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項目、參加研討會、當比賽评审……85歲的盧濟威仍沒有停下脚步，擠出時間參加與都市設計有關的各種活動。

這些年來，中國現代都市設計已融匯建築、規劃、景觀等學科，廣受全社會的關注。都市設計的諸多理念也化作累累碩果，為人們提供了更宜居、更便捷的生產與生活空間。

在學界，許多人敬稱盧濟威為“中國都市設計的第一人”。多年來，他的脚步遍佈全國，由他所主持的上海靜安寺地區都市設計、杭州濱江區江濱地區都市設計、鄭州二砂文創廣場都市設計等，不僅斬獲各類獎項，其項目中所包含的對都市地下空間、濱水區、歷史保護區發展的獨到認識，也為後續都市更新奠定了堅實基礎。

而在盧濟威本人的講述中，他走上都市設計之路是出於偶然，後來能够在這一領域持續深耕，是得益於改革開放與都市的不斷發展。現在的他，仍然在為提高設計素養而不斷地努力學習。盧濟威說：“這是學不完的。”

人物檔案

盧濟威：1936年11月生於浙江臨海，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都市設計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住建部都市設計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歷史文化名城委員會都市設計學部主任，曾任同濟大學建築系主任、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副院長等。

【學院名稱不是簡單換幾個字】

問：還記得初到同濟時，學校給您的印象嗎？

盧濟威：1960年，我在當時的南京工學院（現東南大學）讀了5年制的建築學，畢業後被分配到同濟大學工作。一到同濟，就有種豁然開朗、煥然一新的感覺。學校除了看重結果之外，更强調整個過程中的收穫。這令我很驚喜，也可以說是很幸運。

剛工作的時候，我參加的是大學一年級的教學工作。但我對其他年級的課程也很感興趣，就主動地去聽課。聽了很多課，都感覺非常新鮮。

問：初到同濟，有沒有什麼印象深刻的人？

盧濟威：這不得不提馮紀忠教授。上世紀60年代初，馮先生在同濟帶領師生進行教育改革，“以空間為綱”組織教學，編寫空間原理。當時，世界上很多國家都採用了這個體系，但在中國，同濟大學是率先進行這項改革實踐的。

現代主義教學的最大特點，就是把建築設計與工業、科學緊密聯系在一起。早在上世紀50年代，馮先生就已經意識到，建築設計不光要考慮造型的美觀，還要考慮功能。

被稱為“飛機樓”的武漢同濟醫院，是一個典型案例。馮先生從功能出發，設計出四翼飛機形體的住院部。每翼均為病房，共計16個病區。“機身”的中央部分安排為臨床服務的診斷、治療科室，便於與病區之間聯系，便於接送病人。整個建築形成6個盡端，以减少不必要的穿越帶來的交叉感染。

到了上世紀60年代，伴隨西方發達國家從工業社會逐步走向後工業社會，馮先生敏銳地意識到現代主義也存在一些缺點。於是，他在設計杭州花港觀魚茶室時，嘗試把現代主義與中國歷史文化傳統相結合。現在回過頭來看，這個作品是非常成功的。

上世紀80年代，人們對環境問題愈發重視起來。馮先生站在時代浪潮前，把建築設計與城市環境結合起來，松江方塔園和何陋軒是他的代表作。

我進入同濟之後接觸到馮先生的教學，一直都對他感到非常敬佩。直到現在，還受益於他當時留下的寶貴思想財富。

問：從馮先生身上，可以看到“敢為人先”的精神。這也是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的一貫追求吧？

盧濟威：是的。1986年，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揭牌成立，這在全國都是第一家，原來都是叫建築學院或者建築系。

學院名稱的轉變，不是簡單換幾個字，背後是對世界建築思潮發展和社會發展進步的認知。現代主義建築把空間觀作為基本思想，講求空間的物理形態。到了後現代主義時期，很多新的理念被提了出來，逐漸從空間觀轉向環境觀，更加強調人在空間裡面怎麼進行行為活動。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名稱的改變，順應並體現了這個趨勢。此後，國內其他很多院校也紛紛效仿。

