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的兒子,建國後在磚窯廠做工,主席知道後批示:給予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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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58年,在安徽安慶的一家磚窯廠裡,一比特年近半百的老人仍在做工,只為了能讓兒女繼續讀書,保住家族書香門第的家風。很多人只知道他一生老實巴交,沒有太大出息,可殊不知,他父親曾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兩位哥哥更是因革命而英年早逝。新中國成立後,當毛主席得知這位老人的窘况後,更是親自下達四字批示:給予照顧。今天冷哥就帶大家認識一下陳獨秀的第三子—陳松年。

1958年,在安徽安慶的一家磚窯廠裡,一比特年近半百的老人仍在做工,只為了能讓兒女繼續讀書,保住家族書香門第的家風。很多人只知道他一生老實巴交,沒有太大出息,可殊不知,他父親曾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兩位哥哥更是因革命而英年早逝。新中國成立後,當毛主席得知這位老人的窘况後,更是親自下達四字批示:給予照顧。

這位老人到底是誰?他又成長在怎樣的家庭?為何能得到毛主席的特殊照顧?今天冷哥就帶大家認識一下陳獨秀的第三子—陳松年。

滿門忠烈,只此平凡

陳松年從小生活在一個革命家庭,他的父親陳獨秀,曾領導過“新文化運動”,還創辦了《新青年》雜誌,一生中參加過各種各樣的“反對運動”。1920年,陳獨秀和李大釗、李漢俊以及俞秀松等人成立了早期的共產黨。

中年時期,陳獨秀對推動“大革命運動”,促進國共合作,領導五卅運動和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等革命運動,都有著非常重要的領導和指揮作用。雖然晚年時期離開了黨組織,可陳獨秀在“反蔣抗日”的道路上仍然全力以赴。連毛主席都這樣評估他:“他創立了黨,有功勞。”毛主席甚至多次講過:陳獨秀對他的影響“也許超過其他任何人”。

陳松年的大哥陳延年,曾和周恩來、趙世炎等人創建了中國少年共產黨,我國的第一條紅領巾更是由他親手給小學生帶上的,陳延年曾先後擔任廣東區委秘書兼組織部長、中共廣東區委書記以及中共江浙區委書記等職務,為民族解放做出過巨大的貢獻,可在1927年6月,陳延年不幸被國民黨抓捕,在刑場之上,當劊子手令他跪下時,陳延年卻大聲喊道:“革命者光明磊落、視死如歸,只有站著死,决不跪下!”最後被行刑阿兵哥按在地上殘忍殺害,而此時的陳延年,才剛剛29歲。

陳松年的二哥陳喬年,因為受到父親和大哥的影響,也早早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為了黨組織的擴大,陳松年做出了巨大貢獻,多次組織農民和工人進行革命運動,曾先後擔任中共北京地委組織部部長、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以及中共江蘇省委組織部部長等職務。1928年,正在上海和江蘇開展工作的陳喬年突然被捕,儘管黨組織想方設法進行營救,可始終沒能成功。在忍受國民黨的酷刑時,他經常勸慰身旁的戰友:“受了幾下鞭子,算個啥。”甚至在犧牲之前,陳喬年還笑著對獄友說:“讓我們的子孫後代享受前人披荊斬棘換來的幸福吧!”當被問到有什麼遺言時,陳喬年只說了一句話:“對家庭毫無牽掛,對黨的盡力營救,表示衷心感謝。”1928年6月6日,陳喬年在上海被國民黨槍殺,時年只有26歲。

而陳松年出生於1910年的安徽,是陳獨秀的第三子,和陳延年、陳喬年是一母所生,跟自己的父親以及兩位哥哥都不同,陳松年這一生從不參與政事,可即便如此,他這一生仍然是歷盡坎坷。

陳松年剛剛落地,父親陳獨秀就毅然離家而去,此後的20年時間裏,陳獨秀從未往家裡寄過一封信,更是沒關心過陳松年的成長情况,可由於受到父親陳獨秀的“連累”,陳松年從童年開始就曆經艱難。

