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文昌潭牛鎮有一所名叫文西中學，在學校的一幢舊式三層教學大樓頂上，赫然寫著“陳應龍紀念館”，而下麵二層的陽臺上，落款為“陳應垣建”。

大家可能會問，學校的教學大樓為什麼會有一個人的紀念館在裡面呢？原來，這所學校創辦人，便是出生在這裡的國軍中將陳應龍，下麵落款的人，便是他的胞弟國軍少將陳應垣，兄弟兩人都是黃埔軍校畢業，後來哥哥授予中將，弟弟授予少將。

哥哥陳應龍，原名陳昌奕，號美山，海南文昌東路鎮紅光村委會潭深村人，曾就讀於文昌縣立高等小學、廣州市中學等，他學習非常刻苦，成績一直名列前茅，1924年，他以優异的成績考入黃埔軍校一期，畢業後即被派往黃埔軍校教導團中擔任見習排長。

陳應龍軍事能力很强，指揮若定，在北伐戰爭之中立下了赫赫戰功，很快就被提拔為上校團長。中原大戰後，陳應龍擔任26旅旅長，1933年，他參加了對中央蘇區的“圍剿”行動，後來又被調到福建，圍攻十九路軍，這也是他人生中的兩大“污點”。隨後他在抗戰的一系列作戰中，晋昇為陸軍中將軍銜。

弟弟陳應垣，原名陳昌彬，他幼年時在家鄉讀書，後來考入海南瓊海中學就讀，在讀書期間就參加東征革命軍後參加北伐，後來也考入黃埔4期學習，畢業後曾經留校當教導員，後擔任粵軍步兵訓練二隊隊長、廣東韓江警衛營上尉連長、副營長、第三師第九旅少校副主任營長中校副團長、上校團長、中央警官學校五分校代總隊長，最後晋昇為少將副師長，至此，兄弟倆人都成為了將軍。

雖然兩兄弟都披上了將星，但這對將軍兄弟隨後的人生道路也迥然不同。我們先說哥哥陳應龍，抗戰爆發後，他率領部隊參加了淞滬會戰、徐州會戰、武漢會戰，打得比較出名的是他指揮的第二軍參加桂南會戰，在收復昆侖關作戰中，陳應龍指揮前往沿江增援，一舉收復昆侖關，不過，就在不久之後，正面作戰的第五軍被調到都安、柳州一帶補充休整，由陳應龍所部接防，第2軍受到了日軍猛烈的圍攻，部隊遭受重大挫折。

隨後，陳應龍率部進攻宜昌日軍第13師團，是役為正面戰場唯一的一次由國軍主動發起的進攻戰役，打得非常慘烈，一路打到了日軍最後的據點天主堂，守敵第13師團死傷慘重，後勤人員及傷兵均投入戰鬥，幾乎已經陷入絕境，師團長內山英太郎甚至寫下了遺書。為全軍覆沒作出了安排，選定了包括他自己在內的高級軍官城破時自殺的地點，做好了燒毀軍旗、檔案和屍體的準備，並擬好致第11軍司令部的最後電報稿，內有“皇國官兵均竭盡軍人的天職，高呼大元帥陛下萬歲後死去”等語。

眼看要全殲日軍一個師團的時候，沒有想到日軍增援部隊第39師團，在飛機、大炮掩護下，於襄陽、宜城間強渡漢水，攻佔了襄陽、南漳、遠安，並一路順利地攻佔了宜城、荊門，從北面迅速抵達戰場，將第13師團救了下來，至此，陳應龍等部被迫退出宜昌城，功敗垂成。

此役不久，陳應龍被解除兵權，調任軍事委員會第三補訓處中將處長。實際上，這就是明升暗降，陳應龍雖然非常惱火，但是也無可奈何。然而，這還不是陳應龍最慘的時期，不久之後，陳應龍與廣東省主席李漢魂因政治理念不合發生衝突，於是李漢魂索性給陳應龍安了一個所謂的“結黨營私、圖謀不軌”的罪名，將他投入了監獄。可恨可歎，一代戰將竟以此種罪名被捕入獄。

不久之後，陳應龍出獄，此時他已經沒有了去路，他有心重回軍界，但是因為李漢魂的緣故，沒有人肯接受他。無奈之下，陳應龍只能下海經商，然而因為李漢魂從中作梗，他經商並不順利，常常受人白眼。抗戰勝利後，陳應龍放弃經商，回到了海南老家，當了一個農民。

更為令人歎息的是，建國後，全國各地都爆發了“鎮反”運動，由於陳應龍在第五次“圍剿”紅軍時的一系列表現，被人搜了出來，他也受到了波及，隨後被鎮壓，直到20世紀80年代，鑒於他在抗戰中的表現獲得平反，是他抗日英雄，並為其正名，認定他是有功於民族的豪傑壯士。

弟弟陳應垣成為國軍少將後，期間擔任陸軍第49軍79師少將副師長，海南防衛總司令部第一路司令部少將高參，海南解放之後他逃到臺灣，後來從少將降為臺灣中部防守區司令部上校高參，接著又擔任了國儲倉庫公司的主任，成為一名倉庫管理人員。

縱觀陳應龍、陳應垣兩兄弟，都成了黃埔軍校的高材生，後來雙雙封這將軍，無奈是生於亂世之秋，雖然所走的人生歷程不同，但作為都是帶兵打過惡仗硬仗的將軍，一比特年過半百居然告老還鄉甘當農民；還有一比特流落外鄉鬱鬱不得志。當然，他兄弟兩人自掏腰包創辦學校培養人才，為家鄉創辦了一所學校，這一點，至今依然受到當地父老鄉親們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