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服騎射陰山下，敕勒川草原我的家——說說包頭的“戰爭”與“融合”

今天我們說起包頭，幾個很響亮的名頭是必然要提上一提的——“草原鋼城”“稀土之都”“外貿百强”……包頭是草原的工業心臟，是內蒙古最大的工業都市，相信已經是全民共識了吧。

其實，開篇就說工業，以我一個都市顧問的本能，怕是會忍不住直奔“包頭產業發展”而去，好好把這座濃縮著北方大多數工業都市的興衰百味說道說道——在我看來，中小城市要對新興產業的動向格外敏感，因為老的產業格局其實屬於既得利益，只有新的產業才有可能給新的產業機會。

不過看看文章的標題，我只能按捺住自己講產業的衝動。因為，今天我想說一說，包頭，尤其是她的石拐區，更為久遠的一些故事。如果說，今日之包頭，自新中國建立以來，是繁榮的工業重鎮；那麼昔日之包頭，就是古代社會農耕文明的邊塞前線。

早在戰國時期，大青山南麓的沃野，就是趙國和胡人爭奪的焦點。這個時候的趙國，還沒到大家熟悉的趙奢、廉頗、李牧等名將輩出的時代，而是被當時的人稱為“四戰之地”——南面的魏國，西南的韓國，西面的秦國，東面的齊國，北面的燕國都對趙國虎視眈眈。群敵環伺下，趙國就此敗亡，實在是件非常正常的事情。可是，大家讀過歷史都知道，趙國非但沒有被眾國瓜分，反而異軍突起，戰力突飛猛進！

這就不得不說一比特大大的英雄——趙武靈王。

趙武靈王趙雍是趙國第六任國君，他繼位的時候，趙國疆域並不算小，但軍事實力遠不够强大。趙武靈王是一比特有抱負的君主，不甘心趙國積弱。我們都知道，單憑雄心，是解决不了問題的，所以他內外並舉，頻頻施力。對內，喜歡深入基層認真調研——他幾乎把趙國走了個遍；對外，他胸懷壯志，籌謀開疆辟土。趙武靈王曾親自率領大軍攻打中山國。因為中山國的國土從東面插進趙國國土，幾乎將趙國分成兩半。平定中山國，既有助於國土管轄，又能讓國君立威。可是，中山國雖小，卻是有名的“千乘之國”，打得趙國是丟盔卸甲、損兵折將，還丟了幾個邊境重鎮。這場敗仗狠狠刺激了趙武靈王，他開始思考變革。

這場變革，就是大家熟知的“胡服騎射”。簡單來說，就是趙武靈王要求國民們，向周邊的胡人學習，“易胡服，改兵制，習騎射”。

真是非常敬佩趙武靈王的勇氣和魄力！我想說的是，騎射易學，胡服難易！即使是不那麼熟悉這段歷史的人，相信僅憑想像都能預測，要推行這項改革是多麼困難！

且不說趙武靈王，我們先來看看比他晚生2000年的另一比特名人，面對“洋服”的反應吧。

我要說的這個人，就是晚清重臣——李鴻章。李鴻章是淮軍和北洋水師的創始人、統帥，洋務運動領袖之一，建立了中國第一支西式海軍——北洋水師。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視李鴻章為“大清帝國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爭長短之人”，德國海軍大臣柯納德稱其為“東方俾斯麥”，慈禧太后視為“再造玄黃之人”，與曾國藩、張之洞、左宗棠並稱“中興四大名臣”。死後追贈太傅，晋封一等肅毅侯，諡號“文忠”。

要知道，在中國的歷史上，唐代以後有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文人做官以後，夢寐以求獲得一項殊榮－－諡號“文正”。這個諡號皇帝可不會輕易給人，在歷史上，得到“文正”這個諡號的，大多都是當時文人敬仰的對象，比如范仲淹、李東陽、曾國藩等等。李鴻章諡號“文忠”，在清代的諡號中，被認為是僅次於“文正”的諡號，可見李鴻章無論是皇室還是民間，都是非常受到認可的。