在陳松年3歲時,陳獨秀由於參加“反袁革命”失敗,袁世凱給時任安徽都督的倪嗣沖下令,命他派手下抓捕以陳獨秀為首的一眾革命分子,而且還強調要斬草除根,可當倪嗣沖的手下沖進陳家時,陳獨秀根本不在家中,阿兵哥不僅搶走了陳家的大量珍藏字畫,而且還準備抓走陳獨秀的幾個兒子,此時的陳延年和陳喬年十幾歲,聽到消息後便匆忙翻牆逃走,而陳松年剛滿3歲,在逃跑時不慎跌進鄰居家的澡盆當中,好在陳家一直與人為善,而且還經常幫助街坊四鄰,所以在此危急時刻,鄰居們也都願意伸出援手,這才讓陳松年躲過一劫。

肩扛重擔,一夜長大

在經受了三個孩子的相繼離世後,陳獨秀也備受打擊,不僅身體狀況每日愈下,而且精神狀態也越來越差,為了表達對國民黨的不滿,陳獨秀發表多篇文章,對蔣介石的“奴性”以及“專制”大加指責。這也引起了蔣介石的不滿。

1932年10月,正在家中養病的陳獨秀被國民黨抓走,並被判處13年的有期徒刑。儘管從小就不被父親重視,但是陳松年卻從未對父親產生過任何的憎恨。在陳獨秀坐牢期間,陳松年曾多次帶著母親前去探望,目睹著父親的日漸衰老,回想著兩位哥哥的離世,陳松年經常是忍不住痛哭。在短短的幾年之內,陳松年的生活遭遇了巨大的災難,這也讓他不得不快速成長,承擔起整個家庭的重擔。

1937年12月,安徽逐漸失守,陳松年只得將家中的金銀細軟轉移到鄉下的陳氏祠堂中,可最後仍沒能逃脫被日軍掠奪的下場,這也讓陳家的生活變得更加艱難。為了躲避戰亂,陳松年夫妻二人只得帶著剛出生的女兒以及祖母前往武漢,跟陳獨秀以及繼母一起,轉移到江津地區。

在江津生活期間,陳松年夫妻一直以教書為生,雖然兩人的薪水並不高,生活依然非常艱苦,但是能跟一家人生活在一起,陳松年仍然覺得非常幸福。或許陳獨秀也想不到,晚年時期陪侍在自己身旁的不是最看重的大兒子,也不是最讓他自豪的二兒子,而是一直被自己忽略的三兒子陳松年。在病榻之上時,周恩來還代表中共黨中央前來探望,並且親切的問道:“獨秀先生,久違了,你好!”在臨別之際,陳獨秀依依不捨地表示:“恩來,你來看望我陳某,不勝感激。”

1942年,陳獨秀因病離世,享年63歲,可由於當時生活拮据,陳松年只得把陳獨秀安葬在一個非常簡陋的地方,直到抗戰勝利之後,陳獨秀的靈柩才被正式葬到老家安慶。

為了防備父親的墳墓被國民黨破壞,陳松年還專門在陳獨秀的棺椁上寫下了“陳乾生”這個名字,也正是這份小心,才讓陳獨秀的墓穴躲過了特殊時期的各種鬥爭。而且為了保護父親的墓穴,陳松年還不得不停止每年祭掃的慣例。

主席照顧,苦盡甘來

解放之前的陳松年,帶著全家人常年顛沛流離,本以為解放後的生活能够有所改善,可沒想到因為父親身份的影響,再加上時代的特殊性,導致陳松年的生活遭遇了各種困難。解放初期,為了維持生計,他做過很多工作,當過會計,做過老師,還曾在安慶的一家窑廠幹過苦力。

陳松年總共有四個孩子,一個兒子三個女兒,可他夫妻二人絲毫沒有重男輕女的傳統思想,更是想盡辦法讓四個孩子都接受教育。隨著孩子受教育程度越來越高,花費也就越來越高,在這種艱難處境下,大女兒和二女兒在讀完高中後主動提出退學回家做工,幫助家庭度過經濟難關,可卻遭到了陳松年夫妻的堅決反對,為了延續陳氏家族書香門第的家風,陳松年的妻子竇珩光表示:“我就是勒緊褲帶,不吃不穿也要供你們上大學。”

從此之後,竇珩光在窑廠抬過土、修過鐵路,還做過糊火柴盒的工作,可沒想到幾年後,陳松年妻子竇珩光突然離世,不僅給整個家庭帶來了巨大的痛苦,而且讓一家人的生活變得更加困難。

