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延安是革命聖地。在抗戰時期，延安不僅是八路軍的大後方，還是人民軍隊思想的大後方，很多的黨校、政治學習和軍事學校都設立在這裡。也同樣是在延安，還有一所特殊的學校，沒有固定的學制，沒有固定的畢業時間，而且全校的營員都操著一口“洋芋一麻袋”的流利日語。這是一所什麼學校呢？

這所學校名為“日本工農學校”，這所學校中的學生，都是些在戰場上被俘虜的日軍。他們的命運比當時的很多中國人還要苦。本來他們在家鄉都是些工人、農民和商人，被國家戰爭機器裹挾著來到的中國。在論資排輩的日軍隊伍中，他們也通常是被呼來喝去、沒有什麼地位的人。

隨著全面抗戰的開始，八路軍、新四軍在各個戰場上不斷地襲擊日軍，俘虜的人員也不斷增多。我軍的政策，一直是優待俘虜，那麼既然是優待，自然要想個辦法安置他們。於是在1937年10月25日，八路軍總指揮朱德、副總指揮彭德懷聯名簽發了《關於對日軍俘虜政策的命令》，其中規定：一、對於被我俘虜之日軍，不許殺掉，並須優待之。二、對於自動過來者，務須確保其生命之安全。三、在火線上負傷者，應依階級友愛醫治之。四、願歸故鄉者，應給路費。

不過，單純的優待似乎並不可取。有時候被放過的日軍，還會回去繼續拿起武器。優待不等於縱容，必須有一個辦法，讓這些日軍被俘人員不再與中國人民為敵。這種辦法只有一個——教育改造。1940年6月，黨中央發出訓示：“凡俘虜願意回去者，即給以鼓動招待，令其回隊處，應注意選擇少數進步分子，給以較長期的訓練。”

1940年10月，由日本共產黨領導人野阪參三（中國名林哲）提議，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最終決定，在延安建立一所以日軍戰俘為主體的特殊學校，任務是改造日本戰俘，協助八路軍對日本軍隊進行政治文宣。這所特殊學校就是本文開始提到的那所學校。他的正式名稱，叫做“日本工農學校”。

改造一個人是不容易的。實際上，很多戰俘受荼毒已深，對八路軍懷着盲目的敵對情緒，拒絕中方人員的任何交流，甚至以暴力管道傷害救助人員。比如平型關戰役時，有個日軍受了重傷，八路軍戰士為其包紮，卻被他咬掉了耳朵；還有個戰俘竟然在醫生替他換藥時，用小刀將醫生殺害！即使到了延安，他們也不服管教，將學習教育視作“赤化”文宣，頻繁地搗亂破壞，甚至絕食抗議。

即便如此，八路軍仍堅持俘虜政策，積極地幫助他們。

首先是在生活上的優待。

如果想要理解日軍戰俘所享受的待遇，必須要先瞭解一下當時八路軍各級官兵的待遇。八路軍阿兵哥的月津貼是1.5元、排級幹部的是2元、連級幹部3元、營團級幹部4元、師級以上幹部均為5元。除此之外，糧食、被服，特別是肉類的供給，全都不是非常充足。在抗戰後期，八路軍才做到了每個月人均一隻雞的供應量。

那麼日軍戰俘和工農學校營員呢？

日軍戰俘所享受的規格，是同美軍觀察組同級別的：來到延安後發放被氈一套，每個月發放津貼費5元，每4個月發放鞋襪、手巾、肥皂、牙刷等物品。進入日本工農學校的營員，每月的津貼是3元，完全按照八路軍連級幹部發放。伙食上，主食經常是白麵饅頭，副食是上午一菜一湯、下午兩菜一湯。細糧細菜不說，還餐餐有肉。除此之外，還每人每月特供猪肉大秤一斤、白麵10斤。遇到中國的年節或者日本節日，還會發給一定數量的會餐費。這在當時，已經大大超出了八路軍一般戰士的生活水準，甚至是指揮員、司令員的水准。要知道，即使是朱老總、彭老總，他們每個月的津貼也不過是5元錢，吃的也和普通戰士沒什麼兩樣。

生活上的優待，僅僅是保持一個人身體的健康。而政治上和管理上的優待，則是改造一個人的深層因素。

首先是對戰俘的態度。八路軍對俘虜的管理是比較寬鬆的，從不在戰俘營設立高牆崗哨，也從來不會侮辱、體罰、甚至毆打戰俘。對他們的民族信仰，八路軍也是非常尊重的。其次，是不對他們進行强行教育。工農學校的教學工作一般會分3個階段進行：戰俘剛來時，會先進行基礎教育，之後再進行大約一個月的審查，看其是否有學習的意願，是否具備入學資格。合格者，則會接受大約2個月的預科教育，之後再轉入正規學習。

日本戰俘的貭素和教育背景各不相同，於是工農學校將營員編為三組，由淺入深地給他們教授課程。而主要開設的課程，則是政治常識、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哲學、社會發展史、中國問題、日本問題等課程，而且全程都是教員用日語授課。

八路軍的優待，讓這些日本營員感受到了在自己的軍營中感受不到的溫情。在一份重要的文獻《致八路軍、新四軍全體指戰員書》中，他們寫道：我們中間的極大多數，是曾經在戰場上，將槍口瞄準過你們的日本阿兵哥。然而，當我們變成你們俘虜的時候，你們不但沒有侮辱我們，沒有殺害我們，不僅沒有把我們當做敵人，而且還給我們充分的自由、平等，安全和优渥的物質待遇。八路軍把我們當做朋友、兄弟和衕誌加以看待，並使我們從蒙昧中得到真正的覺醒，使我們不得不表示衷心的感謝。

通過學習，通過切實感受中國人對和平的嚮往，很多日軍戰俘的思想開始蛻變。他們自發地組成了“在華日人反戰同盟”、“在華日人共產主義者同盟”，“覺醒聯盟”等組織，走上了抗日戰爭的第一線。

這些國際人士在戰場上發揮的作用，决不能簡單地用殺敵數量來衡量。事實上，他們瓦解的敵人，爭取的敵人，要比殺死的敵人多得多。所有的反戰同盟都有一個共同的工作：文宣！為了文宣正確的思想，解救更多的同胞，他們印發了大量的傳單和宣傳冊。這些人都熟悉日軍的風俗習慣，瞭解日軍的思想，所以寫起東西來往往直指人心。很多日軍在看了傳單之後，主動地選擇了投誠。

除了傳單，日本營員的另一個利器就是喊話。在生死難料的戰場上，一句用家鄉話說的問候語，往往是最為感人的。所以，很多日本營員在畢業後，立即隨著戰鬥部隊來到各個戰場，通過大喇叭向同胞訴說著世界的真理。事實證明，這種文宣的作用是非常大的。1942年11月，山西省路安縣老頂山日軍分遣隊在聽到“覺醒聯盟”太行支部營員的喊話之後，全都放聲痛哭；而清豐縣的一個日軍大隊在聽了“反戰同盟”的廣播後，大部分都扔下了武器，投降了八路軍。

在他們的努力下，日軍投誠的人數越來越多。戰爭後期，日本軍隊之所以不復當年之勇，除了被太平洋戰爭抽幹兵力外，在敵後戰場的大量投誠現象也是原因之一。

戰爭結束後，這些為反法西斯事業做過貢獻的日本營員大致走上了兩條路：他們一部分人留在中國，娶妻生子，徹底地融入了中國社會。另一些人輾轉回到了日本，開始為中日兩國的和平發揮作用。但不管對誰來說，在延安這一段難忘的學習經歷，都是他們心中一段難忘的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