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夏天，身在瑞士的卓別林接到了一個特殊的電話。打電話的是來瑞士參加日內瓦會議的一比特中國外交人員，用的是標準的美式英語，來電目的是告訴他：

我們周總理想邀請您及家人來吃個飯。

這樣一個邀請，對65歲的卓別林來說，顯然是件出乎意料的事。在過去的30多年裏，這位偉大的喜劇藝術家在歐美已經家喻戶曉，鮮花和掌聲曾是他生活的主色調。但此時的他及家人，卻承受著各種非議。

因為拍了《城市之光》、《凡爾杜先生》等進步電影，卓別林受到了美國右翼勢力的打壓。他們跟踪他，派人指控他，希望能找到更多的證據整他。同時，他們告訴所有影院：誰敢放卓別林的電影一律將受嚴懲。

在這樣的情况下，整個荷里活沒有人敢再找他拍戲、也沒什麼圈內人士敢再跟他聯系。甚至當時的美國司法部還宣佈取消他的入境簽證，無助的卓別林不得不帶著妻子和4個孩子來到了瑞士。

藝術生命基本被宣告“死亡”後，卓別林一家在韋威鎮找了一個偏僻的小村莊，他渴望在這裡暫時地逃離紛爭。這位曾給無數人帶來歡笑的英國籍藝術家，似乎一下子被全世界給遺忘了。

在這樣的情况下，接到了周恩來的邀請，卓別林怎能不興奮？他從來沒有見過周恩來，但最近的瑞士的各大報紙上，都登著這樣一張照片：

這是周恩來在此次會議中，留下的最珍貴的照片之一。沒有擺拍、沒有化妝、沒有刻意做任何造型，拍出來時就是這個樣子。後來很多外國媒體評估：其自信的動作、走姿是荷里活的演員也模仿不出來的。這一點，從照片背景中眾多外國人的表情中，咱們就能看得出來。

對這樣的人物，一向好奇心很重的卓別林自然是要去“會一會”，這一次他打算帶上家人一起赴宴。他讓妻子給他準備好常穿的黑色西服，又把皮鞋擦了又擦，於幾天後應邀來到了位於日內瓦萊蒙湖畔的花山別墅。

當汽車緩緩地停在了花山別墅時，卓別林看到的是一群身穿中山裝的中國人，滿面笑容地站在門口迎接他。汽車司機告訴他，站在最前面的高個子男子就是周恩來。“他親自出來歡迎我？”卓別林再三確認後，才敢相信。

在過去的30多年裏，卓別林見過各類“大人物”，美國的一些州長、英國的一些郡長官，都曾請他去參加過聚會，但沒有人會站在門口歡迎他。畢竟在那些人眼裡，任你名氣再大也不過是一個能讓觀眾開懷一笑的演員而已。一國總理站在門口親自迎接，這種待遇是他從來沒有得到過的。

還沒等卓別林反應過來，周恩來就走上前去，握住了他的手。“四十年前，就在銀幕上認識您了”，這是周恩來對卓別林說的第一句話。

周恩來沒有說假話，這不是客套的寒暄。1914年尚在天津求學的周恩來，就聽說過卓別林的名字。此後在歐洲各國勤工儉學時，他也經常在都市的街頭看到卓別林的文宣照。只是那時候他還是一個窮學生，根本沒機會走進影院看一看，這也成為了他當時的遺憾。

事實上，此次周恩來决定邀請卓別林一聚，並不在日內瓦會議的行程安排內。1954年的這次日內瓦會議，是新中國最重要的一次外交活動，也是全世界認識新中國的一個視窗。為此周恩來廢寢忘食準備了數日，帶了180多人的外交團，包專機前來。

專機於4月24日到達日內瓦，當身著風衣的周恩來走出艙門時，各國參會代表的目光都被他吸引了。當天日內瓦的新聞上就赫然寫著：一個年輕的紅色外交家率領著一批更年輕的紅色外交家來了……此後的數日裏，周恩來“舌戰諸國”的事，一次次地登上報紙頭版。