同濟大學也是很早把建築學、規劃學和景觀學連在一起的學校。這三個專業的結合，是都市結合環境設計的基礎，能够更好地在現代城市規劃與發展中體現整體生態觀。

上世紀80年代，盧濟威在作講座

【城市規劃研究的不只是好看難看】

問：很多人說，您是“中國都市設計的第一人”。

盧濟威：“第一人”不敢這麼講。我原本是做建築的，轉向都市設計也是因為很偶然的機會。

上世紀80年代，我有幸參加了兩大工程：無錫新疆石油職工太湖療養院項目，山東勝利油田孤島新鎮規劃與設計項目。因為過去建築和規劃是分得比較開的，所以一開始我對城市規劃、都市設計還不是很瞭解。

在參與這兩個項目的過程中，我見證了從“一塊平地”到“一整塊都市區域”的轉變，得到了很大啟發。我感覺到，做建築不能局限在幾平方米的空間裏，而要有更加開闊的思維。由於產生了這樣的想法，便覺得自己讀的東西還是太少了，還要努力學習更多的東西。

後來的浦東開發開放和陸家嘴地區國際諮詢專案，同樣給我帶來很深的感觸。當時，有5家組織參與國際諮詢，中國的幾家組織作為一家來提供方案，另外還有4家外國公司給出方案，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英國的羅傑斯的方案。

其他的方案更多強調陸家嘴地區的建築形態，羅傑斯方案在重視與上海老城厢、上海歷史文化關係的同時，更强調人的行為對城市形態的影響。

在羅傑斯方案中，有3個令人很有興趣的內容：第一個是一個大型的圓形綠地，與陸家嘴地區的地形很契合；第二個是綠地周邊包圍著的高層帶；第三是用公共交通將高層帶連接成若干個社區，每隔600米設定一個網站，並在600米的範圍內組成步行區。

羅傑斯的方案讓人更深切地感受到，人的行為對城市形態會產生很大影響。城市規劃研究的不只是好看、難看等問題，背後還有更深的門道。

1994年，我帶了幾名研究生和教師一起成立了都市設計研究室，就是都市設計研究中心的前身。那一年，廈門市規劃局讓我做鷺江道都市設計。當時還談不上什麼水准，但我已强烈感受到：建築與都市發展相結合是大有可為的。

問：1995年，您主持的靜安寺地區都市設計，可以說為此後的上海都市設計樹立了一個標杆。

盧濟威：說來也是緣分和機遇。1995年，靜安區規劃局找到我，說靜安寺地區要造一個地鐵站，希望能夠幫助他們一起做都市設計研究。我一聽就非常感興趣。

那時，還有一個得天獨厚的條件。原先上海所有的地鐵站都由申通公司投資建設，但在造捷運二號線的時候，市里决定由申通公司負責線路，由各個區為本區內網站提供資金，減輕申通公司的負擔。每個區投入了大量資金，自然也想趁這個機會把地鐵站周邊的城市建設和開發一起考慮。

這個項目最大的特點就是圍繞地鐵站進行城市建設，而不單單地是建造一個地鐵站。如何綜合都市的多種要素與功能，包括捷運交通、商業、文化、綠化和市民活動等，是非常關鍵的。

都市空間只有做到便民、實用，才能促進都市的良性發展。囙此，我提出了三個關鍵字：生態、文化和商業。

我們還有一個創新的想法，就是做了一個下沉式廣場。地鐵站在地下，而大多數行人都在地面上，怎樣把人引到地下呢？光做地上看不見的地下空間不行，最好是既能讓地面上的人感受得到它的存在，又能讓地下的人不覺得壓抑。下沉式廣場就正好能够把地鐵站、公園以及南京路等周邊環境有機結合起來。

