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絲綢之路交通網絡，對西喜馬拉雅地區古代文化一體化產生過重大影響。

中新社記者：孫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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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中國邊疆考古重要區域之一，西藏地區考古研究長期以來備受關注。

在有“世界屋脊”和“地球第三極”之譽的青藏高原上，被稱為唐代絲綢之路“東道”（也稱“唐蕃古道”）的“穿越喜馬拉雅的絲綢之路”是如何發現的？中國考古百年來，西藏地區考古有哪些重要進展？未來有何規劃？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西藏考古隊隊長仝濤博士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系統介紹西藏考古時表示，縱貫青藏高原南北的唐蕃古道，是首次由官方組織完成穿越喜馬拉雅山脈峽谷通道的壯舉，是人類挑戰極端惡劣環境、打通最難逾越的天然屏障以實現跨文明交流所創造的奇迹，也是當時東亞和南亞文明互相慕求接觸和互聯互通的時代產物。它為東亞開闢出除以往陸路和海路之外第三條通往南亞的通道，而且距離大大縮短。

仝濤供圖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西藏考古研究中，“穿越喜馬拉雅的絲綢之路”是怎麼發現的？出土哪些特色遺存？有何研究價值？

仝濤：青藏高原西部的阿裡地區地廣人稀，荒凉閉塞，人們對於其古代歷史的認識，僅限於10世紀末吐蕃後裔建立古格王朝之後，而此前基本上是一片空白，似乎很難與絲綢之路產生關聯。

近些年來，考古工作者在西藏阿裡的象泉河谷地開展一系列考古工作，取得極為重要的進展，揭示出該地區不為人知的一面。西藏考古隊的考古發掘工作主要集中在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發掘出土時代上相當於中原地區漢晋時期、帶有“王侯”文和禽獸紋的織錦。

西藏阿裡出土“王侯”文禽獸紋錦。仝濤供圖

這些紡織品在工藝科技和圖案的複雜程度上絲毫不亞於新疆和內地所發現的同時期織物，體現出極為高超的科技水准。此外，兩處墓地還出土一字格的鐵劍、漆木器、馬蹄形木梳、方形四足木案、旋制的木奩、鑽木取火器、草編器等，也與新疆地區出土的漢晋時期器物基本一致。這充分證明，西藏阿裡在漢晋時期處於絲綢之路的波及區域，新疆絲綢之路應該已延伸到青藏高原西部地區，並對阿裡地區古代社會生活產生廣泛影響。

新發現的考古資料進一步證實，西藏西部地區古代交通網絡的複雜程度遠遠超出人們的想像，除與新疆地區關係密切外，來自數千里之外雲南地區的銅柄鐵劍和茶葉，也在西藏西部地區出現，其跨度之大、行程之艱，令人難以置信。此外，阿裡地區與北印度、尼泊爾等喜馬拉雅山地還共亯一些文化特質，如近些年來西藏自治區文物局組織的阿裡聯合考古在劄達縣和噶爾縣的皮央東嘎、桑達隆果、曲龍等不少墓地中，均發現有黃金面具、蝕花瑪瑙珠、大型銅器、帶柄銅鏡、銅飾珠、陶器、箱式木棺等，這些器物應該屬於同一個文化體系。由此可見，青藏高原絲綢之路交通網絡，對西喜馬拉雅地區古代文化一體化產生過重大影響。

這些考古發現顯示，青藏高原高寒山地並沒有成為民族遷徙和文化傳播的障礙，地區間的文化交流和互動反而相當活躍，由此帶來文化的多樣性。此類考古發掘研究既彌補西藏西部考古工作的空白，並加深學界對於西藏西部“前吐蕃時期”文明的認識，也以其豐富內涵啟發人們重新審視長期被忽略的阿裡地區在西藏早期文明發展行程中的重要地位。

西藏阿裡故如甲木墓地出土銅器內茶葉遺存。仝濤供圖

中新社記者：唐蕃古道上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誰？如何評估他對“穿越喜馬拉雅的絲綢之路”的貢獻？

仝濤：與唐蕃古道開通有密切關係的重要歷史人物王玄策，是唐朝最傑出的外交家之一，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王玄策第三次（658年）出使印度留下的石刻題記，於1990年被四川大學考古學家霍巍和李永憲教授發現，位於西藏日喀則地區吉隆縣阿瓦呷英山嘴的崖壁上，殘存有222個陰刻楷書漢字，額題為“大唐天竺使之銘”。該題記學術價值十分重要，首先實證唐蕃古道進一步通往尼泊爾和印度的具體路線走向，其次題記為探討青藏高原小羊同和大羊同古國的當時位置關係提供了重要依據。

在英雄輩出的唐太宗時代，王玄策多次成功通過“穿越喜馬拉雅的絲綢之路”到達南亞次大陸，真正意義上“鑿空”青藏高原絲綢之路，其壯舉和歷史功績堪比張騫出使西域、玄奘西行取經。“穿越喜馬拉雅的絲綢之路”繁榮時間雖然相對較為短暫，但在吐蕃時期可以說大放异彩，對其開發和利用達到史上最繁榮程度。