圖：周總理和同事

這個會議對我國的外交官來說很重要，對其它國家也是一樣。所以幾乎所有外交官的行程都是滿滿當當的，他們都忙於和別的國家的人員私下接觸，誰能有空見一個“過了氣”、被美國當局取消了簽證的喜劇演員。

周恩來原先的行程裏，當然也不會有與卓別林見面的事，這是他自己臨時安排的。來到了瑞士後，他偶然聽說對方“隱居”於此地，才臨時做了這樣一個决定。一方面，從私心上來說，他個人對卓別林本人做的一些事是非常欽佩的；另一方面，他認為這是一個極好的機會，能讓中國藝術走向世界、讓世界優秀的藝術走進中國。最好的外交從來就不是政客間耍耍嘴皮子，這一點周恩來很清楚。

和卓別林握完手後，周恩來把他一家請進了屋內，開始了長達7個小時的會見，會見時間這麼長是當時所有工作人員都沒有想到的。周恩來覺得自己不是一個特別懂藝術的人，所以專門請來了在捷克斯洛伐克參加電影節的一些中國電影人陪同。

面對老藝術家，年輕的中國電影人都不太敢說話。雖然有翻譯在場，但他們還是生怕哪句話說得不對，就會惹老先生不開心，畢竟他現在處於人生低谷。倒是周恩來先打開了話匣子，他表示：“我最喜歡先生的《城市之光》”。

為什麼非得提這部電影？原因是它剛剛被美國人給禁了。這是卓別林的第74部作品，1931年一上映就受到了全世界影迷的喜歡，它講的是一個流浪漢和一比特賣花姑娘的愛情故事。多年後，它成了“世界最優秀的無聲電影”，這個評估後面甚至不用加“之一”二字。但在當時，就因為它“無聲無息”地把當時上層資本家的醜惡嘴臉批判得入木三分，硬是被美國當局給禁了。

周恩來一坐下，就提這樣一部電影，對卓別林來說顯然是莫大的安慰。終究，還是有識貨的人。於是接下來的談話，他也就不再拘謹了。他問了周恩來兩個問題，每一個都問得挺直接。第一個問題是：

日內瓦會議進行得怎樣？

會議每天的行程，其實一直佔據著瑞士各大報紙的頭版，關於它的資訊卓別林是能從報紙上看到的。但他就是想聽一聽，這個頗具傳奇色彩的中國外交家，會怎麼看待這個問題。對此，周恩來的回答是：

一切都和平解决了！

好一個雲淡風輕的回答！這麼複雜的問題，周恩來之所以回答得如此輕鬆、簡單，其實也是用心良苦。這次會議，卓別林的出生國英國、生活了40多年的第二故鄉美國，都派了代表參加。雖然這兩國代表都在會議上咄咄逼人，但周恩來卻並沒有說他們的半點不是，這是對卓別林的尊重。

藝術沒有國界，但藝術家有國籍，周恩來不想在這樣一個私人場合，傷害一個藝術家的感情。同時，他也是很瞭解卓別林的，從拍第一部電影至今，對底層普通人的關注、對各種不平事的不滿，都是卓別林電影的主題。和平，是這位老藝術家一直以來的心願，這也正是他現在會陷入如此慘境的原因。

圖：卓別林

如果說第一個問題的尖銳指數是3顆星的話，那第二個問題則妥妥的是5顆星，因為這一次卓別林回憶起了他以前見到的中國，他用了“悲慘”二字來形容。之所以會提到以前，是因為1936年他曾來過一次中國。

那一年的3月份，他的《摩登時代》剛剛問世，世界電影界都為此片“瘋狂”了，卓別林與女友也乘坐著“柯立基總統號”進行全球巡遊。當時上海和平飯店的經理是卓別林的老鄉，應他之邀，卓別林在上海短暫地停留了十幾個小時。

世界級藝術家來滬，自然會受到最好的禮遇。和平飯店給他準備了最好的總統套房，也就是那間著名的519號房間。上海的藝術家們，紛紛加入歡迎他的行列裏，影迷和記者們更是天天圍著他轉。在這十幾個小時裏，卓別林對中國有了一個初步的認識。