問：下沉式廣場的規劃落地中，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

盧濟威：靜安寺廣場不對稱佈局、多功能綜合並下沉的方案，與當時按照功能劃分用地的常規做法很不一樣。我們實際上做的是地形重塑，提高土地利用率，讓各種要素和空間相互滲透、互相裨益。

把商業下壓，並與下沉式廣場相連，上面又做公園，形成了土地的複合利用，靜安公園對此當然是高興的，但捷運公司不理解了：“我花錢買下來的地，怎麼能給公園服務呢？”

經過解釋，最終商業和廣場面積並未壓縮，下沉式廣場的屋頂作為靜安公園綠地的延續，使公園面積擴大了2000多平方米。作為“生態、高效、立體的公共空間”，廣場建成之後受到市民好評，也成為人們到靜安寺地區觀光的景點之一。

盧濟威和都市設計團隊

【讓江水變得可親近】

問：從您的觀察來看，中國的都市設計發展經歷了怎樣的發展階段？

盧濟威：從項目來說，上世紀90年代初的浦東陸家嘴國際諮詢和深圳福田中心區的國際設計競賽，是兩個得到大家重視的項目。1999年在上海召開中國建築學會的都市設計主題年會，2000年在廈門召開的中國城市規劃學會都市設計主題年會，表明學術界對都市設計越發重視。

2000年後，住建部多次提出要重視都市設計。2015年，中央召開都市工作會議，提出要加强都市設計、全面展開都市設計工作。這時候，我們國家的城市化已經邁入新階段，全國範圍內都普遍重視這方面的工作了。

總結下來，我國的都市設計發展主要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20世紀90年代，我國都市基本是在進行新城建設；第二個階段，進入21世紀之後一直到現在，我們的都市面臨的主要課題是都市更新，這就需要更加貼近人們生活的都市設計理念的介入。

問：近年來，都市濱水空間日益成為都市發展的新亮點。您是怎麼考慮濱水空間與人的關係的？

盧濟威：人是有天然的親水本能的，我國90%的省會、直轄市跨河而建，濱水區是得天獨厚的財富，應當成為重要的都市活動和休閒場所。

2002年，我主持了杭州濱江區江濱地區都市設計項目，獲得教育部優秀規劃設計一等獎。這個項目就在錢塘江旁邊，錢塘江大潮潮水汹湧，浪拍上來很高，所以堤壩也造得很高。

按照規定，堤壩屬於水務部門管理，藍線在那裡，一般是動不了的。我接到這個項目之後，感覺錢塘江是個很好的資源，岸邊的堤壩藍線應該進行柔化，使其成為都市的活動空間，滿足人的親水需求。

我們的方案提出，在堤壩及擴大範圍造建築、建短劇、種樹，把都市空間引到江邊。這無疑是給地方政府部門出了個難題。好在當時濱江區領導很務實，帶著我們一起和錢塘江管理委員會商量，並提出把江濱地區打造成滿足防汛要求的旅遊休閒特色區。

經過一番商量，管委會下麵的一個設計院和我們組成一個聯合設計體。這樣，後來的工作就開展得比較順利了。

問：在大江大河堤壩上種樹，如果操作不當，會引發很大的問題吧？

盧濟威：是的，堤壩上是不能隨意種樹的。我們想到的辦法是，用鋼筋混凝土澆灌形成樹池，然後把樹種下去，再覆蓋泥土。這樣，樹根的生長就不會對堤壩直接產生影響。

做這個項目的時候，類似難題都是團隊一起商量解决的。很多時候，有一些規範看似給我們的設計形成了阻礙，但只要把規範背後的道理研究清楚，再採取對策，就可以一舉多得的。

還有一個故事，記得當時杭州市提出“跨江發展”，但已建成的區政府大樓位於錢塘江南側，坐北朝南。按傳統觀念，必然會背離錢塘江往南邊發展。

我們在做都市設計的時候就提出，濱江區的發展重點要放在錢塘江邊上。當時沒有想得很遠，只想著要在保證防洪需要的基礎上，讓濱水區域更好地為都市、為人民服務，讓江水變得可親近。

