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地方軍閥中，閻錫山不算是最强大的一個，但卻是最穩定的一個。閻錫山自1911年成為山西都督，直到1949年逃去孤島，掌控山西38年，成為無人能動的山西土皇帝。

不過，在閻錫山的背後，還有一個人一直在出謀劃策，閻錫山的大政方針基本都出自他手，就是閻錫山的首席軍師——趙戴文。

趙戴文1866年生於山西五台縣東冶鎮，1904年秋，趙戴文以公派身份進入日本東京宏文師範學習深造，這年趙戴文已經38歲了。

剛到日本不久，趙戴文就加入了孫中山剛剛籌建的同盟會，成為山西最早的同盟會會員之一。更重要的是，他在這裡遇到了他的一生摯友閻錫山。

由於兩人同為山西人，又都是同盟會會員，而且閻錫山比他小17歲，一直叫他“老大哥”。閻錫山和趙戴文一同共事三十多年，形影不離，後來趙戴文在山西官至省政府主席，在南京歷任國府委員、內政部長、監察院長，然而，不論他身在何處，官居幾品，始終都沒有改變閻錫山首席軍師的角色。

趙戴文從日本歸國後，一直從事教育工作，桃李滿天下，並且利用職務之便，介紹了大量學生加入同盟會，為山西革命培植了大量骨幹力量，當時人稱：“晉綏軍將校多出其門。”

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全國各地的同盟會革命者紛紛響應。當時的山西，趙戴文和閻錫山一文一武，兩人在暗中商議，决定武裝起義，佔領太原。

辛亥革命後，閻錫山成為了山西都督。但閻錫山是一介武夫，統兵打仗是他的老本行，但如何治理山西、籠絡人心卻不擅長，這就要仰仗趙戴文了。經過趙戴文一系列的謀劃，閻錫山不到5年就完全控制了山西全省，成為名副其實的“山西王”。

當閻趙二人積蓄力量，埋頭發展山西時，國內形勢卻在發生著巨變。一方面，北洋軍閥統治下的中國，仍然是各大軍閥混戰；另一方面，國民革命軍經過幾次戰爭統一兩廣，蓄勢待發。

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開始北伐，一路摧枯拉朽般掀翻吳佩孚、孫傳芳等舊軍閥。閻錫山自認為無法抵擋革命洪流，於是1927年6月在山西易幟北伐，搖身一變成為了國民革命軍北方軍總司令，而趙戴文擔任北方軍的總參議，實際上就是總軍師。

北伐成功後，閻錫山的山西集團成為了最大贏家，他手下的原晉綏軍將領紛紛走出山西，其中商震擔任河北省主席，張蔭梧、傅作義分別擔任平津警備司令，徐永昌則成為綏遠都統。在趙戴文的謀劃下，閻錫山從“山西王”又成為了“華北王”。

但閻錫山也不是什麼都聽趙戴文的，隨著晋系實力的壯大，他開始變得自負，想和老蔣爭一爭天下。

1930年，閻錫山與老蔣的衝突開始漸漸凸顯，最終閻錫山倒向馮玉祥、李宗仁，參與反蔣的中原大戰。在此之前，趙戴文曾多次“勸諫”閻錫山，他認為南北軍閥是一群“失意軍人”、“流亡政客”組成的烏合之眾，為了各自的利益根本不可能同心合作，打敗老蔣是不可能的，而國民革命軍都是北伐過來的正規部隊，遠非閻錫山的地方軍閥能比。

雖然閻錫山並沒有聽從趙戴文的意見，但趙戴文仍然留在太原幫閻錫山看好“後院”。結果是顯而易見的，閻錫山不僅丟了華北，他手下的晉綏軍老部下也大量投降了老蔣。最後，閻錫山折騰了十幾年，也只能回到山西一隅。

抗日戰爭爆發後，山西在日軍的進攻下迅速淪陷，而閻錫山的第二戰區司令部只能駐紮在晋西的偏僻山區中。這時的趙戴文已年過古稀，但仍然是閻錫山不可缺少的左膀右臂。

抗日戰爭的中後期，已經陷入戰爭泥潭的日本軍方加緊了誘降政策。閻錫山是一個典型的保守派，在他看來，保住山西是頭等大事，於是，逐漸萌生投降的念頭。

但在這件事上，趙戴文卻表現出了堅決的反對意見，他曾對閻錫山說：“如果你投降了日本人，我就跳黃河。”也許正是趙戴文的强硬態度，閻錫山雖然一直對日本人曖昧不清，但始終都沒有公開投敵，保持住了民族大義。

1943年12月27日，趙戴文因病去世，終年77歲。閻錫山當時正在外地整軍，聽說噩耗後，立即趕回去，痛哭失聲，並親自祭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