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王朝》中，淮安營千總阮必大的官職僅僅是正六品，竟然敢極力封锁從一品的四川提督年羹堯，甚至藐視刑部十三爺的關防手諭，阮必大之所以有如此勇氣，還是與他錯誤的估計了雙方的實力對比密不可分。

千總，是清代綠營兵編制，為正六品武官，武職中的下級官員，統領的兵力也就僅僅有50人。

提督，全稱為提督軍務總兵官，通常為清朝各省綠營最高首長官，官階從一品，負責統轄一省陸路或水路官兵。

從官階對比來看，淮安營千總阮必大在時任四川提督的年羹堯面前，簡直是不值得一提，更何况年羹堯手中還有這刑部首長阿哥——十三爺的關防手諭，是奉命捉拿欽犯任伯安、劉八女等人，但是卻遭到了阮必大極力的反抗。

作為四川提督到安徽拿人，即便拿著刑部的諭令，要求知會安徽本地的巡撫和臬司衙門也是情理之中，可阮必大面對年羹堯時表現的依然是非常强硬，完全沒有上下級之間正常彙報與協商的語氣和心態，而這也是和他錯誤的估計了雙方的實力對比有關。

首先，江夏鎮實際上只是一個富戶的莊園，阮必大認為年羹堯未必知曉這裡有官軍駐防。

江夏鎮說是一個鎮子，實際上就是一個巨大的富戶莊園，整個莊子連同附近的產業都是歸劉八女所有。在清朝時期，一般的官軍都是駐紮在州府一級，而江夏鎮一個莊子就有一個正六品的千總帶兵駐防，要知道清朝的知縣只有正七品，足可說明江夏鎮與當地官員的特殊關係，同時也說明了江夏鎮地位的重要性，這些內幕實情，是遠在四川的年羹堯所無法知曉的。所以阮必大才會認為自己的出現必然是年羹堯沒有想到的，因為年羹堯並不認為江夏鎮會有官軍駐防。

其次，江夏鎮有護院的丁勇，阮必大也有50名官兵駐防，年羹堯未必應付的來，而當時的年羹堯也已經是“甕中之鼈”。

如果是一般的蟊賊盜匪，或許僅僅是江夏鎮護院的家丁就能應付，如果是土匪流寇，有著阮必大駐防的官兵，借助江夏鎮的堡壘和工事，也可以輕鬆抵禦。

而年羹堯此行來江夏鎮僅僅是靠著刑部十三爺的一封手諭來拿人，並且被淮安營的官兵團團包圍，依然是“甕中之鼈”，如若不是扣下了任伯安和劉八女等人作為人質，或許阮必大早就動手了。

在阮必大看來，年羹堯和他的隨性人員已經是插翅難逃，並且此時是在安徽的地界，“強龍鬥不過地頭蛇”，阮必大也有理由自信能控制局面。

再次，就是黃體仁的到來，讓阮必大自我感覺良好，自認為這是有了太子的支持。

之前的，阮必大已經見過了太子的親信黃體仁，知道了任伯安、劉八女等人同太子的聯系，而太子的級別又是高於十三爺的，即便是不懂京城的政治，但是阮必大自認為有太子撐腰，又有安徽省官員的袒護，即便日後打起官司來也不會吃虧。

所以在這樣的情况，阮必大認為此時的自己有著“天時地利人和”的優勢，又已經是將年羹堯團團包圍，所以才敢與年羹堯叫板，極力封锁年羹堯帶走任伯安與劉八女。

阮必大極力保護任伯安、劉八女等人，歸根結底還是為了經濟利益。

任伯安在擔任江南巡鹽道的職務期間，成為了京城九阿哥的財神爺，而九阿哥又是所有阿哥裡面最為富有的，由此可見，任伯安對於九阿哥的重要意義，也看得出九阿哥、乃至整個八爺黨要從任伯安這裡得到多少的銀兩和財富。即便是後來的任伯安被免去了江南鹽道的職務，但是憑藉多年的積累和現在經營的江夏鎮莊園，任伯安等人依然還是有著不能令人小覷的經濟實力。

而從任伯安能够廣布眼線、網絡資訊資料編寫《百官行述》就可以看出，任伯安的活動能力與人際溝通交流能力非常的强，必然也會對江夏鎮的屬地官員們有所表示，不然也不會使得一個小小的江夏鎮由一個六品的千總帶兵駐防。

能够駐防江夏鎮，按照任伯安、劉八女的一貫行事管道，以及阮必大對於他們卑躬屈膝的態度可以斷定，這個淮安營千總阮必大必然是拿到了江夏鎮的不少好處，而他的上級州府、乃至整個安徽省的行政官僚體系，都收到了江夏鎮的孝敬。

所以，一方面是出於上級領導的壓力，另一方面是出於自己經濟利益，甚至可以說是未來長久經濟利益和政治前途的考慮，阮必大有著充分理由去死磕年羹堯，拼死保下江夏鎮，保下任伯安和劉八女。

只是讓阮必大沒有想到的是，年羹堯竟然帶了500人來江夏鎮，更讓他沒有想到的是，年羹堯動了殺心，不僅自己身死，整個江夏鎮都被年羹堯屠戮。

原本自信滿滿的阮必大怎麼也不會想到，年羹堯會悄然無息的帶著500官兵殺到自己駐防的江夏鎮，實力的天平迅速被打破。

要知道，不同於駐防江夏鎮，養尊處優的淮安營官兵，年羹堯的這500軍士可都是能征善戰、作戰經驗豐富的精銳力量，在這些四川官兵迅速佔領江夏鎮，反包圍了阮必大的淮安營官兵時，阮必大也沒有了之前的底氣，只得聽天由命了。

最終，年羹堯官軍扮盜行劫，為了掩飾自己的行為，同時也是為了不留下證據，因而選擇了殺人滅口，不僅清除掉了駐防江夏鎮的阮必大和全部淮安營官兵，就連江夏鎮男女老幼700多口人也一併屠戮。至此，曾經繁盛的江夏鎮成為了一片廢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