個饃賣1塊錢，我要求著他們買，現在3塊錢一個，他們求著我們賣。”

另一個回應說：“是的，現在他們沒辦法了，跟猪一樣被圈起來了。”

這段對話在西安人中引發巨大反感，主要集中在兩點上：第一，他們一邊賺著西安人的錢，一邊把西安人比喻成“猪”；第二，趁著疫情瘋狂漲價，饅頭價格翻了三倍，無商不奸。

把處於隔離狀態下的人說成是“猪”，確實非常無理。更何况說的是這些饅頭店的衣食父母，照此邏輯，這些店租的父母也是猪。

父母有生育之恩，顧客有賞飯之情，都給了你一條生路，在情感上應該處於同等地位。開這樣的玩笑，屬於沒有下限的表現。

如果這人被查出店名、店址，等解封後，肯定會被所有西安人抵制，倒閉了也是活該。

拋開道德情感不論，我們來看下，在疫情情况下，饅頭等生活物資趁機漲價是否合適？

從經濟學角度看，出現疫情時，不能簡單地對物價實行“一刀切”管控價格。這樣會造成更嚴重的物資短缺。

在某個微信群中，有個名為“社區物業02號”的人留言：根據上級訓示，本社區唯一指定蔬菜供應，任何人不得購買其他通路的物品，一經發現黃碼處理。現在蔬菜438元/箱。

如此天價蔬菜，立刻有人反對：“這是搶錢嗎？400塊一箱菜？”

在“城中村”隔離人群急需的日用品為何會發生短缺？因為缺乏價格激勵，導致商戶不會把商品優先配給他們。

一個饅頭明明在城裡能賣三塊，他們何必跑那麼遠，徒增物流成本？如果“城中村”有人出價10元買饅頭，在價格激勵下，肯定會有很多商人願意送貨到隔離點。其他生活物資遵循同樣的道理。

可把這部分漲價轉嫁給被隔離的人，顯然不合適，他們配合防疫工作，已經做出了貢獻，這部分漲價成本應該從防疫費用中支出，進行補貼。

在沒有高價的激勵下，不能指望商人做這類苦活，“城中村”的市場失靈了。壓力就轉移到了防疫人員身上。

但防疫人員的精力是有限的，將心比心，1個人服務10個被隔離的人，怎麼能保證效率呢？只有在物資短缺狀態下的公平。

要效率還是公平，是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3

與西安封城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上海。

上海作為國際化大都市，人員流動、聚集規模、防控難度，要比西安難度高。但上海從未出現過嚴重的疫情反彈情况。

上海究竟做對了什麼？

科學化精准防控。

上海採取動態清零的管道，嚴格控制感染病例，限制他們的活動範圍，只要在第一時間，在源頭控制住了病例，就堵上了擴散的危險。

比如很多都市在坐地鐵時，需要出示健康碼，綠碼才能上車。上海人對此有些不理解：黃碼、紅碼已經被隔離了，能上街的都是綠碼，此時在捷運查健康碼有什麼意義？

除非，沒有採取強制措施隔離全部的黃碼與紅碼，才會有這樣的擔憂。今年夏天，南京疫情出現反復時，我的健康碼莫名其妙變黃了，我去街道詢問情况。

結果，街道辦公室堵了十幾個和我有相同遭遇的人，都來問是怎麼回事？

我居住的街道僅僅是南京全市的幾百分之一，像我這樣莫名其妙變黃的人估計有上萬。南京沒有條件隔離這麼多人（絕大部分“變黃”的人是誤會）。

上海明白，在海外疫情不停息的情况下，上海不可能實現完全“清零”，只能在動態中“清零”，斬斷源頭，把危險降低到最低程度，保證絕大部分市民的自由行動。

西安沒有做好精准防控，感染者潜伏在各個社區中。這種情況下，猶如盲人摸象，為了降低風險只能搞“一刀切”，甚至一人感染，整樓搬遷。

正如鐘南山院士所言，疫情防控，最好的管道是早發現、早診斷、早隔離、早治療。西安“一刀切”封城、封街道，搞過度了。

作者：江左佑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