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自中華文明在這片大地上誕生發展以來，巴蜀地區便一直猶如是一顆躍動的心臟，無論在哪個朝代總是具有著重要的作用。

連綿的山峰壯美而磅礴，就連詩仙李白都不忍沉醉於這山川華美之中，寫下諸如《蜀道難》這樣極具浪漫主義色彩的樂府詩作，流傳千年經久不衰。

自古以來，巴蜀便是指中國西南四川盆地以及周邊地區，且是古代封建王朝的必爭之地。有詩雲：“登山撥取幾重雲，巴蜀蒼茫此界分。”在當下再談及巴蜀地區，便是指的重慶市和四川省，這倒是讓很多人產生了疑惑，為何重慶市會單獨從四川省內分離出來，成為了國內四個直轄市之一呢？

在歷史之中，巴蜀幾乎從未有過分離的時候，而在近代“分家”則是因為1997年來自鄧公的提議，那麼究竟為什麼鄧公會提出將重慶與四川省區別開來呢？這樣做究竟有什麼樣的好處？或許一切還要從久遠的歷史談起。

巴蜀之源

“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中國自古便有著“人傑地靈”這樣的說話，而巴蜀地區在漫漫兩千多年的封建王朝更替裏，確實湧現了不少在歷史畫卷上留下璀璨痕迹的人物。

但鮮少有人知道的是，巴蜀在秦統一六國之前並非是一個起源，甚至並非是一個國家，其中四川盆地東部的為巴國，而中部則為蜀國。

傳聞之中，巴人的祖先是先照，其中關於“神女”的傳說被廣為流傳，甚至還在《山海經》之中有所記載。

而蜀人的祖先為蠶叢與魚鳧，還有一比特被福斯所熟知的望帝杜宇，那望帝化鵑的故事直至今日細細品味起來依舊能够感受到淒涼與悲戚。兩國在秦統一六國之後，分別行了郡級行政區規劃，由此便成為了巴郡與蜀郡。

文化的演變總是逃不開地域環境的因素，而秦朝統一六國便開展“車同軌，書同文”這樣的融合政策，使得原來存在隔閡的相鄰地域能够互相靠攏，將發展的文明雜糅在一起向未來推進。

在那之後，巴蜀兩郡便在朝代的更替裏互相交織著，有時候統稱在一起，有時候卻又產生了分別，也就是這樣分分合合之間，兩片區域相互依存卻又在文明的發展上各有不同。

分分合合

在王朝的更迭之中，巴蜀兩地便宛若是一對親密的兄弟，始終密不可分，但是卻依舊存在著差异與不同。

在宋朝時，巴蜀被分作了成都府路以及夔州路，但是在元朝之後卻又再一次融合，並在後來的明朝與清朝均以巴蜀為稱，但是此時重慶與四川因為一直以來地理位置上的差异導致了文化和習俗上的不同，兩地的人們由此也產生了不同的歸屬感。

當炮火將封閉多年的大門打開，沉睡的中國在豺狼般的西方列强面前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難與困境之中，巴蜀地區再次因為地理位置而成為了戰畧上的重地。

1939年，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政府在正面戰場上被喪心病狂的日軍擊敗，甚至連首都南京都只能放弃，這個時候重慶因為優越的地理位置變成了國民黨軍的新中心，甚至重慶市成為了“國民政府直轄市”，代以暫時的國民政府首都。

這是近代以來，巴蜀的頭一次分家，而重慶也因為經濟、政治重心的偏移迅速在亂世之中崛起，擁有了其他城市所沒有的經濟發展以及政治偏向。

或許也正是出於這一層的考慮，1949年當解放戰爭將光明帶到了巴蜀地區時，黨中央在重慶設立了一個主政西南的“西南軍政委會”，這個時候的重慶便相當於又成為了直轄市，將直接受命於中央管理。

新中國成立之後，重慶當了五年的直轄市，隨後又在1954年的全國區域綜合之中，再一次與“老兄弟”四川合併在了一起。

前期的發展猶如是摸著石頭過河，國內也曾經歷過錯誤的道路與方向，但是卻能够及時扭轉回來。這一次巴蜀在合併之中再一次度過了數十年的光陰，於1997年再一次被一個人提出了“分家”的政策方案來，這個人便是提出了偉大“改革開放”的鄧公。

提議“分家”

古語有雲：“失之毫釐，謬以千里。”國家的每一項政策的施行都相當於給一臺精密的儀器更換螺絲，一旦出現錯漏的地方便可能造成巨大的損失和錯誤。

而重慶市再一次成為直轄市，與四川省的分離也絕非是表面上簡單的名稱改變，而是一次來自鄧公的高瞻遠矚的謀劃。

其中，影響到兩地分家最重要的因素便在於一個堪稱偉大的工程——三峽工程。

自古以來，因黃河氾濫而造成的災難次數多得不可枚舉，但另一條重要的河流長江卻也同樣出現過不少次氾濫成為大洪水的災禍，囙此如何治理長江且利用起這波瀾壯闊的江流資源，成為了近代以來的領導班子們都非常重視的問題。

早在1919年，孫中山先生就發表了《建國方略之二——實業計劃》，在文中提出了三峽工程的設想，但這設想真正實現卻已來到了新中國成立之後。

“更立西江石壁，截斷巫山雲雨，高峽出平湖。”自建國後一直到1994年以來，國家領導層面就一直在考察三峽地區的地理資訊，並且創立三峽工程的委員會，不斷為三峽工程的開工而做著重要的準備工作，諸如一百多萬人員的遷移以及施工隊伍的建立。

在1997年，三峽工程已經開展工作了將近4年，領導人為了工程開展得順利甚至設想過建立一個三峽省，但是卻又受限於人員以及經濟的約束。

但就在這時，早已實地考察過的鄧公卻提出了一個提議，那便是將重慶重新設立為直轄市，這樣脫離了四川省的管轄，直接聽命於中央，大大方便了三峽工程的開展。

這個提議一出現，便得到了中央的一致認可，於是重慶市便再一次脫離了四川省，成為了直轄市一直到今日。

偉大決策

一個決策是否正確，最重要的絕不是落實的當下，而是在歲月變遷歷史更迭之後依舊存在著正向的意義，如早期發展時中央便開始在全國各地興修公路，如1997年的重慶四川“分家”。

1997年，重慶人口高達3千多萬，佔據了四川省人口的3分之一，其地域卻不過四川的六分之一，可以說重慶具有著相當大的發展潜力，但是卻因為在四川省內，囙此反而被限制了發展的脚步。

在鄧公的政策落實之後，重慶獲得了來自中央的發展支持，而四川卻也在失去了重慶之後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人口的壓力，令民生問題得到了穩定和解决。

這樣的政策，不僅僅是利於三峽工程，更是對於重慶和四川都有著各個方面的好處，可以說是三贏，令人不得不佩服鄧公在政策上的高明。

小結：

“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諮嗟。”一千多年前，詩仙李白面對著崇山峻嶺的巴蜀望而興歎，一千多年後，巴蜀卻已經成為了國內發展前列的區域。

作為直轄市的重慶得到了來自中央的發展紅利，並且在政治的傳遞上也更為簡略快捷，而四川省與重慶分開之後，也憑藉著地理環境以及人民的努力，讓本地資源得到了更好的調配，兩地互相成就彼此。

不得不說，在當下再去回望鄧公的這項政策，才真正理解到他的目光究竟有多麼長遠，正是因為有著這樣的領導人，中國才能够在數十年裏發展到如今這樣的蓬勃有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