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上海秘密調查723名舞女,只為揪出一個潜伏的日本間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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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57年8月,福州一家工廠的副廠長徐永卿,來上海出差。這一年的8月,徐永卿到上海出差,他無論如何也想不到,會偶遇一比特熟人。上海警方得知這一情況後,命令資深偵查員吳一竹負責這起案件。上級給他配備了三名助手,一輛吉普車,調查所支出的經費可以實報實銷。吳一竹决定,在全市範圍內,秘密尋找這名浙江籍舞女。這三名舞女是篩選出來的,也許河下穀清的中國妻子,還在這723名舞女之中,只是沒有篩選出來。

1957年8月,福州一家工廠的副廠長徐永卿,來上海出差。

50年代上海街頭

徐永卿是一比特老戰士,解放後他被調到福州的一家工廠當副廠長。這一年的8月,徐永卿到上海出差,他無論如何也想不到,會偶遇一比特熟人。

那一天,天上下著毛毛細雨,徐永卿乘坐公交車前往上海水產學院辦事。當公交車路過虹口區三角地菜場門口時,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徐永卿忽然看到一張十分熟悉的面孔。他一時間想不起這是誰,但感覺自己一定認識。

當公交車駛過菜場之後,徐永卿才忽然想起,這是曾經濟南鐵路局的日本工程師河下穀清,日本憲兵隊的秘密特務,幹了很多壞事。當年徐永卿在濟南鐵路局當鉗工,與河下穀清十分熟悉。徐永卿覺得,像河下穀清這樣的特務,要麼被關進監獄,要麼就是被遣送回國了,不可能在大街上閒逛。

但是,剛才自己看到的,就是河下穀清啊!徐永卿毫不懷疑,他一定沒有認錯人,於是,公交車下一站停車時,他立刻下車跑回三角地菜場,在人群中尋找河下穀清。但是,找了很久都沒有發現,河下穀清失去了踪影。

上海警方得知這一情況後,命令資深偵查員吳一竹負責這起案件。上級給他配備了三名助手,一輛吉普車,調查所支出的經費可以實報實銷。

吳一竹經驗豐富,立刻製定了偵查計畫。

50年代警察巡邏

河下穀清既然在濟南鐵路局工作過,那必然還有其他人認識他。所以,吳一竹帶領助手小汪趕往福州,當面向徐永卿瞭解情况。另外兩名助手老崔和小劉,則留在上海,到監獄和看守所查閱資料,看看在押人員中有沒有認識河下穀清的人。

在福州,吳一竹從徐永卿口中得知了河下穀清曾經的樣貌,還得到了更多細節:在三角地菜場,河下穀清穿著白色無領汗衫和灰色長褲,手裡拎著一個竹籃子,裡面露出一束茭白尾巴,好像還有一把長豆。

回到上海後,吳一竹分析,河下穀清到三角地菜場賣菜,這說明他就住在附近。所以,首先圍繞三角地菜場進行調查,極有可能找到這個人。但是,從8月份一直到10月上旬,吳一竹他們一直在附近派出所調查,竟然一無所獲。

調查進度緩慢,上級又給吳一竹增派了4名偵查員,繼續深入調查。吳一竹壓力很大,在三角地菜場排查了這麼久,還是毫無線索,可能要換一個方案了。於是,調查組成員坐在一起,討論了七八個小時,决定改變調查方向:尋找抗戰時期在濟南活動過的在押犯人,他們中一定有人認識河下穀清。

調查人員立刻分成了幾組,分別前往監獄、勞改隊和看守所瞭解情况。一周之後,前往安徽勞改農場的老崔、小汪打來電話,說找到了重要線索。

白茅嶺農場是上海警察局設在安徽的一個勞改農場,關押著上萬名勞改犯,老崔和小汪找到了一個名叫樸汝春的知情者。樸汝春是朝鮮族人,曾是偽滿洲國的諜報人員,後來被日本人派到濟南,為憲兵隊工作。

在濟南的時候,樸汝春和河下穀清十分熟悉,他回憶說,兩人有一次喝酒,河下穀清說自己在上海有一比特中國妻子,長得十分漂亮。樸汝春後來從其他日本人口中得知,河下穀清的妻子是一比特浙江籍舞女。

如果能查到這個浙江籍舞女,自然就能抓到河下穀清了。

舊上海的舞女

吳一竹决定,在全市範圍內,秘密尋找這名浙江籍舞女。當時,上海已經沒有舞女這一職業,曾經的那些舞女都改行了。不過,在解放初期,上海的舞廳都按照規定登記了舞女的情况,基本資料還是有的。不過,當偵查人員篩選出浙江籍舞女後,發現竟有723人之多!

這麼多人,怎麼查呢?如果其中一名舞女真是河下穀清的妻子,她也不會在配偶資料中登記“河下穀清”這個名字。吳一竹覺得,一個個尋找這些舞女不現實,太耽誤時間,可以找到曾經的舞廳老闆,側面打聽一下這些舞女的配偶情况,再篩選一下。

723名浙江籍舞女,分屬於39家舞廳。這39名老闆中,有兩人舉家遷往香港、臺灣,難以調查。其他37人都找到了,歷時20天時間,調查人員從這些舞廳老闆口中,得到了大量的資料。經過整理篩選,有3名舞女的配偶,有可能是河下穀清。

時春萍,34歲,浙江寧波人。她原來是上海“逍遙廳”的舞女,1941年認識了一名北方來的李姓商人,兩人不久後結婚,生有一子一女。根據“逍遙廳”老闆所說,他從未見過李姓男子,只聽說容貌英俊,處事機靈。而且結婚後,李姓男子常年在北方經商,逢年過節才回上海和妻兒團聚。

