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這塊地方，自唐朝之後就沒有再受到過中原王朝的統治，長時間處於一種無休止的混戰狀態。其實，在明朝前期，大明西邊也有一部分疆土是屬於新疆的，就像哈密，它就是繼承了元朝時候剩餘的西面領土，還有哈喇火州地區，但是，以西地區還是處於動盪之中。

“封疆之獄”對於明朝來說是一個比較重大的事件，這個事件算是明朝對新疆部分地區控制的一個分水嶺。

嘉靖初年之時，土魯番多次興兵攻擾肅州等地，此時的明廷內部因大禮議之爭，就收復哈密事掀起了“封疆之獄”，處置了甘肅巡撫陳九疇等四十餘人後，明世宗朱厚熜採用了幾比特大臣的建議，開始起用王瓊。

嘉靖七年，朱厚熜又將原三邊總督王憲任為南京兵部尚書，使其得以參與軍機大事的討論。而王瓊則被提為三邊總督，代替了王憲的位置。此時，那些通過“封疆之獄”而晋昇高位的官員，對明朝西北邊境的吐魯番問題沒什麼興趣，等到嘉靖八年，明朝一改以往“興複哈密”的國策，對吐魯番吞併哈密視若無睹。

然而，哈密對明王朝至關重要。

三邊總制王越曾說：“若是哈密不規複，那苦峪就很難防守了，這樣一來，肅州以外的地盤，就全為敵人所有了。”

詹事府的詹事霍韜也說：“保住哈密是為了保住甘肅，而保護甘肅則是為了守住陝西，若是說，因為哈密難以防守就放弃此地，那麼，甘肅難以防守也要放弃甘肅嗎？甘肅放弃了，是不是也要接著放弃寧夏和臨洮？西北地區，是與敵人接境的地方，一寸土地的弃守可能會導致數丈土地的喪失，所以，放弃哈密這件事情，不能不慎重對待。”

嘉靖中期時候，許論對之前朝廷與吐魯番議和之事，有過委婉的責備，許論的父親許進曾於明憲宗時期帶兵收復哈密。不過，許論比較看得清現實，他雖然責備了之前的議和之事，但是，也知道如今時勢和他父親那時不同，要想收復哈密並沒有那麼簡單。

在他看來，收復哈密有兩個難題：

第一個難題在於，哈密是一個多次失守的地方，人民都逃散得所剩無幾了，要想長期堅守此地非常困難；

第二個難題在於，如今朝中沒有一個人能像他父親當年那樣，率軍深入哈密。

此外，許論還找出了四個不能急於收復哈密的理由：

一是、哈密的戰畧地位已經沒有以前那麼重要了；

二是、自哈密失守後，哈密的遺民已繁衍了兩三代，這些人對回歸故土興趣不大；

三是、哈密如今成了敵人向我大明朝勒索的一個籌碼，如果，我們不在意此地的得失，那麼，就相當於讓敵人失去了這一籌碼；

四是、關西的許多部落原來都是明朝的藩屬屏障，現在他們大多殘破，既然我們沒想著恢復這些部落的原貌，那麼，也就沒必要規複哈密。

有了以上種種理由，動盪了半個多世紀的哈密甘肅等地，就不再被朝廷所重視。不過說來也奇怪，自此以後，哈密等地反倒進入了一個局勢相對平穩的時期。

吐魯番在西域的崛起，反映了明朝西域政策的失敗，但是，明朝也不是沒有任何政治收穫。雖然，吐魯番做大之後，屢次侵擾明朝的西北邊境，但卻無意之中幫助明朝抵擋了西邊諸如瓦剌等勢力更强的部族的入侵。

歷史往往就是這麼的讓人捉摸不透。

令後人難以理解的是，吐魯番雖然與明朝長期敵對，但是，依然不時地向明朝朝貢，並且，還在奪取哈密之後，獲取了西域地區向明朝朝貢的主導權，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哈密因內亂而衰落後才有所變化。

總而言之，明朝的西域政策是極為保守的，明朝在政治上對西域諸國的管理都是間接的，它不像漢唐時期在西域建立各種都護府。明朝直接管轄的地方其實也就到嘉峪關為止，其影響力略有觸及到哈密等地，這也使得西域地區逐漸實現了伊斯蘭化，而佛教對其的影響則與日俱减。

經濟上，明朝與西域地區也沒有大規模交流，絲綢之路的作用也僅僅局限於朝貢往來，像建國之初鄭和下西洋那種規模的對外交流活動就完全沒有過。自從失去哈密之後，明朝的對外政策愈發的保守。而這一切，都可從之前的“封疆之獄”一事中找到一些緣由。

當時，朝中官員經過之前的一些事件，有過多次的大洗牌。而新一批被起用的官員又借著當年吐魯番進攻肅州一事發起了“封疆之獄”，“封疆之獄”後，內閣也遭到了大清洗。至此，朝中的官員幾乎全部換為了一些“新進之人”，朝廷的各種政策也就與以往大不相同了。

吐魯番對明朝的進攻，在當時不過是一個普通的邊疆問題，但卻被別有用心朝臣們多加利用，成為了其攻擊异己者的武器。幾番較量之下，一些人似乎達到了自己的目的，但是，引發此事的問題卻被那些新進之人所忽視，明朝對哈密的態度也就囙此從積極規複轉為了坐視不理。

參考資料：

【《新疆的前生今世》、《明史》、《大禮議之爭》、《封疆之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