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閆慧劉萍凝胡子鵬

2021年12月1日，國家文物局發佈2021年第四季度“考古中國”重大專案，公佈甘肅省慶陽市南佐遺址考古發掘項目最新進展。從初步調查和發掘情况看，南佐仰紹文化晚期環壕聚落遺址總面積大約600萬平方米（包括後來侵蝕形成的沖溝等），僅“九臺”圍繞的覈心區就有約30萬平方米，是距今5000年左右最大的聚落遺址之一。南佐遺址的新發現，對於客觀認識黃河中游、黃土高原尤其是隴東地區在中華文明起源和形成過程中的關鍵地位，對於實證中華五千年文明史，都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一段塵封5000年的歷史記憶再次被喚醒……

今年恰逢仰紹文化發現100周年，也是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100周年，處於新石器時代仰紹文化晚期的南佐遺址，終於迎來了新的契機和展望，它將會重現一段什麼樣的黃土高原史前文明先聲，讓人拭目以待。

6次考古發掘揭開“冰山一角”

位於甘肅省慶陽市西峰區後官寨鎮南佐村的南佐遺址，發現於20世紀50年代末。

當時，甘肅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根據文物普查線索，對南佐發現的一處遺址進行了初步調查，證明這是一處較大的仰紹文化遺址。分佈範圍南北長800米，東西寬約300米，文化層厚約1.5米。

由此，距今約5000年前的南佐人的生活遺跡漸漸揭開神秘的面紗。

1962年，甘肅省文管會組織文物專家，對遺址進行詳細調查，正式確定南佐為一處規模很大的新石器時代仰紹文化遺址，並命名為“南佐疙瘩渠新石器時代仰紹文化遺址”，簡稱“南佐疙瘩渠遺址”，1963年，公佈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南佐疙瘩渠遺址。劉萍凝攝

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人員對“南佐疙瘩渠遺址”進行了兩輪考古發掘，但未公佈考古發掘報告，現有的公開資料僅限於《中國考古學年鑒》上發表的幾份簡報。

1984年，由甘肅省文物工作隊考古員閻渭清帶隊，對“南佐疙瘩渠遺址”進行了第一次考古發掘，在16號灰坑發現一個人形雕塑，後被定為一級文物。由此拉開了南佐遺址考古發掘的序幕。

1984年出土的人形雕塑。（資料圖片）

據慶陽市西峰區文旅局提供的資料顯示：上世紀的兩輪考古發掘活動主要集中在1984—1986年和1994—1996年兩個時間段。期間，至少進行過6次規模不等的考古發掘活動。

1985年的考古發掘，由甘肅省文物工作隊趙建龍帶隊，北京大學考古文博院教授李仰松帶學生參加。這次發掘對於隴東地區仰紹文化晚期的房屋建築、文化待征以及它與“常山下層文化”的關係等問題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資料。

1986年，甘肅省文物工作隊改名為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這一年，閻渭清帶隊，對“南佐疙瘩渠遺址”進行第一輪的第三次發掘。趙雪野也參加了這次考古發掘。

考古人員發現了大面積夯土、夯土牆，夯層厚約10-15釐米，夯窩清晰，系排木夯打，並發現一座大型白灰面房基，面積達120平方米以上。這是首次在隴東地區發現仰紹文化晚期向龍山文化過渡時期的遺存。

這次考古發掘還清理了1984年發現的城牆樣的夯土層25米，但這段夯土牆在當時並沒有引起人們應有的關注。

1994年，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啟動了第二輪考古發掘，先後進行了三次考古發掘活動。針對前幾次發掘遺留問題，趙雪野和考古人員順藤摸瓜，繼續對1984年發現的夯土牆進行清理，結果卻讓他們大吃一驚。

考古人員發現，夯土牆只是一個特大型房址的一面邊牆，也就是現在南佐遺址最覈心的區域——F1房址。它是一座室內面積達630平方米的大房址遺跡，呈西北到東南向，東西寬約18米，南北長約33米，前廳後室，極為壯觀。圍繞F1房址還發現了另外4座房址，發掘面積為910平方米。初步斷定其年代為仰紹文化晚期，其功能屬集體活動場所。

南佐遺址F1房址。閆慧攝

1996年，“南佐疙瘩渠遺址”考古發掘結束，為實施有效保護，考古人員對F1房址進行了回填。

文明先聲聚落遺址說明著什麼

慶陽市位於甘肅省東部，習稱“隴東”，有著悠久而燦爛的歷史文化。慶陽先民、中醫鼻祖岐伯曾在此與黃帝論醫，成就了中華醫學巨著《黃帝內經》；周先祖不窋曾在慶陽“教民稼穡”，開啟了華夏農耕文明的先河。據《慶陽地區志·文化志》綜述中記載，“新石器時代遺址，在區內分佈相當稠密，全區7縣均有大量遺存，特別是中南部馬蓮、蒲河兩流域分佈更密。”