1936年的上海是何等繁華，我們完全可以從很多老電影上看得出來。有著遠東國際之城之稱的上海，在那時就是一個冒險家的樂園。

這裡有亞洲最高配的電影院、裝修最豪華的舞池；各大洋行裏，賣著各式各樣的新鮮玩意兒；大街上，隨處可見身著洋裝的時尚名媛。多少“許文強”和“丁力”式的人物，把這裡當成了走向人生巔峰的舞臺。這座不夜城，也成了世界各地藝術家嚮往之地。

但在無限繁華之下，這樣的上海灘卻同樣有著讓人不願提及的另一面。日租界、法租界、英租界裏的外國人，在這裡享受著極致奢靡的上層生活，他們幾乎不用付出任何成本和勞動，就能過上上海普通勞動人民想像不到的生活。而路邊隨時都有因吃不飽飯而走上街頭賣報的孩童，他們的命甚至不如這些歐洲貴人們的一條寵物狗值錢。

這就是卓別林看到的上海灘，1936年的上海。對於這樣的地方，從小家境貧寒、靠自己一步步打拼出來的卓別林其實並不喜歡。

那一次在上海，他結識了兩位中國藝術家：梅蘭芳和馬連良。對於他們在這樣的環境下，仍堅持演普通人愛看的戲，卓別林是非常欽佩的。此後，卓別林也從這兩位好友口中，打聽到了很多關於中國的消息：百姓在日本人的鐵蹄下苦不堪言，上海灘也繁華不再。

圖：卓別林和梅蘭芳在上海合影

很顯然，卓別林之所以跟周恩來回憶起從前的中國，就是想聽一聽現在的中國是什麼樣。畢竟，眼前這位從容、儒雅的外交官，讓卓別林很難把他與記憶中的中國聯系到一起。

如果周恩來否認我們曾有過這樣一段歲月，那是不尊重客觀事實的。所以對於這樣一個問題，周恩來的跟他說了近些年發生在中華大地上的兩件事：一件是長征，另一件是新中國的成立。

周恩來細細地跟他講述了，我們為什麼要長征。對此，卓別林很幽默地回答他：“看來，您現在再用不著走那麼遠的路了”。而後，周恩來告訴了他新中國開國大典時的盛况。最後真誠地發出邀請：

希望您再到中國看一看。

卓別林愉快地接受了邀請，他很欣賞周恩來的坦率。

談話一直持續到午飯時，周恩來早早地備下了佳餚，其中讓卓別林印象最深的是烤鴨。烤鴨是周總理宴請友人時常用的，但這次請卓別林吃烤鴨時，還發生了一件趣事。

坊間一直有人稱，卓別林其實一直是不吃鴨肉的，原因是他的經典“鴨子步”就是通過觀察鴨走路的姿態而學會的。這個傳聞的真實性，我們現在已無法得到卓別林先生的確認。但此次周恩來請卓別林吃鴨時，他並沒有拒絕。席間，他甚至當眾為周恩來表演了一段“鴨子步”。

以前大夥兒看到卓別林在荧幕上表演鴨子步時，都是化了妝、粘著兩撇鬍子、穿著誇張的舞臺服的，但這次看到的卻是他本人當面表演。沒有了化妝，倒顯得更加有趣了。事實上，卓別林是極少在私人場合為人表演的。

一方面，他對舞臺藝術要求極高。這一點，我們可以從他在拍攝《城市之光》的一個細節瞭解到，電影中賣花女有一個表情，後期加上配音就是“先生，要買花嗎”這一句的場景。光是這一處，卓別林就要求女演員前後演了300多次。正因為對藝術有著這麼高的要求，所以我們幾乎看不到他在不化妝、沒有舞美的情况下表演。

圖：《城市之光》劇照

另一方面，卓別林身上有偉大藝術家的一個基本特徵：不願向權貴、政要低頭。英女王伊莉莎白二世在給他頒發爵士封號時，他都沒有表現出任何“媚態”。在受到其他政要接見時，他也是一樣。這點骨氣，他和好友梅蘭芳先生都有。

