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世間有成千上百種愛，但唯有父母的愛是傾盡所有，卻仍然最無私且不計回報的。

在《戰國策·觸龍勸趙後》一文中有這樣一句話：“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意思為父母愛護子女，就應該為孩子的未來作長遠考慮。

在當時的封建社會裏，大宅院式的群居家庭便演化出複雜多樣的血脈親緣與明爭暗鬥的派別關係，所以，為了讓自己的孩子盡可能有光明的未來與地位，父母便不得不以計謀圖之。

而輾轉百年後，在近代中國，卻同樣有這麼一比特偉大的領導者在父親的幫助和支持下，走出國門、成就自己，他便就是中國改革開放外交思想的締造者和推行者——鄧小平。

小康家庭，希望寄託

對於鄧小平，我們瞭解的往往是他功成名就後的光鮮亮麗以及和藹慈祥，卻很少知道他成功前所經受的種種困難以及生活背景。

據鄧小平的晚年採訪報導，我們可以知道1904年8月22日，他生於四川省廣安縣協興鄉牌坊村，並且鄧氏一家也算得上是當地有名的小資地主，但由於祖上的多次搬遷和累世經商，鄧家雖然積累了富庶的錢財，卻始終沒有一個光耀門楣的榮耀。

所以為了秉持先祖的遺志，培養家族聖人，鄧家的長輩便為這個剛出生的孩子命名為鄧先聖，而他也就是日後的鄧小平，鄧先聖的出生不僅僅是鄧家的新希望，更是鄧紹昌新生活與新身份的開始。

鄧紹昌何許人也？他便是鄧先聖的父親，由於祖上殷實，並且鄧小平的祖父鄧克達善於打理家產並經營商務，所以等到鄧紹昌這代時，家中已然置換了40畝田地了，這在當時，無疑算是富庶小康的家庭。

俗話說，酒囊飯飽後便常常會衍生出思想上的開拓與高度。所以，當鄧小平的祖父鄧克達賺得衣滿缽滿後，便想著將兒子送去學新式教育，在那段求學的旅途中，鄧紹昌看到了中國近代思想的轉變與融合，也讓他看到了革命事業的魅力與必然性。

所以在成都完成學業後，鄧紹昌便回到家鄉當起老師，並憑藉著自己熱心善良，樂善好施並且公平公正的品質，在鄉親們心中樹立了崇高的威嚴。

都說“虎父無犬子，將門出虎女”，所以前有滿腹經綸、思想開闊的父親，後也必有同樣優秀的子孫兒女，而且，鄧紹昌晚來得子，對於鄧先聖的要求和期望就不免更高一些了。

囙此，當鄧先聖到了適齡的讀書年紀，鄧紹昌便就將他送入了私塾，希望他可以擁有豐富的學識和超人的閱歷。

同時，由於鄧先聖出色的學業天賦和超出同齡的濟世胸懷，私塾的夫子大為欣賞，於是便將他的名字改為“鄧希賢”，寓意比孔子一眾聖人還出色的賢才，由此不免更看出其驚世的才華。

不遺餘力，供子出國

但是花無百日紅、人無百年好，即使是再富庶的家底、再精明的商人，也避免不了衰敗與意外。

於是1910年，由於腐敗的清政府與英法列强簽訂了妥協協定，要將四川鄉紳及眾商人地主所籌建的“川漢鐵路”劃給列强，這引發了四川所有愛國人士的不滿。於是，轟轟烈烈的“保路運動”就此開啟，而運動的領導人群則稱呼自己為“袍哥會”。

作為經受過新思想薰陶的知識份子，鄧紹昌自然積極加入了“袍哥會”，並很快憑藉著自己出色的能力坐上了“袍哥會”的第三把交椅。

在後來的日子中，“袍哥會”逐步發現當下腐敗的清政府已經再也不能庇護中國群眾，於是他們便毅然加入革命黨，想要推翻這個破敗的時代，迎來新的中國。

但後來，由於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被袁世凱所竊取，一時間軍閥混戰、警匪通結，甚至連被稱為“天府之國”的四川也受到了波及，鄧紹昌手中的田地被當地鄉紳和土匪剝削掠奪了一半，而且作為革命參與者的他也多次受到軍閥和官員的壓迫和威脅，於是鄧紹昌最終只能選擇到重慶避難，常年奔走於廣安和重慶之間。