“南佐（疙瘩渠）遺址”東西南三面臨溝，東部渠稱高家崖溝，西部渠稱疙瘩渠溝，南部渠稱馮家堡子溝，三溝於遺址的西南角匯入蒲河。北部未被沖壞的部分有一個東西向的近長方形的平臺，在其周圍及中部溝渠的兩側，還分佈著大小不等的九個土堆（夯土高臺的土疙瘩），“疙瘩渠”的名稱由此而來。民間相傳，此平臺為周赧王西行之“行宮”，九個土堆為“九女綰花台”。

根據《中國考古學年鑒》簡報記錄，1985年9月至12月，趙建龍帶隊進行的考古發掘活動，清理出房基八座，其中四座較為完整。

房屋為半地穴式建築，平面為圓角長方形和雙間“呂”字形，面積最大的一座為30多平方米，居住面和半地穴四壁均抹一層厚0.2—0.3釐米的白灰面，表面平整光滑。房屋遺跡堆積較厚，說明人們曾有過長期的定居生活。

當時出土遺物有石斧、石刀、紡輪、骨笄、骨針以及大量的陶器殘片。陶器飾紋多斜藍紋和繩紋，陶色以紅色為主，其次為灰色和少量黑色。

南佐遺址出土的陶片。（資料圖片）

1996年4月至7月，由趙雪野帶隊進行的考古發掘活動中，考古人員進一步明確，F1為地面式建築，從房內的隔牆與附牆看，其使用時期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而地面的6層白灰面又可以說明其間經過5次修補以再利用。同時還發現，在夯土內夾雜著大量紅燒土塊及動物骨骼、炭化糧食（稻、粟、稷）等，這對研究中國古代農業起源、農作物種植與分佈具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根據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兩輪考古調查和發掘情况，可以大致描繪出南佐史前文明的一些初貌：大約距今5000年前後，在現今西峰區後官寨鎮的南佐村，生活著一個早期人類聚落群體。他們居住在殘原溝壑邊的原面上，不僅能够製作精美的陶器，還掌握了精湛的建築藝術，建有一座前廳後室，室內面積達630平方米的大殿。此外，他們開始食用水稻和小米，並且嘗試著馴化糧食作物，他們的生活已經接近文明的先聲。

據《甘肅省志·文物志》記載，“該遺址的大型殿堂式建築，是繼秦安大地灣、禮縣高寺頭發現的仰紹文化晚期大型房址之後的又一次重要發現，對研究仰紹文化晚期西北地方人類社會形態及其文明孕育過程和性質具有重要價值。”

受種種條件限制，上世紀的考古發掘活動時斷時續，雖然只是揭開了這一遺址的冰山一角，卻留下了大量有價值的線索和未解的歷史謎團，從不曾被人們遺忘。該遺址聚落的佈局、社會組織狀況、生產方式及發展狀況等，遺址是否有專門的墓葬區等等問題，有待進一步的考古勘探和調查找到答案，解開謎團。

重啓考古發掘期待解開歷史謎團

2001年，國務院公佈南佐遺址為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南佐疙瘩渠遺址”正式命名為南佐遺址。

2012年4月，國家文物局對南佐遺址保護規劃編制立項，圍繞南佐遺址的考古發掘工作也再次提上日程。為推進南佐遺址保護研究，掌握更多的基礎性資料，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於2014年和2020年先後兩次對南佐遺址進行考古勘探，並組織專家對南佐遺址進行現場調研座談和考古調查。

2021年6月，經國家文物局準予，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牽頭，聯合中國人民大學、西北工業大學、蘭州大學等組織組成聯合考古隊，由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考古文博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韓建業帶隊，對南佐遺址展開新的考古發掘和調查勘探工作。

韓建業帶隊，對南佐遺址展開新的考古發掘和調查勘探工作。（資料圖片）

慶陽市西峰區文旅局相關負責人告訴記者，新的考古發掘工作計畫分五年進行，今年是第一年，發掘面積約1000平方米，同時對周邊區域進行初步考古和地貌調查及勘探工作。考古發掘工作啟動後，F1房址南側發掘850平方米，一號夯土臺邊壕溝發掘220平方米，其目的在於進一步研究F1房址周邊的遺跡分佈，確定遺址周邊壕溝和夯土臺的形成年限和關係，以及它們和F1房址的關係。

