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蘇軍中，只有團級以上的軍官才有資格進入伏龍芝軍事學院深造，而這些優秀的畢業生都在未來的百萬紅軍中成長為戰功赫赫的優秀將領。

20年代國共合作時，這個學校曾經開設了中國班。

1924年1月，民國新三民主義提出，並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正式打開了中蘇合作的局面。1925年，該校開始接收中國營員，共有4個名額，左權、陳啟科、李拔夫和蕭贊育最早被選派學習。

由於學院不設中文翻譯，4人抵達蘇聯後需先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一年的俄語。沒想到一年後，即1926年，4人的資格被取消，改為賀衷寒、杜從戎、陸瑞榮和王懋功。在此情形下，李拔夫選擇改入基輔軍校學習，左權等3人則堅持自己的正式身份，並在經過爭取後，於1927年和第2批派遣的劉雲、屈武、黃第洪等人，一起進入中國班學習。

1927年11月，劉伯承前往蘇聯，後來也來到中國班。這樣一來中國班一共達到12人。國共各六人，其中左權，劉伯承，陳啟科，劉雲，屈武，黃第洪為中共黨員。

在這裡的三、四年時間，他們學習了基礎戰術，協同戰術，戰畧學，軍事學術和軍制學等課程。

這個中國班12名營員，後來走了不同的道路。其中我軍選派的6人如下：

左權，1930年6月回到上海，擔任新12軍軍長。1942年犧牲。

劉伯承，1930年回國，任中央軍委委員，紅軍總參謀長等職，舉辦短期軍事訓練班，並負責講授暴動方略、遊擊戰、運動戰等課程。我軍元帥。

陳啟科，1930年回國，翻譯了蘇聯的軍事著作《全民軍事化》。去江西蘇區任紅三軍團參謀長途經武漢時，由於叛徒出賣而被捕，1930年10月5日在武昌東門外英勇就義。

劉雲，1930年6月回國後，被任命為中共長江局紅軍總參謀長，同年9月2日，在武漢因叛徒出賣被捕。蔣介石聞訊後從南京飛抵武漢勸降，遭到嚴詞拒絕，9月6日，英勇就義。

屈武，1930年4月，即將畢業時，被聯共當局以“違犯軍紀的罪名，發配到北冰洋岸邊的一座小城服苦役。抗戰後，他的岳父國民政府監察院院長于右任通過中國駐蘇大使館向蘇方提出交涉，1938年秋回到重慶。在周恩來領導下，以黨外人士身份工作。1944年屈武將上述報告和講演內容彙集成册，編成《論蘇德戰爭》一書，公開出版發行。

1945年10月，隨同張治中前往新疆，後任省政府委員兼迪化市（今烏魯木齊）市長。屈武為新疆的和平解放作出了重要貢獻。

黃第洪，返回上海後，黃第洪對革命前途悲觀失望，喪失革命理想，秘密向國民政府自首，給蔣介石寫信，企圖出賣周恩來。蔣介石得信後十分重視，指令中統負責人徐恩曾經辦。最終，這個叛徒被中央特科處死。

國軍選派6人：

賀衷寒，1931年2月回國，主要負責國民黨文宣培訓工作。他在原有高級政工幹部中挑選130人，辦起了“星子訓練所”（即軍校特訓班前身）。後來擔任社會部政務次長，長期負責培訓工作。

杜從戎，1927年後被蘇方遣返回國，任南京中央軍校教務部少將主任。

陸瑞榮，畢業後赴德國考察軍事，回國任國民黨第二師中將師長，改任國民黨中央軍委高級參謀。

王懋功，1930年回國，任中國國民黨第四届中央候補執行委員，1940年4月授陸軍中將。

蕭贊育，曾任武漢行營政治部主任、國民黨南京市黨部主任委員、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掃蕩報》及《和平日報》總社長等職。

李拔夫，回國後擔任老上級程潜的黨政人員，1943年11月任第十預備師代理師長，率全師參加了常德會戰和衡陽保衛戰。1949年8月，隨程潜起義。

除了上述這個中國班，我軍陸續還派了一些營員前往學習。抗戰期間，我軍又選派了一批將領到伏龍芝深造。建國前我軍所有營員名單如下：

劉伯承元帥、林彪元帥、劉亞樓上將、李天佑上將、楊致成上將、鐘赤兵中將、譚家述中將、陳中明少將、趙華清少將、梁中玉少將、屈武（民革主席）。

劉雲烈士、陳啟科烈士、劉伯堅烈士、劉疇西烈士、王如癡烈士、盧冬生烈士、龍樹林烈士。

20多年後，劉伯承退出了軍事指揮工作，專心致力於建設我軍的軍事學院，成為我軍軍事學院的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