前些年，杭州提出“擁江發展”，強調在江的兩面發展。應該說，我們當時的都市設計起到了一個先導作用。

問：您後來所做的上海北外灘都市設計，也涉及濱水空間和都市的關係。

盧濟威：2014年，我做了北外灘都市設計的項目。過去，很多人考慮的都是天際線，強調怎麼樣的設計能够讓人們從黃浦江往這裡看過來的時候覺得很美、很震撼。我認可天際線的重要性，但我更看重的是利用好黃浦江這個資源，促進整個北外灘地區發展，提升北外灘的都市活力。其中的關鍵，就是要讓人們能够走近江濱，使用這部分的都市空間，使黃浦江為提升都市活力服務。

現在，都市更新是上海面臨的重要課題。它並不是單純為了讓都市看起來更新、更好看，而是要通過設計和改造使之恢復生命力，這是最根本的。

為了做到這一點，我們在北外灘確定了建設“四大活力區”，試圖從多個方面促進地區經濟和社會活力復興。

盧濟威和MIT的Stanford Anderson教授開展學術交流

盧濟威在歐洲考察都市設計

【如何利用好“三地”空間】

問：在福建漳州西湖片區的都市設計中，您又作出了怎樣的創新之舉？

盧濟威：過去的城市規劃，大體是把都市作為一個平面來做文章。但隨著都市的發展，人們漸漸發現土地不够用了。20世紀上半葉之後，都市的建築密度不斷提高，建築的高度也不斷升高。

理論上說，把樓建得越來越高，確實可以提高每平方米土地的容量。但這也帶來了問題——住在高樓之中的人總要回到地面通行，這時就產生了地面擁擠，無法承載城市交通、公共活動和自然生態等功能。

囙此，到20世紀下半葉，高架路、空中步行系統、地下通道、捷運等層出不窮，都市地面逐漸立體化。

地面立體化是一種新的體系。我也一直在思考，當都市空間越來越緊湊，應該怎樣利用好地下、地面、地上的“三地”空間，解决交通、綠化等各種問題。

在漳州西湖片區的都市設計項目中，我們提出了用地面立體化的方法來解决原先親水困難等問題。因為西湖片區靠近九龍江，面臨很大的防洪壓力，之前建造的堤壩高達六七米，雖然能够阻隔洪水，但也把都市與江隔離了。

有鑑於此，我們不是簡單地設計一個路網、造幾棟建築，而是結合傾斜地形，利用建築方法將地形重塑，建立一個與堤壩組合的親水公共空間系統，並與地面水系立體相交，構建起特色的都市形態。

問：在都市更新中，又該如何保護好歷史文化遺產？

盧濟威：舉個例子，鄭州有個第二砂輪廠，是新中國“一五”期間興建的重點工業項目之一，是新中國工業歷史的重要參與者和見證者。隨著都市發展，鄭州市政府决定將“二砂”設為工業遺產保護區，繼而將其改造更新為文創園區。如何保護好歷史文化遺產，又能够新增活力，成為都市設計要解决的一大衝突。

我們認為，不僅要保護歷史遺存，更要注重恢復廠房的歷史意象。我們研究了“二砂”建廠初期的歷史意象，發現廠裡原有兩條鐵路線，這是當時大型工礦企業的典型符號，但後來均被拆除了。於是，我們將其中的一條結合公共空間組織和原有裝卸車間予以恢復，使文創園區重現了新中國大型骨幹企業的歷史意象。