洋務運動主張“師夷長技以制夷”，李鴻章作為洋務運動領袖之一，對於對外學習，對洋學習，比起2000年前的趙武靈王，我們應該都會覺得，接受程度肯定是高出許多的。

其實不是。

1875年11月，當時的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在保定和日本駐華公使森有禮會面，其中談到了日本明治維新期間服裝改革的問題。這段會談可見《李鴻章森有禮問答節略》，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明治維新的再探討》中也有較為詳細的記錄。

這段談話大概是這樣的——李鴻章先表示了對明治維新的讚賞，但對日本改變服裝，模仿歐風一事感到不解。森有禮回答說，日本舊有的服制寬闊爽快，極適於無事安逸之人，但對於多事勤勞之人，則不完全合適，所以它能適應過去的情况，而於今日時勢之下，甚感不便。今改舊制為新式，對日本裨益不少。李鴻章認為，“衣服舊制，體現對祖宗遺志的追懷之一，其子孫應該珍重，萬世保存才是”。森有禮則認為，如果祖先至今尚在，也會這樣做。距今一千年前，祖先看到中國的服裝優點就加以採用。這說明不論何事，日本都善於學習別國的長處。

這段會談還有很多內容，就不一一贅述了。僅憑這幾句，我們就可以感受到，李鴻章對於明治維新後日本改穿“洋服”很反感，他堅持認為“衣服舊制，體現對祖宗遺志的追懷之一，其子孫應該珍重，萬世保存才是”。

2000年後的李鴻章尚且如此反對服飾改革，2000年前趙武靈王面對何等的阻力，就不難想像了。趙武靈王下令“易胡服”，這可不是面料貴不貴，剪裁好不好，品牌價值高不高的問題，那是不遵禮法，不講規矩，貴族、士族階層會把這當作奇耻大辱的！

大家瞭解中國古代服飾就會知道，春秋戰國時期的正式場合，王侯本人一身華服，從臣客卿也是足飾珠璣，腰金佩玉，衣裘冠履。即使是不那麼正式的場合，也是著禮服的。士大夫階層的居家便服，和庶人百姓的禮服同為一種，名叫深衣，可以男女通用。深衣把以前各自獨立的上衣、下裳合二為一，並在兩腋下腰縫與袖縫交界處各嵌入一片矩形面料，用以展現人的體形。而胡服的特徵是衣長齊膝，腰束郭洛帶，用帶鉤，穿靴，便於騎射活動。中原人著裝要講規矩，要有禮儀；而胡人穿衣和禮儀規矩一點關係都沒有，方便就行！用今天的服飾習慣為例來說，中原人正式場合穿燕尾服，居家也要穿正裝，而胡人常年四季都穿著運動服。

你也許會說，不就換身行頭，有那麼影響嗎？

是的，真的有！

要知道，中國人對於服飾，從不含糊。中國的冠服制度初步建立於夏商時期，到周朝已經很完善了。為了做好管理工作，周王朝專門設立“司服”、“內司服”這樣的官職來掌管王室服飾。早在那個時候，服飾和地位、情境之間已經被聯系起來。到了春秋時代，服飾的重要作用更加明顯，並且和禮儀、德行緊密掛鉤。其中最最重要的推動者和踐行者，莫過於孔子。

孔子明確提出“君子正其衣冠”。在他看來，穿戴整齊，衣冠周正，這是君子的起碼禮節和必備條件。《孔子集語》引《大戴禮•勸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無貌，無貌不敬，不敬無禮，無禮不立。”孔子對儀容服飾的嚴格要求，從中表現得再清楚不過了——在他看來，一個人衣冠不整，是不能在上流社會立足的。衣服是一個人身份的象徵，只要看你穿什麼衣服，就能知道你是什麼樣的身份。孔子還說，“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禮法是等級社會的典章制度，規定社會行為的規範。禮被看作藝，是因為禮的實行，包含著儀式、服飾等的安排以及左右周旋、俯仰進退等一系列嚴格的規定。