青海吐蕃墓地出土薩珊波斯文字錦（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仝濤供圖

中新社記者：今年是中國考古百年，西藏地區考古取得哪些進展和成果？

仝濤：這百年來，西藏地區考古在舊石器、新石器時代和前吐蕃時期一些局部地區取得系列重要成果，基本上能粗略呈現出西藏考古學的年代序列。其中，新石器時代代表性遺址主要有昌都卡若遺址和拉薩曲貢遺址，昌都卡若遺址距今約5000年，是新中國成立後首次科學發掘的西藏史前遺址，發現的粟及半地穴居址將西藏東部與黃河上游甘青地區的新石器文化建立起聯系。

作為西藏自治區首個入選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1991年）的考古成果，拉薩曲貢遺址距今4000-3000年，代表了拉薩河谷從新石器時代到早期金屬器時代的文化面貌。

阿裡地區近些年發掘的一批遺址也是西藏地區考古的重要突破，集中於前吐蕃時期，主要在西元前四世紀至西元三四世紀之間，對於認識西藏西部的考古學文化面貌、建立和完善考古學文化序列有積極意義，其遺址豐富的墓葬出土物，為研究提出和論證“穿越喜馬拉雅的絲綢之路”提供堅實資料基礎。

另外，西藏地區最近幾年新發現距今約3萬年的那曲尼阿木底遺址，是首次發掘的具有明確地層堆積的舊石器時代遺址，對於學界認識早期人類向高原上拓殖過程和生業形態有十分重要價值。

青海吐蕃墓地出土中亞風格織錦（瑞士阿拜格基金會藏）。仝濤供圖

中新社記者：象雄、吐蕃、古格是古代青藏高原上出現和經歷的代表性統治王朝，它們有哪些重要考古研究進展？

仝濤：象雄時期是漢藏文獻記載中以西藏西部阿裡地區為中心的一個高原王國。近些年來考古發掘工作的一系列重要發現，顯示象泉河上游地區應是象雄時期西藏西部地區一個政治、經濟、文化的覈心區域。

其中，故如甲木墓地年代在西元三四世紀，出土有“王侯”文絲綢、黃金面具、大量金屬器、茶葉等物品，反映該區域與中原、新疆、南亞次大陸之間的長距離貿易網絡，對西藏西部古代社會進程產生積極推動作用。

西藏阿裡故如甲木墓地出土的黃金面具。仝濤供圖

象泉河谷地無論在前吐蕃時期，還是古格時期，都是西藏西部的政治與文化中心。古格時期的代表性遺址就是古格王國的都城——古格故城，像其他前吐蕃和吐蕃時期的都城遺址（如布達拉宮）一樣，都建立在高高的山巔，地勢險要，易守難攻。從1985年開始，考古學者對古格故城進行全面深入調查，發掘乾屍洞、武器庫洞等，出土、採集大批古格王國時期遺物，展示出古格時期物質文化面貌。

西藏境內的吐蕃時期墓地分佈非常密集，數量也很大，顯示青藏高原文化進入一個自身統一、融合並與周邊區域進行頻繁交流的階段，高原遊牧民族的本土文化構成其主體框架，大量吸收唐朝中原地區的文化因素，同時，來自於中亞、西亞乃至地中海地區具有强烈異國情調的文化因素也時隱時現。

現時，西藏境內的吐蕃時期墓葬多數並未正式發掘，主要以調查和保護為主。不過，2020年度西藏文物保護研究所在拉薩附近的當雄發掘5座吐蕃時期大中型墓，出土有漆器、希臘風格的銀盤和薩珊銀幣、青金石、珍珠等，顯示出西藏腹地通過唐蕃古道與青海地區進一步與中亞、西亞地區的密切交流。

青海吐蕃墓地出土中亞風格織錦（瑞士阿拜格基金會藏）。仝濤供圖

中新社記者：作為中國社科院考古所西藏考古隊隊長，您對西藏考古事業未來發展有何期待？

仝濤：中國考古百年行程中，西藏考古成就雖然可圈可點，但由於西藏自治區面積大、海拔高、考古工作投入薄弱、工作開展困難等特點，從整體上看，西藏考古發掘和研究現時還落後於其他省份，無論在地理空間還是時代鏈條上，都有大片的空缺和空白，還有待於未來成系統、大規模的考古發掘工作來逐步彌補。

據瞭解，現時國家層面對於西藏考古已有一攬子宏大規劃，包括“十四五”規劃、“考古中國”重大專案設計等，期待西藏考古在未來數年能够繼續取得輝煌成果，基本追趕上周邊區域和其他邊疆地區考古事業的發展水准。

受訪者簡介：

仝濤孫自法攝

仝濤，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2006年獲四川大學考古學博士學位，2008年獲得德國蒂賓根大學考古學博士學位。近年主要從事青藏高原“前吐蕃時期和吐蕃時期”的考古發掘與研究工作。2012-2015年主持西藏阿裡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的發掘，入選2014年度國家文物局“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六大考古新發現”。2018-2019年主持發掘青海烏蘭泉溝吐蕃時期壁畫墓，再次入選“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六大考古新發現”。

編輯：丁寶秀

責編：吉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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