長期以來，歷史保護項目都具有守成和自我封閉的特徵，使得保護區形成缺乏活力。我們分析認為，文創園區在功能方面與區域公共中心有共同處，囙此就與規劃部門協商，促成了軌道交通10號線在此設立網站，有力推進了文創園區與區域經濟社會的共同發展。

盧濟威在漳州台商投資區項目的工作照

【不同的思路會激發更多的創意】

問：2020年，您獲得了“俄羅斯藝術科學院榮譽院士”的稱號，怎麼看待這個榮譽？

盧濟威：假如說我做了一些事情、得到了一些認可，那麼也是和我們國家、社會這些年的發展密切相關的。

第一是改革開放。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我的發展。1960年我大學畢業，1966年到1976年整整10年間，我沒有設計過一項建築，都是畫圖，“紙上談兵”。改革開放以後，我有機會參加各種實踐，不僅參加國內的，還能參加國外的競賽。1980年的中國中小型劇場設計競賽，我提了兩個方案，都得了二等獎，當時沒有一等獎。我還參加了幾個日本的國際競賽，也得了獎。如果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這些表達自己、展現自我的機會。

第二是城市化。浦東開發、深圳開發等一系列城市化進程，讓我有機會從建築師轉向都市設計師，讓我能够根據自己的興趣完成自我轉換、自我提升。

第三是研究生制度。可以說，我的很多理論、實踐的完成，都得益於研究生制度。到目前為止，我已經帶了超過100名碩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後研究。我也很高興，他們之中很多人的畢業論文都得到了出版。

我一直和學生說，機會很重要，興趣也很重要。很慶倖，國家的發展為我們創造了寶貴的機會，讓我們能够追隨興趣發展。

2020年，盧濟威獲得了“俄羅斯藝術科學院榮譽院士”

問：您的教學理念，或者說您和學生之間的相處模式是怎樣的？

盧濟威：我認為，教師和學生的關係應該教學相長。我個人很多理念的形成與完善，如都市綜合論、都市活力論以及都市消費空間的發展理論等，都是在教學過程中和學生共同探討、研究出來的。

對於不同的學生，要想辦法根據他們的特點，促進他們個人的成長與發揮。我有個研究生叫王澍，他現在已經是非常有名的建築師了。他是一個非常有個性的人，有很强的個人見解。他報考我的研究生之後，我感到對待這樣的學生，不能用老師的思想把他框住，而是要幫助他發展自己的思維能力。

所以，在整個論文撰寫的過程中，我沒有給他太多限制。他的論文題目叫《虛構城市》，有人說虛構是不是不太現實，我的想法是：只要是對都市發展有好處的、在將來有可能實現的，就可以！

還有一次，王澍按照當時的教學規定，去參加教學實踐。實踐過程中，他帶學生的管道和別人不太一樣。有的教師看到後就說，像他這樣的做法，和我們的教育計畫都對不起來了，是不是有問題？

我是這麼回應的：同濟大學這麼大的建築城規學院，難道連這麼一點不同的思路、不同的方法都容納不了嗎？從宏觀層面上看，這種不同可能會激發更多的創意和思路。

師門聚會暨祝賀王澍獲普利茨克獎

問：對有志於從事都市設計、建築設計的年輕人，您有什麼寄語和忠告？

盧濟威：都市設計人才的培養管道是多樣的，可以按照建築師方向培養，也可以往規劃師方向培養，還可以走景觀設計師方向。不管從哪個方向起步，我想都應該少一些對個人作品的沉醉和炒作，努力打好基礎。

現時，很重要的一點還是要促進創新。過去，我們的實踐有很多規範，講究的是規矩和規律。某種程度上說，這也帶來了很多限制。現在進行都市設計，應當在講規矩的同時，強調獨創性。一方面講規矩，另一方面講個性；一方面講美觀，另一方面講實用。這要求學生要有綜合的能力，要不斷地提高個人素養。

就我個人而言，在這方面也還需要努力。雖然已經80多歲了，但還是需要不斷學習。這是學不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