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我方團隊張嶔

在李自成農民軍迫近北京，大明王朝崩潰在即的歷史關頭，“李自成求招安”這事，是個叫好些後人連呼“難理解”的事兒。

以《甲申傳信錄》等史料記載，崇禎十七年（1644）三月十八日，已經兵臨北京城的“大順皇帝”李自成，派太監杜勳（原崇禎的心腹太監）來找崇禎帝“議和”，帶來了叫崇禎君臣都不敢信的條件——“議割西北一帶，分國而亡，並犒賞金銀百萬，退守河南。”攻破北京在即，“大順皇帝”李自成竟然在“求招安”？

這就好比，李自成的大刀片子已經架在崇禎脖子上了，卻見這位“闖王”突然屈膝一跪，抱著刀沖著崇禎大呼：“只要皇上您封俺為王給俺倆錢，俺馬上就不打了”。如此操作，乍一看去像腦子短路，但放李自成身上，他確實是真心地。

因為“大順皇帝”李自成很明白：麾下這支數十萬規模的農民軍，到底是什麼斤兩。

比起劉邦、竇建德甚至朱元璋等“農民起義前輩”來，李自成一個很重要的差距，就是沒有實現農民軍戰鬥力的“陞級”。雖然“東征”北京的農民軍，也配備了大量的戰馬與火器，其“老營”的戰鬥力也十分兇悍。但跟真正的强手比起來，那就現了形：攻打代州時，李自成遭到了明軍名將周遇吉的浴血抵抗，在兵力比周遇吉多是多倍的優勢下，雙方死磕十多天，惡戰從代州打到甯武關，李自成雖然艱難拿下甯武關，傷亡卻也十分慘重。

如此惡戰，也讓當時的李自成心驚，連呼“甯武雖破，受創已深”。想想甯武關前面，還有宣府大同等堅城，外加數十萬明軍，倘若都像周遇吉這樣狠打，自己哪有半點勝算？“不如還請休息，圖後舉”。可就在李自成想跑回陝西老家時，大同總兵薑鑲等人卻跑來送大禮了。這些大明的“忠臣良將”們一炮沒打，就把宣府大同等重鎮“白送”給了李自成，這才叫李自成壯起膽子，繼續朝著北京進發。

一個周遇吉，就差點叫李自成半路放弃，更何况殺到北京城下，面對一座已經276年沒人攻破的“超級城市”北京。這位“大順皇帝”，怎能不心裡發虛？

同樣叫李自成發虛的，更有這支“大順軍隊”的內部結構。別看已經開基建國，可和當年的“漢軍”“明軍”等勁旅不同。李自成的“大順軍”，基本都是各路農民軍隊伍拼凑起來的。好些隊伍基本都是獨立的，他這個“大順皇帝”只是個名義上的頭。這樣的隊伍，順利的時候滾雪球般壯大，但一旦受挫，“散”起來也是稀裡嘩啦。

比如就在李自成“建國”前的郟縣大戰裏，面對明末戰將孫傳庭，兵力絕對優勢的李自成再次慘敗，還差點被孫傳庭抓了俘虜。好不容易撤回大本營襄城，李自成麾下的幾比特“好弟兄”卻是動了小心思，竟盤算著綁了李自成找孫傳庭投降，幸虧李自成反應迅速，給幾比特“好弟兄”拍胸脯保證“如果不勝，你們再縛我出將不晚”，這才把隊伍穩定下來。如果不是崇禎帝在後面瞎指揮，打亂孫傳庭全盤部署，這場大戰的走向，真心難說。

而待到後來李自成拿下北京後，他的各位“老兄弟”劉宗敏等人也是進了北京就放飛，到處連打帶搶。如此活劇，作為“大順皇帝”的李自成也看不下去，可他也只能好聲好氣求劉宗敏收斂一點，卻被劉宗敏一聲回懟“皇帝之威歸汝，拷掠之威歸我”——你當你的皇帝我搶我的錢，咱誰都別給誰找不痛快！