而正是這樣的飛來橫禍和事業上的打擊，讓鄧紹昌將心中對祖國的滿腔赤誠和一生的志願抱負都寄託在兒子鄧希賢身上，他相信國家的未來掌握在中華子孫的手中，國家的希望也將在新鮮血液裏生長實現。

囙此即使鄧紹昌身在重慶，他卻絲毫沒有忽視過鄧希賢的學習與人生規劃，所以當他聽聞四川著名教育家吳玉章先生為了復興和促進四川省的教育事業，而將在重慶開辦留學生前往法國勤工儉學的事情後，他便立刻找到兒子進行商量。

他對兒子說：“去國外留學，就意味著學習先進的思想與科技，而現在的中國就缺乏這樣的血液和靈魂。我希望你能以思想的變革為根，國體變革為本，科技變革為拓，學之於國外，報效之祖國！”

當時鄧希賢已然是個16歲的青年才俊，所以當他聽聞了父親的激勵和介紹後，便躍躍欲試。自小就成績優异的他，深受新思想的耳濡目染與薰陶，更在與母親相依為命的那段日子裏，變得堅強和獨立，他認為這一次法國的留學，將會是更好的磨練與轉機，於是他便參與了這次法國留學班的考核並成功通過。

但出國留學避免不了大量的花銷，而且本次留學班更是自費留學，需要300塊大洋，這樣的數目在當時也算得上是不小的金額了，更何况鄧家的家產早已雪上加霜、捉襟見肘。

但為了孩子的前程與自己的希望，鄧紹昌便忍痛返回廣安，將家中的田地與剩下的大部分餘糧全部賣出，並向鄰居借取了幾十塊大洋，最終才凑齊這300塊大洋，圓了鄧希賢的求學夢。

心懷全國，一生未見

當鄧希賢懷揣著求學的夢想與家族的期待來到法國後，他便在努力學習之餘到餐館打零工，在富麗堂皇的餐館內，他清晰地感受到資本主義者的居高臨下，以及對無產工人階級的嚴厲壓迫，這也讓他心中憐憫弱者、主張公平的思想逐漸萌發與膨脹。

於是在當共產主義思想在歐洲流傳並盛行之時，鄧希賢便積極回應了革命思想的號召，加入了旅歐少年共產黨，並為此修改了自己的名字，他用“鄧小平”三個簡單的字體來表明自己內心的質樸和對平等的追求，也自此，開啟了鄧小平同志共產主義的偉大生涯。

後來，鄧小平憑藉著自己出色的理論才能與人格魅力成為了新中國的開國元勳，同時他也成功載入了中國偉大領袖的名單之中。

但是，在他晚年的訪談中，人們卻感受到他一生難以抹去的傷痛和心結，而那便是他50歲就慘遭暗殺的父親鄧紹昌，他16歲離家，承載著父親和家族的希望和寄託，卻從未想到這一別竟是永別。

所以當一名記者詢問他：“這麼多年，你從未回過家鄉，這是為何？”

鄧小平只是身軀微微顫抖、兩行清淚流下說道：“我怕！”

父親深沉地愛他，為他付之一切，著想他的未來，卻最終仍沒能看到他的光鮮靚麗和成就滿滿，父親的愛滿懷無私，不求回報、但求兒孫順遂，但也正是這樣的愛與突如其來的離別也讓鄧小平的心底留下了不可彌補的遺憾與虧欠，而“我怕”這二字更是滿懷心酸與不可彌補的傷痛。

小結：

對於父母與子女的關係，龍應台曾在《目送》一書中寫道：“我慢慢地、慢慢地瞭解到，所謂父女母子一場，只不過意味著，你和他的緣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斷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漸行漸遠。你站在小路的這一端，看著他逐漸消失在小路轉彎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告訴你：不必追。”

或許父母的愛，便就是一場漸行漸遠的放手和目送，他們確保給予孩子探索自由的最佳保障，同時也確保孩子依然堅強地可以學會放手和告別，就如同開頭所言，世間有成千上百種愛，但唯有父母的愛傾盡所有，卻仍然最無私且不計回報，而那正是我們感恩與陪伴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