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正史，官方歷史裏，關羽原本的形象是非常簡略，甚至有點單薄。三國志裏的關羽傳，只有短短的958個字。關二哥的生年，家族譜系都不可考，生於河東郡解縣，也就是今天的山西運城市常平鄉，後來在涿郡遇到了劉備，成為了他的部將，東征西討，在正史中，可以考據的關羽的功績包括，白馬之戰中誅殺顏良，然後在劉備入川後，開始駐守荊州，在樊城之戰中大敗了於禁龐德，最終受到了孫吳，曹魏雙方的夾擊，敗走麥城戰死。

那麼，在魏晋時代，由於各種筆記，志怪小說逐漸興起，那麼距離並不久遠的三國歷史人物，就順理成章地變成了這些民間傳說的主角，比如像裴松之寫的《三國志.注》就開始系統引用很多這些傳奇性的逸聞趣事，比如關羽的首級被孫權送到許昌曹操那裡之後，居然目開嘴動，鬚髮倒立，把曹操嚇的夠嗆，諸如此類的。

關羽的“神化”始於唐代，唐初，禪宗北派創始人神秀在當陽玉泉山建立大通禪寺，奉關羽為護法伽藍神，玉泉寺裏有一座“顯烈廟”專門用來供奉關羽。之所以要讓關羽充當護法伽藍神，是由於此時佛教出於對普羅福斯進行傳教的需要，為了顧及一般羣衆的興趣，宣講的題材不得不從佛經故事，轉變至中國民間歷史軼事和傳說，在這個過程中，一些前世著名的忠臣武將，也因佛教傳播的需要而被神化。

寫於唐德宗貞元八年的《重修玉泉寺關廟記》，是迄今保留最早的，關於關羽成神的文獻，記述了隋末由天臺山來此的高僧，天臺宗創始人智顗（yi）法師在此遭遇了關羽的英靈，後者願意將天臺山這片土地送給智顗，以作為建寺弘法之用，在描述中，關羽已經擁有了操縱天氣，保佑農作物豐收的神力。

另外，關羽作為神靈的形象在發展中，也“吞併吸收”了一些地方神，比如湖北境內經常作祟的“陰間鬼將”關三郎，他擁有率領“鬼兵”在夜晚遊蕩，攝人魂魄，散佈瘟疫的恐怖能力，但在唐代，關三郎與關羽崇拜逐漸合二為一，關羽獲得了關三郎“陰間鬼將”的身份，在宋元之際，變成了能够驅鬼的陰間“酆都魔關元帥”而關三郎在民間傳說中逐漸演變成虛擬人物“關索”，關羽的三子。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三“李晟傳”中，就記載這位曾於建中四年（783年）為唐德宗平息了朱泚之亂的“中興名將”鎮守河東時，曾夢見關羽向其借兵征討蚩尤，從今天眼光看，無非是在唐中後期藩鎮割據，朝綱陵夷的環境中，借關羽忠臣良將形象，對李晟身領鳳翔、隴右節度使，手握重兵而對李唐忠心耿耿作風的褒獎。於是，在建中五年，關羽作為蜀國“前將軍，漢壽亭侯”的身份，被李唐王朝作為古今名將64人之一，進入武城廟，享受朝廷每年定期的公開祭祀，這一事件也可以被看做是關羽作為神靈崇拜，被廟堂接納。

關羽也正式成為獨立祭祀的神祗，以及身份地位大大提高，是在宋代。真宗大中祥符7年，1084年，賜關羽廟匾額“義勇”，追封武安王，高宗時加封壯繆義勇王，到了南宋孝宗年間，關羽的封號又被擴展為“壯繆義勇武安英濟王”。這些舉動不僅在於標榜關羽的武勇，更是在於其“忠義”

關羽作為神靈的地位提高，有三個原因：1.宋代飽受北方騎馬少數民族的侵略與騷擾，而作為三國時代南方蜀漢政權抵抗北方曹魏名將的關羽，受到了追捧與懷念2.宋代民間說書藝術的興盛，普及了三國故事，以及程朱理學確定了蜀漢正統論。正如俄國著名漢學家李福清在《三國演義與民間文學傳統》中所言：“廟堂與江湖文化的銜接點在於忠與義，雖然前者強調對皇權與統治秩序之忠誠，後者在於反抗壓迫，重友輕利，但彼此有所重疊，互為彰顯。在民間平話小說中，只有通過君臣之間結義，才能將兩種信念合而為一，預示庶民出身的豪傑仍需士人階層之領導者提攜規訓，才可獲得身前後名。”

