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向世界傳遞自己的聲音?抗戰時的大後方,周總理帶人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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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能否發出自己的聲音,如何發出正確的聲音,是文宣工作面臨的兩大任務。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後,國共兩黨摒弃前嫌再度攜手抗戰。但這看似“大度”的背後,其實並沒有那麼簡單,國民政府對中共採取步步緊逼的態度,使身處“陪都”重慶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受到各種打壓與封鎖。如何將自己的聲音傳遞出去,尤其是向世界各國展示中共抗戰的决心與事蹟,對中共來說,無疑是巨大挑戰。

能否發出自己的聲音,如何發出正確的聲音,是文宣工作面臨的兩大任務。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後,國共兩黨摒弃前嫌再度攜手抗戰。但這看似“大度”的背後,其實並沒有那麼簡單,國民政府對中共採取步步緊逼的態度,使身處“陪都”重慶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受到各種打壓與封鎖。如何將自己的聲音傳遞出去,尤其是向世界各國展示中共抗戰的决心與事蹟,對中共來說,無疑是巨大挑戰。

一、傳遞中國共產黨的聲音

正如後來進入延安進行實地調查的斯諾在《紅星照耀中國》一書中所說的那樣,從來沒有哪個政權比“紅色中國”更令人感覺神秘,這一年是1939年,對於斯諾來說已經是第二次進入延安了。此時的中國已經進入到全面抗戰的第三個年頭,但對於國際社會來說,中國共產黨依舊保持著一種“神秘感”。事實上,自大革命失敗後,中國共產黨將工作重心轉移至各地的偏遠鄉村和山地,且大部分時間都是為“生存”下去而奔波,國民政府也在有意封鎖有關中國共產黨的一切消息,這就使國際社會對中共幾乎是毫無瞭解。

全面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承認了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但在輿論層面卻對中國共產黨一直採取打壓、封鎖態勢,依舊對中共處以封鎖狀態。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擴大自己的國際影響力,將自己的正面形象與抗戰决心傳遞給世界各國,成為中共中央十分關注的問題。早在1936年,也就是斯諾第一次進入延安時,毛澤東便有意通過斯諾來展現中國共產黨的正面形象。抗戰爆發後,毛澤東在接見社會活動家史沫特萊的時候,也十分注意向她展現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毛澤東直接對她說:“我們正在尋找友軍,中國决不能自處孤立。”

二、被“封鎖”的大後方

由於國民政府是當時中國的合法政府,所以各國使領館都設立在重慶而非延安。也就是說,中國共產黨要想通過正規的官方通路與各國建立起良好聯系,傳遞我黨的抗戰形象,必須要在重慶設立機构。

重慶是國民政府的戰時首都,中國共產黨在此設立中共中央南方局,作為統籌處理大後方一切事務的最高組織機關,由周恩來擔任南方局書記,全權負責一切事務。南方局成立後,立即著手在重慶組織成立文宣機构,《新華日報》、《群眾》兩份報刊先後創辦並於大後方發行,成為南方局在大後方進行文宣工作的“尖刀”。國民政府對南方局的宣傳活動十分反感,但鑒於此時國共兩黨處於合作時期,且在重慶有各國外交官隨時關注中國動向,囙此也只能默認《新華日報》等報刊雜誌的發行。

《新華日報》的主要版面是文宣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事蹟,無論是華北的八路軍或江南的新四軍,抵抗日軍的壯烈事蹟時常出現在報紙的頭版頭條。至於一些帶有批判色彩的文章,由於無法公開出版,南方局會將其列印成册,挨個分發給駐重慶的各國使領館人員以及各國駐華記者、對華親善人士。像毛澤東撰寫的《論聯合政府》等文章,正是通過這樣的管道傳遞給各國在華人員手中的。

此外,善於外交活動的周恩來在重慶也通過各種管道與各國外交人員、駐華記者等保持聯系,如曾報導過河南大饑荒的白修德,便與周恩來保持過密切聯繫。在缺乏正規溝通通路的情况下,建立密切的私人聯絡通路,成為南方局傳遞中國共產黨聲音的重要手段。各國記者與社會活動家手中的筆桿子是塑造中共國際形象的關鍵。除此之外,每逢外國領導人來重慶從事外交活動,周恩來等都會想方設法與之建立聯系,向其介紹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政策與抗日事蹟。

三、於困境中尋突破

在南方局的多重舉措下,中國共產黨的聲音得以通過大量“非官方”通路,尤其是英美記者傳遞給國際社會。這些資訊並不成系統,但卻極大程度上滿足了各國群眾對中國共產黨的好奇心,使中共一改以往的“沉悶”形象,以自信昂揚且堅定抗戰的形象展現在國際社會面前。

1944年,由西方記者組成的調查團衝破國民政府的阻撓趕赴延安,他們一系列的採訪調查,揭開了中國共產黨與延安的“神秘面紗”,在國際社會上掀起一道巨浪,八路軍與新四軍的抗戰事蹟被大批量報導。1946年,《外國記者眼中的延安及解放區》正式出版,內容包括22篇延安調查團記者的調查報告。毫無疑問,有賴於記者的新聞報導與《紅星照耀中國》等文宣中國共產黨的文章與著作,中國共產黨的形象不再神秘、模糊,反而變得越來越生動、接地氣。

文史君說

中國共產黨在自身堅定抗日的基礎上,努力通過各種管道向世界發出自己的聲音,從1937年至1945年,中國共產黨從陝西到華北,從被國民黨圍追堵截到可以與之平分秋色,靠的就是自己的實力與信心,正所謂“打鐵還需自身硬”,中國共產黨用行動證明了一切。

參考文獻

劉志遠:《抗戰時期中共南方局在渝對外工作述評》,《重慶大學學報》2005年第5期。

洪富忠:《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國際形象的建構——以大後方為中心的考察》,《黨的文獻》2019年第6期。

(作者:浩然文史·小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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