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孫愛民

編/王小

在中國，平均每分鐘有7.5個人被確診為癌症。

世界衛生組織預計，按照現時的趨勢，全球癌症病例數將在未來20年新增60%，其中81%的病例來自中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

早發現、早干預、早治療，是各國應對癌症的共識。其中，基因檢測科技被寄予厚望，通過人體血液中的游離DNA來尋找癌症的踪迹，甚至鎖定癌症發生的位置，逐漸從理論走向現實，從科學家的實驗室走向臨床應用。

2021年10月，國家衛健委發佈《關於印發腫瘤診療質量提昇行動計劃的通知》，提出推進腫瘤的早期篩查。這進一步激發了科學界與產業界的開發熱情。

癌症的基因檢測篩查科技進展如何，有哪些難點？其所依賴的基因檢測科技，在臨床應用上還有哪些想像空間？《財經·大健康》專訪了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副院長、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盧煜明。

盧煜明被視為華人生物學家中離諾貝爾獎最近的一比特。他在1997年首次發現孕婦外周血中存在游離的胎兒DNA，並研發出一套新技術來準確分析和度量母親血漿內的胎兒DNA，因而也被譽為無創DNA產前檢測（NIPT）的奠基人。在此科技基礎上，僅在國內就生髮了數十家相關企業。現時，中國每年有1000多萬孕婦使用NIPT。

圖/11月24日，盧煜明參加在香港舉行的首届亞洲醫療健康高峰論壇來源/亞洲醫療健康高峰論壇主辦方

《財經·大健康》：NIPT科技推出十年，檢測精准度已達到99%以上。該科技是否還有優化與提升的空間？

盧煜明：有的。現在NIPT在全球最大的應用，仍是染色體異常遺傳病的篩查，比如唐氏綜合征。在單基因疾病的篩查上，NIPT也很有應用價值，比如地中海貧血症。在國外，現時單基因疾病的篩查與診斷費用很高。下一代NIPT如果可以得到應用，可以解决這方面問題。

現在的NIPT是用DNA來做遺傳標記物。下一代NIPT，可以在錶觀遺傳這一方向發展。

此外，除了DNA，RNA（核糖核酸）是否也可以來做NIPT？我之前研究過將RNA作為NIPT標記物，問題是，RNA的穩定性比DNA低。這也是現在的新冠病毒mRNA疫苗需要在-80℃的容器中保存的原因。

《財經·大健康》：孕婦在做完NIPT檢測後，一旦檢測到陽性，仍需要羊水穿刺來確診。未來是否有可能單靠NIPT就能確診？

盧煜明：這是一個比較複雜的問題。第一代NIPT科技，測的是血漿中的游離DNA，這是胎盤放出來的，是cell-free DNA（cfDNA）。這存在一個問題，即胎兒與胎盤在極少數個案中有可能不同。囙此有人擔心，如果完全用胎盤的DNA來做胎兒的診斷，就有出錯的可能。所以，做完NIPT，如果是陽性的話，還需要進行羊水穿刺來確診。

其實，這不是個大問題。NIPT已經做了大量的檢測，不正常的占比非常小。

現在有人在推cell-based DNA的NIPT，如果這項科技準確可行的話，NIPT科技就可用於臨床診斷，而不僅僅是篩查了。

《財經·大健康》：基因檢測科技用於癌症早篩已成研發熱點，你提過未來10年癌症早期篩查能真正用於降低癌症死亡率。對這一論斷，現在仍然樂觀嗎？

盧煜明：仍然很樂觀。2017年，我的團隊在《新英格蘭醫學雜志》上發表了關於鼻咽癌篩查的論文。在那項研究中，採用液體活檢篩查出來的陽性案例中，11%確診得了癌症。也就是說，陽性預測值（PPV）是11%。

2018年，我們發展出來第二代科技，PPV已經到19.5%。2020年，PPV做到35%。現在，我們計畫在粵港澳大灣區推出這項第二代科技，名字叫Prophecy（先知）。

2017年的那項研究中，經過篩查的實驗組中因鼻咽癌死亡的人數，只占對照組未經過篩查死於鼻咽癌人數的10%。

10年的時間，足够將鼻咽癌的篩查科技做好，能顯著降低鼻咽癌的死亡率。科技發展到現在，將這一科技在其他癌種篩查上的PPV值做到20%或者30%，在科學上是可行的。

《財經·大健康》：PPV從11%做到19.5%，再到35%，看起來是在緩慢提升，其中的難度很大？

盧煜明：有幾個概念，是需要公眾明白的。

媒體常常會提到檢測產品的靈敏度與特异性。其實，對於檢測者來說，最重要的反而不是這兩個名額，而是陽性預測值（PPV），這個值會告訴檢測者，當他檢測出陽性時，真正得病的可能性有多少。