南佐遺址考古發掘專案負責人、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考古文博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韓建業表示，大型夯土牆建築F1僅室內部分就達630平方米，體量規模在同時期無出其右，應當屬於宮殿式建築，“九臺”對稱分佈且位於聚落中央，大型建築區位於九臺北部中央，其佈局之嚴整前所未見。“九臺”和大型建築的龐大體量、臺外壕溝和夯護設施之巨大規模，也都前所未見。“凡此都體現出强大的社會公共權力的存在，顯示隴東地區當已進入早期國家或者文明社會階段。”韓建業說。

此外，南佐遺址所出白陶簋、白衣陶簋、大型彩陶罐、白色堆紋陶罐、帶塞蓋喇叭口平底彩陶瓶、彩繪黒陶、朱砂彩繪陶、塗朱砂的石鏃、骨鏃以及河流形遺跡，在黃河中游同時期罕見或者不見，還出有大量水稻遺存。“這些遺存均具有濃厚的祭祀和禮儀色彩，白陶、黒陶等的製作又體現出較高的專業化水準，也顯示出南佐遺址當為探索早期中華文明的關鍵性覈心遺址之一。”韓建業說。

南佐遺址所出白陶簋。（資料圖片）

考古發掘取得重大進展離不開新技術、新科技的運用，參與發掘的西北工業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助理教授李小龍告訴記者：“這次考古工作運用了很多新技術，從以前的文字記錄發展到現在的用航拍、類比三維影像等數位化管道進行遺址復原。考古研究的理念也更科學和全面，將視野從僅研究F1房址，發展到聚落考古，深入到對當時整個社會形態的研究中。”

規劃在先遺址保護任重道遠

2021年10月22日，甘肅省文物局組織召開南佐遺址考古項目專家諮詢會上，專家們一致認為，南佐遺址是隴東地區仰紹文化晚期的大型中心聚落。遺址面積大、內涵豐富、保存較為完整，對於正確認識黃河中游-黃土高原在中華文明起源和形成過程中的關鍵地位和重要作用具有意義，也對中華文明起源和早期發展研究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囙此，推進南佐遺址後續的考古發掘、遺址保護、展示和利用工作，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

慶陽市西峰區文旅局相關負責人說：“從現時考古發掘掌握的情况來看，南佐遺址作為一個古人類中心聚落遺址，和其它同類型古遺址相比，有著其獨特的價值體現。”

南佐遺址是黃河文化黃土高原區涇渭流域新石器時代仰紹文化晩期一個大型史前古人類中心聚落遺址，規模宏大，F1房址又是迄今為止發現的最大的單體古人類聚落建築，充分展示了南佐人的建築藝術達到很高水准。這次考古發掘出土修復的彩陶缸，腹徑78釐米，高70釐米，大氣厚重，堪稱中國彩陶王，說明了南佐人的制陶工藝達到同期最高水准。此外，南佐人可能最早掌握了獨特的夯土護砌工藝，一號夯土臺西側內環壕南部溝壁，經過精心的夯土護砌，這在新石器時代極為罕見。

南佐遺址部分出土遺物。（資料圖片）

南佐遺址部分出土遺物。（資料圖片）

南佐遺址部分出土遺物。（資料圖片）

南佐遺址部分出土遺物。（資料圖片）

隨著南佐遺址考古發掘研究的不斷深入，社會各界和公眾對南佐遺址的關注度也不斷提高，對南佐遺址的保護提出了新的要求。

據瞭解，現時，由慶陽市西峰文旅局負責編制的《南佐遺址保護規劃》和《南佐遺址黃河文化史前遺址公園建設方案》已經上報，待組織評審。“如何更好地將文物保護和鄉村振興、村民致富聯系起來，調動遺址內村民文物保護的積極性，以文物保護促進鄉村振興戰畧，是我們面臨了一道急需解决的新課題。”慶陽市西峰區文旅局相關負責人說。

韓建業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環壕內範圍600萬平方米、主宮殿式建築630平方米的南佐遺址，是5000年前最重要的中心聚落遺址之一。南佐遺址的新發現，對於客觀認識黃河中游、黃土高原尤其是隴東地區在中華文明起源和形成過程中的關鍵地位，對於實證中華五千年文明史，都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關於下一步考古發掘工作打算和期待，韓建業說：“下一步會按照國家文物局的要求，完善南佐遺址的中長期考古工作計畫，繼續開展考古工作，盡可能地全面地搞清楚遺址整體面貌。也希望能儘快完成南佐遺址的文物保護利用規劃，規範大遺址保護區劃內的生產建設活動，儘快對危害遺址覈心區重要遺跡的樹木進行清理，對遺址覈心區民房進行搬遷，對遺址覈心區水土流失進行治理，下大力氣對遺址文物本體和周邊環境綜合保護。”

南佐遺址，一段塵封五千年的歷史記憶，將隨著新一輪考古發掘工作的展開重回公眾視線，也將為黃土高原隴東地區人類文明的歷史行程注入新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