所以，此次他肯在這樣一個小小的宴會廳為周恩來表演，絕不是沖著他總理的地位，而是因為他真的很欣賞對方的氣度。對於這位65歲老藝術家的表演，在場眾人無不鼓掌致敬。

酒過幾巡，有了卓別林的表演，配上動人的音樂，本來一場簡單的飯局，一下子就成了一場“盛大”的聚會。在場的藝術家們頻頻碰杯，好不熱鬧。

當大夥兒都樂在其中時，卓別林對著美食輕輕地感歎了一句：

美中不足的是，我還有一個孩子沒有來，未能嘗到中國的美味佳餚。

因為當時人比較多，在場的翻譯硬是沒有聽到這句話，但在一旁的周恩來卻聽得很仔細。雖然周恩來和外國友人溝通時，出於對語言精確度的要求，會一直帶著翻譯。但事實上，他自己的英文水准是極不錯的。這句話他一聽就明白了。於是，他默默地叫來我方工作人員，讓他們趕緊準備再做一份，打包好，讓老藝術一會兒時帶走。

7個小時過得很快，臨別時周恩來提出要和卓別林拍張照，卓別林欣然同意，於是就有了下麵這張珍貴的照片：

圖：周總理和卓別林合影

照片中的周恩來，穿著他最愛的灰色中山裝，雖然不如上文中那張風衣照那麼颯，但卻更接地氣了。而卓別林則是很歐式的打扮，從上衣的白色口袋巾來看，他對這次見面是很重視的。大夥如果看了他在其它場合的穿衣風格就會發現，作為一個藝術家他平時的穿衣風格可算得上是很“另類”了。

筆者第一次看到這張照片時，就發現一個頗有意思的點：周恩來和卓別林拍照的姿勢很像，他們都不約而同地把手放在了身前。與人拍照時，這種姿勢一般會出現在輕鬆愉悅的情况下。這種輕鬆，從他們的笑容中也看得出來。

這張照片洗出來以後，周恩來打算給簽個名，他寫下了這樣一行字：

卓別林先生惠存，周恩來一九五四.七.二一

字寫完後，周恩來覺得字不够漂亮，就又另洗了一張，又簽了一次。於是現在這張珍貴的照片就有兩份，一份是給了卓別林先生，背後有周恩來的簽名。另一份是作廢了的，周恩來把它封套裝好後，在封套上寫下：此件是作廢的，已另簽送卓別林了。這張作廢的照片周恩來一直珍藏著，如今它作為總理的遺物被收藏在紀念館裏。

就這樣，這場頗受人關注的會見結束了。卓別林上車前，周恩來讓人把打包好的東方美食親自交到了他手上，這讓他十分感動。他緊緊地握住了周恩來的手，對他說：

今天是我畢生難忘的一天。

又一次，周恩來用個人魅力征服了一比特偉大的電影藝術家。此後卓別林曾多次對好友提到周恩來，稱其為一比特值得尊重的中國外交家。

也因為對周恩來個人的欣賞，卓別林在接下來的數年裏，一直默默支持著中國藝術。聽說中國拍了《梁山伯與祝英臺》，他專門找來看。之後，他還當著記者的面替我們文宣，稱“中國影片好極了”。中國木偶藝術團在巴黎演出時，他專門帶著家人乘飛機前去捧場，以自己的影響力文宣著中國文化。

圖：卓別林的銀幕形象

不久，卓別林先生走出了人生低谷，他的成就終於再一次得到了世界人民的認可。而他與周恩來的這次會面，也成為了一段傳奇。多年後，很多外國媒體仍然不明白，面對其他政要時那麼倔强的卓別林，為何會為一比特中國總理跳鴨子步。

這個問題，其實只要他們仔細梳理一下周恩來和卓別林見面的整個過程，就不難發現答案無非就是兩個字：真誠。

這個真誠和送人家多貴重的東西沒有任何關係，畢竟周恩來送給卓別林的就是一盒打包好的飯菜、一張簽了字的照片而已。這個真誠體現在待人接物的風度上，說話坦誠不來虛的，於細節處關懷他人，這才是周恩來的魅力所在，也是他屢屢能征服外國友人的根本原因。

一場67年前的飯局，一張老照片，一段塵封的歷史，讓我們對周總理有更深的瞭解。謹以此文紀念周總理和卓別林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