按照孔子的標準，“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衣冠端正、相貌威嚴被列為從政秘訣“尊五美”之一。

堂堂趙武靈王，作為趙國國君，應當延續並捍衛這樣的規矩和禮儀，偏偏這個人不走尋常路，他提出胡服騎射——大家把西裝西褲都收起來，咱們上班也好，下班也好，怎麼舒服怎麼穿，怎麼方便怎麼穿，T恤短褲都可以；以後出去打仗，也不必開出浩浩蕩蕩的戰車和別人對陣，用一支來去如風的輕騎兵肆意衝擊敵陣就是了！

趙武靈王這些設想，看似是針對部隊展開的軍事改革，實則是一場徹徹底底的政治變革——簡單來說，是公然挑戰傳統禮法，公然叫板禮儀規矩。那麼，他當然會面對極大阻力！

趙武靈王是個聰明人，他在改革前先進行了預熱，和親信大臣樓緩、元老重臣肥義溝通，先說服了兩人，然後某天上朝，他直接穿著胡服去了朝堂。

然而，像皇族前輩——趙武靈王的叔叔公子成這樣的人，是堅決抵制這項改革的。趙武靈王花大力氣說服了公子成，公子成第二天穿著胡服上朝作為表率，趙武靈王正式下令全國該穿胡服。

即便是趙武靈王親自表率，說動皇族前輩公子成支持的情况下，還是不斷有皇族反對的聲音，趙文、趙造、趙俊、趙燕這些皇族陸續出來反對，趙武靈王苦口婆心一一說服，最後耐心用盡，對屢勸不聽的趙燕，直接給予嚴厲警告。經過諸多努力，最終，易服令終於在全國得到施行。

“易胡服，改兵制，習騎射”。為什麼趙武靈王那麼堅持這項改革呢？

很簡單，因為他吃過虧。

趙國是西元前403年從晉國分出來的，而且還是分出來的三家中最强大的。後來魏國重用李悝、吳起實行變法，實力逐漸强大起來，韓國的國力也在逐漸增强，反而是趙國，既處在四戰之地，前面的幾任國君也不够給力，國力始終沒上去。

可是，這種弱勢相對於其他幾國，比起西胡——地處趙國西北的林胡、樓煩這些遊牧部落，無論是裝備水准，還是戰術素養，趙國明顯高出很多。可是，這些遊牧部落不和你擺開陣勢對決，人家最擅長的就是“打了就跑”的遊擊戰術。於是，在與林胡、樓煩的戰鬥中，趙國的步兵和車兵往往只能目送對方的騎兵劫掠過後揚長而去。

多說一句——如果你是個不太瞭解軍事的人，你可能會說，遊牧民族的騎兵來劫掠，咱們派騎兵追不就得了？還真沒辦法追，因為在胡服騎射之前，中原沒什麼騎兵。這個時代，車兵才是戰場上的主角。

商末周初的牧野之戰，是中國古代首次較大規模使用戰車的戰例。《周本紀》記載：“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車戰作為主要戰爭樣式，在這個時段大行其道。一來中原是開闊的平原地貌，易於車戰；二來那時的戰爭主要是為了爭霸，並不是非得打到你死我活的地步，而是重在示威——展示力量，爭取人心。

而且受《周禮》“正名”的影響，這時期的戰鬥要遵循“禮”，講究師出有名，方為義戰。而且連交戰都是很講理的，比如不乘人之危，不連續重創對方等等；兩軍對峙的時候，雙方先列陣，然後主將再驅車對殺，更像是一場競技比賽。