時春萍1948年就離開了舞廳,解放後到一所小學當了校工。偵查員發現,時春萍的戶口本上,配偶一欄依然寫著李某的名字,但轄區派出所民警卻對這個人完全沒有印象。這個人肯定有問題,偵查員立刻詢問時春萍,他的丈夫去了哪裡。

時春萍哭著說,其實他丈夫在南京汪偽政府當過官,解放後不久就被南京方面抓走了。但是,這件事沒有和上海警方聯系過,才讓李某顯得這麼神秘。偵查人員立刻趕往南京,在監獄見到了時春萍的丈夫李某,吳一竹一眼就發現,這個人不是河下穀清。經過徐永卿的辨認,完全排除了李某的嫌疑。

第二名舞女名叫王巧玲,32歲,浙江象山人。

舊上海舞女

王巧玲從15歲就到上海當舞女,先後在幾個舞廳工作過。1942年,王巧玲遇到了一個陳姓男子,兩人後來結婚,生有一對雙胞胎。根據“群喜廳”老闆的介紹,偵查人員得知王巧玲已經和陳姓男子離婚了。

當偵查人員找到王巧玲時,她毫不遮掩地表示,前夫陳某是國民黨特務,解放後就逃到了臺灣。王巧玲原本想跟著一起去,但因病耽誤了,就留了下來。後來,王巧玲决定與丈夫斷絕關係,就單方面辦理了離婚手續,還把陳某所有的物品都交給了區公安分局。偵查員於是找出了陳某的照片,經過辨認,不是河下穀清。

賈賢珠,34歲,浙江江山人。賈賢珠8歲就來到了上海,曾是新世界舞廳的臺柱子,解放前還當了“皆樂堂”舞廳的領班。她1942年和一名神秘男子同居,1945年初結婚,具體情況舞廳老闆並不清楚。

偵查人員調查得知,賈賢珠後來到親戚開的小工廠工作,現在負責後勤方面的事情。轄區派出所民警說,賈賢珠的戶口本上只有她一個人,沒有那名神秘男子的資料。既然這樣,吳一竹只能親自登門拜訪了。

那是一個下雨天,吳一竹在轄區警察的帶領下,敲開了賈賢珠家的門。賈賢珠開門看到幾名警察,眼神中立刻閃過一絲驚慌,緊接著又恢復了鎮定。經驗豐富的吳一竹,知道這個女子一定有問題。

根據賈賢珠的說法,自己原來的丈夫叫曾福山,出生於日本福岡,日本名字是山田太郎。曾福山17歲來中國,在北平讀過大學,後來一直做生意。至於曾福山是不是間諜,賈賢珠就不知道了。

解放後曾福山回到了日本,賈賢珠當時要求一起走,但遭到了拒絕。賈賢珠就和曾福山離了婚,之後一直自己生活。賈賢珠拿出了曾福山的照片,偵查員一看,與河下穀清確實有些相似。

吳一竹心中暗喜,查了這麼長時間,總算有了眉目。於是,他一邊安排秘密監控賈賢珠,一邊趕往福州,拿曾福山的照片讓徐永卿辨認。徐永卿一開始感覺很像,又仔細看了幾張照片後,認定這不是河下穀清。

那麼,賈賢珠慌亂的眼神,到底隱瞞了什麼?吳一竹回到上海,立刻詢問了賈賢珠。這一次,賈賢珠把什麼都說出來了,原來她和一個名叫劉小開的富家子弟相處了一段時間,都準備結婚了,劉小開卻因為一起案件被捕。那段時間,經常有警詧上門調查情况,賈賢珠十分害怕,所以一看到警察,就驚慌失措了。賈賢珠所說的情况,很快就得到了證實。

三名舞女的調查,走進了死胡同,下一步該怎麼辦?

50年代警察

這三名舞女是篩選出來的,也許河下穀清的中國妻子,還在這723名舞女之中,只是沒有篩選出來。那麼,下一步要做的,是繼續調查其他舞女嗎?

就在吳一竹十分頭疼的時候,警方先後收到了三名老工人的舉報信,都是關於河下穀清的。五十多歲的鐵路工人樊純芳,在濟南工作時認識了河下穀清。去年,樊純芳到虯江路電器舊貨市場淘舊貨的時候,無意間看到一家小電器修理鋪子,老闆非常像河下穀清,但口音不像,就以為認錯人了。樊純芳的兒子在派出所工作,得知警方正在尋找河下穀清,就寫了一封信,彙報了自己的發現。

另一名叫洪志勇的紡織廠老工人,寫信說自己當年認識一個很可疑的日本人,正巧前段時間去虯江路舊貨市場淘電器,發現一個自稱尤志遠的店主,很像以前那個可疑日本人。第三封舉報信來自一名印刷工人,他也是淘舊貨的時候發現,這個店主尤志遠似曾相識,和當年認識的一個壞人樣貌很相似。

一連三封舉報信,全部指向舊貨市場的尤志遠,那就暫時不用調查舞女了。吳一竹立刻派人對尤志遠進行秘密監視,同時佈置了嚴密的抓捕計畫。1958年8月6日,在尤志遠登上一列火車,準備到北方去工作時,偵查人員將其逮捕了。

原來,日本投降後,河下穀清奉命“潜伏三年,等候反攻”。但是,三年之後,河下穀清發現日本反攻無望,自己只能想辦法潜伏起來。於是,河下穀清就默默潜伏到了1957年,那一天被徐永卿認出來,他是去了岳母家,第二天在附近菜市場買菜。所以,吳一竹在三角地菜場沒有查到什麼線索。

河下穀清最初被判處無期徒刑,後因為表現良好,1977年8月提前釋放。出獄後,河下穀清帶著妻子和四個孩子回到了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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