如此“沒話語權”的“皇帝”，也恰恰印證了“李自成團隊”的本質：哪怕“巔峰時代”，也只是個凝聚力有限的“草台班子”。

這樣的“草台班子”，一旦攻擊北京受挫，那肯定是說垮就垮，先前拿到的一切，分分鐘就要輸精光。正是如此現實，才叫李自成做出選擇：不如先談一談，如果能“封王”，那“不打”也是賺大了，倘若崇禎死硬到底？那再打也不遲！“求招安”這事兒看似魔幻，仔細一看確實很合理。

但當時的李自成並不知道，雖然他自己是個草台班子，但北京城裡的崇禎帝，已經成了空架子。

經過多年如一日的“兩線作戰”，外加崇禎帝始終沒進步地瞎折騰。李自成兵臨北京時，明王朝早已離心離德。能指望上的名將，比如盧象昇孫傳庭等“苦手”，基本是前後腳被崇禎帝坑死。至於滿朝的文武？也都是各有各的算盤：李自成迫近北京前，各位官員就忙著向南方轉移財產家屬，“大小車輛絡繹而出國門”。留守的大臣們，也是“士大夫相見，唯唯否否”，都是混一天是一天。

特別值得一說的，就是崇禎帝身邊的太監們。崇禎在位十七年，“擴招”最多的就是太監，前後增招了一萬多人，滿以為可以讓這些奴才“保衛江山社稷”。可大難臨頭時，最先尿褲子的也是這群太監。比如被李自成派來“議和”的杜勳，就曾是崇禎非常信用的太監，卻是說賣就賣。北京城裡的太監，也是一個個撒潑打滾。甚至守衛北京時，士兵們餓著肚子守城，太監們卻一個個在城頭擺宴席喝酒——亡國在即，卻還在抖威風。

身邊都是這麼一幫人，當時的崇禎，也真是虛到家了。

那既然“虛”成這樣，李自成的“求招安”，不也恰是崇禎最需要的？倘若崇禎能答應，大明朝能活多久難說，但起碼眼前還是能續命，卻為何又被崇禎拒絕呢？首先，死到臨頭的崇禎還是老樣子，凡事不肯擔責，一定要大臣們來擔責。“議和”這麼大的事兒，他也必須要讓大臣們先開頭同意。可留守在他身邊的魏藻德等閣臣，也都是些偷奸耍滑之徒，只會“默然不答”。他“默然”，崇禎也不肯擔，這事兒就只能“默然”了。

而且崇禎帝還有一個苦衷，讓自己答應議和容易，給李自成“封個王”也沒啥，可他要的一百萬兩白銀從哪摸呢？北京城破前，崇禎腰包裏就剩了二十多萬兩白銀，還被太監們給分光了。大臣們呢？都還惦記著崇禎那傳說中很豐厚的“內帑”（皇帝的私人財產），北京城破前，大臣黃國琦還疾呼崇禎“搜刮內帑，以供外用”。在他們看來，反正崇禎有錢，“安撫”李自成的錢，當然該崇禎出。

以《崇禎遺錄》的形容，其實崇禎登基後，明朝內外戰事不斷，很多都是“內帑”買單。豐厚的“內帑”早就用光了，以至於崇禎不得不把皇宮裏的銀器都拿出去鑄錢，到了北京城破前，皇宮裏真是沒幾個錢。以這個意義說，崇禎“瞎指揮”“不負責任”不假，但以“花錢”來說，他比好些“名臣名將”，都是負責的多。

所以說，自己既不肯擔責，又攤上一群不肯擔責的大臣，外加“擔責”了也做不到。李自成的“求招安”，對於崇禎帝來說，就是一場空歡喜。無論重來多少遍，他都是這樣的抉擇。所謂崇禎與李自成的對決，其實就是“空架子”對“草台班子”，大明的命運，乃至接下來中國歷史的命運，其實都沒了懸念。

拋開這期間的，王朝更迭的恩恩怨怨，內裡的這些細節，卻也有著多少超越歷史的回味，值得深深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