其實中原人也學習控馬和射箭，孔子就把“射”和“禦”作為要求學生必須具備的六項技能之二。只不過，中原人的射箭是徒步射擊，而馬術，則是偏向控制馬車的科技。

所以，當趙國推行胡服騎射，將騎馬與射箭結合起來，並為戰士們配備上更匹配的“職業裝”，組成專業化的騎兵隊，自然極大的提升軍隊的作戰能力。

從此，趙國摒弃了長袍，像胡人一樣短裝打扮。短裝不僅讓戰士們騎射自如，生活勞作也很方便。在“胡服騎射”的改革之後，趙軍的戰鬥力大大增强，不但很快攻滅中山國，報了一箭之仇，還在西北征服了林胡、樓煩等遊牧部落，在新開闢的地區設定雲中、雁門和代三郡，並從代郡南起，向西南入今山西省，沿恒山、蘆芽山北麓到黃河北岸一線修築長城。

趙長城至今仍有留存，保留比較好的一段，就在包頭的石拐區。中國著名歷史學家翦伯贊先生訪問包頭時，曾經登臨包頭市西北的大青山，遊覽過這一段趙長城，還寫下了《登大青山訪趙長城遺址》：

騎射胡服捍北疆，英雄無愧武靈王。

邯鄲歌舞終消歇，河曲風光舊莽蒼。

望斷雲中無鵠起，飛來天外有鷹揚。

兩千幾百年間事，只剩蓬蒿伴土牆。

翦伯贊先生在他的《內蒙訪古》中，稱頌趙武靈王“無愧於英雄的稱號”，並認為胡服騎射“實質上就是與最頑固的傳統習慣和保守思想宣戰”。

是的，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是中國歷史上一次極為重要的變革。趙武靈王的偉大，在於他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沒有被傳統力量阻攔，反而成功對抗傳統的君主。

趙國原本就是一個胡人滿地走、胡服遍地有的國家，但是，生活在趙國的胡人，在“夷夏有別”的社會氛圍中，想來也是被看輕的。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在當時而言，就是一場轟轟烈烈的思想運動！此前，中原一直保持著文化輸出的優勢。

而胡服騎射，首次逆轉了這種優勢，使得中原不再俯視周邊的國家與民族，開始與他們進行平等的交流。在這樣的交流大環境下，使得民族融合逐漸成為了可能。胡服騎射，從小處說，是一場成功的軍事變革；往大了說，是開啟了中原民族學習遊牧民族戰爭科技的先河。從科技學習到人才招攬，中原民族開始不斷彌補作為定居民族的戰爭短板。

可能你會問，冷兵器時代，騎兵如此强大嗎？

答案是肯定的。

說起“騎射”，咱們包頭就出過一比特大大的名人，騎射俱佳，他就是鼎鼎大名的“飛將軍”——呂布。《三國志·魏書》第七卷，第一句話就是：“呂布，五原郡九原人也。”呂布擅長騎馬和射箭，人稱飛將軍，史稱“以驍武給並州”。

那麼，他到底如何一個“驍武”法呢？在電視劇2010版《新三國》裏，給了呂布一場非常高光的亮相——十八路諸侯固守營寨，董卓帶領大軍前去攻伐。董卓讓呂布率百騎前去挑戰，設法把袁紹引出關來。此時，呂布無比自信，淡淡說了句：“無需百騎，單騎便可”。接著，就是呂布在關前連挑幾員武將，最終引出那場大家非常熟悉的名場面——“三英戰呂布”。

我們當然知道，“三英戰呂布”，是《三國演義》作者羅貫中筆下的一場大戲，不能作為呂布勇武的證據。“布便弓馬，膂力過人，號為飛將”的記載雖然可信，但並不能給人一種直觀的認知。我想說的是，和1994版《三國演義》不同，《新三國》沒有按照《三國演義》書中的說法，兩軍陣前，呂布先後挑死方悅等將，斷武安國手臂，擊退公孫瓚，繼而引出張飛來戰，而是多出一場“率百騎”挑戰的戲碼——這其實是將呂布另一場戰役的精彩表現，提前“借用”了過來。

這就是《三國志•魏書》所載：“北詣袁紹，紹與布擊張燕於常山。燕精兵萬餘，騎數千。布有良馬曰赤兔。常與其親近成廉、魏越等陷鋒突陳，遂破燕軍。”呂布騎著赤兔馬，經常與關係親近的麾下猛將成廉、魏越等幾十個人騎馬衝擊張燕的軍陣，每次都帶著黑山軍的首級歸來。連續作戰十多天，打敗了張燕的軍隊。