構成英雄形象的另一個關鍵元素，就是他們的武器，裝束與坐騎。英雄獨特兵器，坐騎的不平凡來源，是幾乎所有英雄史詩中必不可缺的“母題”（Motif，即固定情節單元）。總所周知，關羽的兵器名為青龍偃月刀，在關漢卿的《單刀會》中，唱詞說寶刀的重量達到“九九八十一斤”，張飛的兵器為丈八蛇矛，根據襄樊民間傳說，劉備任安喜縣縣尉時，張飛為民除害，捉來洞中白蛇，白蛇化為長矛；而青龍刀一名的來歷則是鐵匠在為關羽打刀時，青龍從天而降，竄入爐中，最終以浮雕形式附在刀上。毫無疑問，這些都是民間敘事中以訛傳訛的附會。周緯在《中國兵器史稿》中，認為直到唐代，兵器中才有長刀。南北朝時期梁朝人陶弘景編纂的《古今刀劍錄》中也說“關羽為先主所重，不惜身命自采都山鐵，為兩刀”，可見關羽的兵器是輕便的單刀。即使是成書於宋代的《三國志平話》，仍然對關羽的兵器沒有詳細描繪，在著名的“單刀赴會”一折中，只是寫關羽“腰懸單刀一口”，然而於內蒙額濟納旗黑城出土的金代平陽刻民間年畫上，關羽身後站立的周倉已經手持青龍大刀了，由此證明宋代以後，關羽在民間敘事中的形象已經逐漸固定。

第3個原因，也是與本題目聯系最緊密的一個，就是為什麼關羽在宋代的神靈地位上升，還變成了財神，這是因為宋代商業經濟發達，山西晋商作為重要民間商業力量和組織出現在歷史舞臺上，把籍貫山西的關羽捧出來變成保佑商業經營活動的神靈，是順理成章的事。

對此，日本築波大學歷史學家，著名三國研究專家渡邊義浩說，宋代的山西，是中原趙宋王朝和北方少數民族對峙的前線，此時山西的制鹽業得到了巨大的發展。鹽，不僅是利潤率高的日常使用商品，也是與北方少數民族進行貿易的重要商品。在宋代國家稅收中，鹽稅構成了其中三分之一强。利用制鹽而發達的晋商，從宋代朝廷獲得鹽的銷售許可證“鹽引”後，業務不僅包括將鹽售賣到宋帝國境內其他地方，也包括向邊境軍鎮供應糧草和軍需品，以及用鹽向草原騎馬民族換取必要的鐵，馬匹等貨物。

在山西，宋代就有著名的河東鹽池，採用曬制法，由於必須祈禱來自中條山的強風時常降臨，吹掉鹽田中的水分，使得鹽晶凝結，關羽首先變成了庇佑鹽田附近地區風調雨順的“崇寧真君”，在宋代民間傳說中，有蚩尤作祟，導致河東鹽池減產，最終人們不得不請出信州龍虎山張天師，請來關羽，率領神兵，打敗蚩尤，恢復天氣的故事。

在明清兩代，隨著晋商實力的成長，關羽的地位也逐漸水漲船高。比如民間傳說，朱元璋和陳友諒在鄱陽湖決戰，關羽率領十萬陰兵前來助長，興風作浪，掀翻了陳友諒的戰船。明成祖朱棣出兵討伐蒙古本雅失裡漢時，在大漠裏迷路，關羽於是顯靈，身騎白馬為明軍帶路開道。明熹宗天啟年間，關羽被封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關聖帝君”，清代乾隆皇帝將其封為“忠義神武靈佑關聖大帝”。

早在清代入關前後，山西的晋商就開始以自己的財力進行支持，比如出身大名鼎鼎的晋商範氏家族的範文程，先後在努爾哈赤和皇太極兩朝稱臣，成為鑲黃旗漢人，以糧食和金錢支援清軍。在康熙，乾隆時期，範氏家族又了一比特皇帝極為倚重的皇商，內務府大臣範毓並，範氏從糧食貿易運輸中獲利豐厚，還組織了清軍遠征准葛爾部期間的軍糧運輸，此外，金融票號業務也隨著糧食，鹽業成為晋商從事的第三大產業。而標榜“忠義”的關羽崇拜，則是這種清代國家權力與民間資本締結聯盟的象徵，並接著三國演義故事，評書和戲曲的普及，以及晋商商業業務的拓展，不斷得到傳播。對於清代皇帝來說，武神關羽，象徵著商人階層對自己的順服和效忠，對於商人來說，關羽象徵著國家權力對自己商業經營活動和致富的認可。

作為忠義的化身，關羽崇拜在蜀地民間文化中淵源最久，也成為社會邊緣民間幫派黑社會組織的圖騰。據說四川“袍哥會”名稱起源，即來自三國演義中，關羽被迫降曹後，不受金銀，只受錦袍一件，卻將劉備所贈舊袍罩於其外，矢志不忘其本之典故，而在四川當地人口中，袍哥會又有“漢留”的別名。到了農曆五月十三日單刀會當日，袍哥聚會內部也會搬演多出三國戲，但唯獨不唱“關羽走麥城”和“劉備燒連營”兩本，以示對關羽的崇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