1953年2月份,毛主席乘坐著由“洛陽艦”護航的“長江艦”,從武漢到南京視察海軍艦艇部隊,在途徑安慶時,時任安慶地委書記的傅大章受到毛主席的接見,在談話中得知這裡就是陳獨秀的老家,隨後毛主席向傅大章問道:“獨秀山是因陳獨秀而得名,還是陳獨秀因獨秀山而得名?”傅大章回答說:“陳獨秀因獨秀山而得名。”在談話結束時,毛主席又問道:“陳獨秀家裡還有誰?”傅大章如實說:“有個兒子陳松年,在窑廠做工,生活比較困難。”在得知陳松年為了維持生計,吃過這麼多苦,甚至還曾變賣過祖產後,毛主席當即說道:“陳獨秀後人生活有困難,可以給予照顧!”

在得到毛主席的訓示之後,安慶當地政府不僅追認了陳延年、陳喬年兩人的烈士身份,還把兩個烈士證書送到了陳松年手上。經過安慶相關部門的協調,陳松年每個月可以領到30元的生活補助金,雖然不是特別多,但也有效的改善了陳松年的生活窘况。

自從陳獨秀去世之後,陳松年的家裡就一直掛著兩張照片,一張是40歲時的父親,照片上的陳獨秀有一縷鬍子,雙目有神,充滿英氣。而另一張照片則是陳松年、陳延年以及陳喬年三兄弟的親生母親,陳獨秀的第一任妻子高福斯,即便兩位親人已經離世,可在陳松年看來,能够每天看到雙親的照片,對自己也是很好的慰藉。

1976年,已經年近古稀之年的陳松年,拄著拐杖走了十幾裡路前去祭掃父親的墳墓,此時距他上次祭掃已經過去了10年,可到達地點後的陳松年卻找不到父親的墓,後來在當地老農的幫助下才尋到,為了修葺父親的墳墓,陳松年向當地政府提出了這一生唯一的一個請求:希望政府可以撥付專款完成陳獨秀墳墓的修繕工作。陳松年的請求很快得到批復,這一次陳松年毫無顧慮的為父親立下了一座墓碑,上面刻著:“西元一九七九年十月九日,陳公仲甫、字獨秀,母高太夫人合葬之墓。子延年、喬年、松年、鶴年泣立。”從此之後,陳松年每年都會來祭掃父親的墳墓,就連去世前一年也沒錯過。

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陳松年先後在安慶市文史館以及安徽省文史館工作,而且還曾當選為安慶市的政協常委。雖然他這一生沒有太大的成就,可始終保持著謙卑、勤奮的態度直到1990年去世,他一直在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完成力所能及的工作。

陳松年的四個孩子也都有了自己的生活,唯一的兒子陳長琦,1947年出生,一直從事科學研究,如今是合肥工業大學機械學院的院長,陳獨秀的這位唯一的長孫和他的外表以及性格都極為相似,更是一直把陳獨秀當做榜樣。

陳松年的大女兒陳長瑋從大學畢業之後,一直在一家鋼鐵設計院工作,可因為工作過於拼命,1984年因積勞成疾離世,她的離世,也讓陳松年體會到了當年陳獨秀白髮人送黑髮人的痛苦。

陳松年的二女兒陳長嶼,從大學畢業之後則供職於一家軍工廠,如今已經成為了一名頗受敬重的高級工程師。

陳松年的小女兒名叫陳長璞,由於時代特殊性,讓她成為了陳松年四個子女裏唯一沒上大學的孩子,曾長時間在農村從事體力勞動,多年後才回到都市,一直在安慶圖書館工作,後來經過個人努力,還擔任過安慶市文物管理局的副局長,在研究陳獨秀著作以及一生經歷方面花費了大量時間和精力。

一直以來,國內外對陳獨秀的評估都不太統一,而陳松年在晚年時表示:父親是功是過,自由社會和時間來證明,自己只需要為研究父親的學者們提供最完整的史料就行了。每次遇到有學者對他進行採訪時,陳松年都非常認真莊重地向專家們描述自己對父親以及兩位兄長的真實記憶。

作為陪伴陳獨秀時間最長的兒子,陳松年沒有父親那般出名,也沒有兩位兄長那般偉大的志向,可他一生勤勉謙卑,無愧於自己,更無愧於父母長輩,雖然平凡卻不平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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