這段歷史記載，清楚說明了呂布這位生於包頭的東漢末年名將，具備一切遊牧民族的戰鬥特點：首先，騎術過硬，經常騎著能够騰躍城牆、飛跨壕溝、名叫赤兔的良馬作戰；其次，百步穿楊，“布舉弓射戟，正中小支。諸將皆驚，言‘將軍天威也’”——轅門射戟可不是羅貫中虛構；此外，還極善於遊牧民族來去如風，機動作戰的突襲本領。

呂布作為一個典型案例，我相信足以說明，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組建了專業化的騎兵隊，勢必獲得軍事實力上極大的提升。

在那個時候，諸侯國之間的征伐，多為大兵團作戰，多兵種配合，尤其以戰車配合步兵為主。寬大的袍服影響阿兵哥的靈活性，笨重的戰車地形適應性很弱，但這些缺點，你有我也有，也就不那麼突出；可當趙國與遊牧民族的騎兵對陣時，這些缺點就成了致命的敗因。

胡服騎射，讓趙國先人一步使用了新的軍事科技，自然可以享受到改革的紅利。騎兵作戰，按古代兵家所說，“急疾捷先”“馳驟便捷，利於邀擊奔趨，而不宜於正守老頓”孫臏曾系統總結過“用騎十利”。隨著趙國憑藉强大的騎兵一躍而成強國，在“落後就要挨打”的戰國時代，自然是人人效仿，曾大行其道的戰車逐漸被人遺忘，戰爭方式由“步戰”開始向“騎戰”發展。

多說一句——對於包頭而言，呂布可是一個值得深挖的知名IP！

通過羅貫中的《三國演義》，這位勇武冠絕三國時代的絕世猛將，本就是國人耳熟能詳的人物，何况對於今天的年輕人來說，他們最熱衷的很多方面，都有著呂布的身影——架空小說、影視作品、甚至是電子遊戲。

如果你有心，打開你手機的APP查一查就知道，各種三國為題材的遊戲，簡直多得嚇人！你也許會問，“呂布故里”，難道就能吸引年輕人來包頭看一看？是的！舉個例子，西湖旁邊有個景點叫於謙祠，20多年前我去的時候，根本沒人。

但現在你去西湖就會發現，於謙祠已經是西湖邊上一個熱門景點了。道理很簡單，因為當年明月寫了一套書，叫《明朝那些事兒》，這套書非常生動，把枯燥的明史講成了生動的故事，讓現在的年輕人都知道了明朝的歷史。

所以，你到那裡就會看到，全都是80、90後的小夥子帶著女朋友或是家後，到這裡講於謙的故事。我站在那裡聽了半個小時，發現大家講的版本無一例外都是按照當年明月所寫。這就是宣教的作用，“呂布故里”對他們來說，就是景點。更何况，這裡還有讓人一聽就能聯想到騎馬彎弓的廣闊草原。

前面我說過，從胡服騎射開始，中原民族開始不斷彌補作為定居民族的戰爭短板。所謂的彌補，既是戰法、技藝的彌補，又何嘗不是一種民族融合的過程？

我之前埋了一個伏筆，《三國演義》裏講三英戰呂布，是一個人的戰敗激發的——白馬將軍公孫瓚。公孫瓚和劉備共同師事於盧植，和劉備是有交情的。所以眼看他不敵呂布，張飛終於忍不住出手了。我們今天不講公孫瓚的武力如何，單只從他麾下勁旅，說一說中華民族獨特的“武”融合。這支勁旅，就是大名鼎鼎的白馬義從。