NIPT科技如今很成熟了，2011年第一代科技推出來的時候，PPV是50%，現在已經超過90%了。

很多產品的靈敏度與特异性會高於90%，但PPV通常不會像靈敏度與特异性值那麼高，因為PPV值的高低與人群中的患病比例有關，越少人得的病，疾病篩查的PPV就越低。

在廣東地區做鼻咽癌篩查，每10萬個人中有35個鼻咽癌陽性，2017年能將篩查的PPV做到11%就很不容易了。

《財經·大健康》：也有專家認為癌症早期篩查會導致過度醫療。你怎麼看這種觀點？

盧煜明：看待癌症早期篩查，要用科學的態度。與懷孕檢測不一樣，癌症有眾多癌種，有不同的位置、不同的成因、不同的症狀。

有一些癌症，就算很早知道得病，也很難人為影響其發展行程，比如胰腺癌。而不少癌症，早發現後是有應對手段的。如鼻咽癌，在早期就確診後，就有有效的干預手段。早期鼻咽癌治療及時的話，長期的生存率超過90%。

乳腺癌、大腸癌、肺癌、乳腺癌也會因早篩受益。這些癌症在中國以及全球，也是比較普遍的。針對這些癌症進行大樣本的篩查與研究，是必要的。

此外，對於某種癌症的高危人群進行篩查，也是有用的。比如家族中有人得過大腸癌，對家人進行大腸癌的篩查，就很有必要。

《財經·大健康》：在鼻咽癌上的液體活檢科技模型，能否複製到其他癌症上？

盧煜明：美國Grail公司正在英國的國家醫療服務體系（NHS）中，做一個14萬人的臨床試驗，採用的是其開發的癌症血液檢測科技（Galleri）。幾年後，就可以看到這類科技對於癌症生存率會有什麼影響。

《財經·大健康》：前幾年，內地不少基因檢測公司開展消費級應用，幫消費者預測某些疾病的患病幾率。你怎麼看？

盧煜明：這些公司需要給檢測者、消費者更加精准的解釋。通過基因測序，來預測一個人得某種病的幾率，除了少數單基因疾病，對其他的慢性病是不太準確的。比如對糖尿病、高血壓的預測等。

還要注意的是，檢測得到的數據，與隱私權息息相關，大量的數據累積，也有可能成為公司商業活動的資源，比如可能與大藥廠有相關的協定等。

《財經·大健康》：除了遺傳性疾病、單基因疾病與腫瘤篩查，基因測序科技在臨床上的應用還有哪些想像空間？

盧煜明：我們與香港威爾斯親王醫院的ICU（重症加强護理病房）合作，看能否用血漿DNA科技，早一點診斷ICU病人的細菌感染；還可以用於檢測藥物的有效性。此外，我們與美國NIH（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合作，用DNA測序科技來發現肺部器官移植病人手術後的排异迹象。

《財經·大健康》：2017年，你創辦的Cirina公司與Grail合併。當時出於什麼樣的考慮？

盧煜明：有好幾個不同的想法。

2017年之前，我是在做NIPT。當年申請專利後，大學將專利授權給美國Sequenom公司，而我們的競爭對手把科技授權給了另一家公司，這家公司2013年就被基因測序儀器生產商Illumina收購。此後Sequenom與Illumina在專利權上有一些訴訟，最終雙方和解，把專利權放在一起。

當時我意識到，把專利放到一起有一個好處：可以在市場上很快開發。如果Cirina與Grail分開做，可能會慢很多，也有可能在專利權方面會有糾紛。對病人來說，最好能儘早解决這些問題。

囙此，2017年，Grail先找我們談。大家一談就發現，合作對雙方都有好處，就合併了。今年Grail已經把第一代產品Galleri推出來，這也證明當時的合併是正確的。

《財經·大健康》：合併後，你成為聯合實體的科學聯合創始人（scientific co-founder），並加入Grail的科學諮詢委員會。對Cirina的發展戰略，是不是就失去了決策權？

盧煜明：我在香港中文大學的研究專案，雖然跟Grail有合作，但是怎麼做、發展什麼科技，我有絕對的自由，Cirina有關產業的運營完全交給Grail。

這也是一個平衡，不可能所有的東西我都能决定，科技能儘快推出來、幫助病人，才是最重要的。

《財經·大健康》：未來，你自己是要繼續做一個科學家，還是做研究的同時創業做企業家？

盧煜明：科研與創業都在做。香港特區政府的“創新香港”平臺，為我提供了一個新的實驗室，並鼓勵我們把創新成果商業化。我現在有一家公司TAKE2，是我繼Cirina後的第二次創業；如果不創業，我們研發的科技就只能在論文裏，不會進入臨床應用。

現在的大灣區，正在打造一個科技創新的生態環境，創業對於年輕人的發展也是一個好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