在東漢末年的群雄中，公孫瓚是典型的對胡鷹派。與主張以懷柔政策對待胡人的上司幽州牧劉虞不同，公孫瓚以强硬的態度對抗北方遊牧民族，而他依仗的王牌，就是白馬義從。

有趣的是，公孫瓚雖然對待遊牧民族非常强硬，但他的王牌部隊中卻不乏胡人。在東漢時期，“義從”多指歸附朝廷的外族，公孫瓚與烏桓交戰多年，麾下也吸納了不少崇敬其武勇韜略的胡人。

當然，我相信這支白馬騎兵還是以中原民族為主的，如果胡人的比例太大，應該會如曹操徵調匈奴丁壯編制一樣，稱為“義從胡”。

我們都知道，騎射，向來是遊牧民族的看家本領，可白馬義從生生用遊牧民族的看家本領將其擊敗。作為典型的精銳射擊騎兵，白馬義從的戰術與遊牧民族騎兵很相似，遠戰以弓矢，近戰以馬刀和短矛，他們致勝的法寶，是遊牧民族的薄弱環節——缺乏良好的組織紀律。

換句話來說，公孫瓚的白馬義從之所以強勁，既利用了中原民族擅長的戰術組織、相互協調的作戰原則，又兼具遊牧民族多力善射，馬術精湛的技能。《後漢書》中說：“瓚常與善射之士數十人，皆乘白馬，以為左右翼，自號‘白馬義從’。烏桓更相告語，避白馬長史。”白馬義從一時威震塞外，烏桓“乃畫作瓚形，馳馬射之，中者輒呼萬歲，虜自此之後，遂遠竄塞外。”

這支勁旅威震邊疆，可沒過太久，就折戟界橋，威風不再。三國時期的界橋，大約是今天河北邢臺市威縣一帶，在這裡，公孫瓚遇上了勁敵麴義。

麴義這個人早年在凉州，對遊牧民族的作戰管道可以說瞭若指掌。囙此在界橋對峙時，麹義率八百精兵為先鋒，以强弩千張掩護。公孫瓚見麴義兵少，下令白馬義從發起衝鋒，踐踏敵陣。麹義的阿兵哥俯伏在盾牌下，待白馬義從沖到只距離幾十步的地方，一齊跳躍而起，砍殺過去。

與此同時，千張强弩齊發，向白馬義從射去。公孫瓚的軍隊遭到意想不到的打擊，全軍陷入混亂，白馬義從此戰幾乎殆盡。當然，其中有比特佼佼者沒有在這一戰隕落，在後來依舊有著活躍的表現，他就是在各類三國故事中堪稱人氣天王的——常山趙子龍。

麹義之勝，在於“久在凉州，曉習羌鬥，兵皆驍銳”。要我說，“兵皆驍銳”是次，“曉習羌鬥”是主。正是因為太瞭解對方的戰法和特點，才能給對方量身定制了克制的戰術。

這樣的故事，在中華民族數千年的融合中，發生了一次又一次。中原的定居民族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造就了獨特的軍事思想，說起城防攻堅，列陣操演，情報謀斷，輪輸轉運，定居民族很有心得；而逐草四方，自然放牧的生活方式，則造就了遊牧民族的彪悍習性，以及來去如風，靈活多變的戰法。雙方各自學習對方的優點，卻又緊緊堅持自身的特點。在此之後，兩種不同戰法指導著中原民族和歷代少數民族打了2000多年的戰爭。

從戰國開始，沉穩的定居民族就開始尋找對抗遊牧民族的方法，最終以長城這項發明，作為對抗遊牧民族騎兵的防禦工事。然而，2000多年來，城牆兩邊的軍隊你來我往，龍椅之上漢族和少數民族的政權輪流坐莊。可是，無論皇權如何易手，統治階級始終都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員。所以，中華文明在數千年來，從未中斷過。

整部中華民族的融合歷史，是波瀾壯闊的，在廣袤的中國版圖上，有著無數可以說、值得說的故事。而且，這部民族融合史，我認為是從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正式拉開大幕的。登臨包頭市西北的大青山，遊覽著趙武靈王留下的趙長城，中華民族“武”的融合史在這裡說，在這裡好好說，我想，再合適不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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