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蒙古自治區某年兩會期間，一個記者在代表們入住的飯店喝醉，晚上進錯房間，躺到邢雲的床上呼呼大睡。邢回來後叫醒他，被稀裡糊塗的記者扇了一耳光。事後，電視臺打算嚴懲記者，幸虧邢說情，才不致太嚴厲。邢還對記者說，以後少喝酒。

回憶這段往事的，是比特接近內蒙古政界的人士。他說邢雲可能是在演戲，這名因貪腐而落馬的官員很擅長演戲，曾在公開場合大談反腐倡廉；他又說，邢私下與人相處，也確有大度的一面。

貪腐官員的性格難以捉摸，有如鄂爾多斯的煤，讓這座城市的GDP長期雄踞自治區榜首，也使當地政治生態面臨危機。

今年4月29日，長春市中院一審開庭審理了雲公民受賄一案。這位曾擔任過伊克昭盟（注：伊克昭盟於2001年撤盟，建市成為今天的鄂爾多斯市）黨委書記、內蒙古自治區政府副主席的官員，被檢察機關指控非法收受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4.6866億餘元。

雲公民案是內蒙古“涉煤四虎”中最後開庭審理的一個，此前的白向群、邢雲、雲光中已先後宣判，被判有期徒刑或死緩。三比特官員，其貪腐金額均與檢察機關指控的數額一致。如果雲公民也不例外，他將打破邢雲4.49億元的貪腐記錄，成為自治區“首貪”。

內蒙古作為全國煤炭產量最大的省區之一，2019年生產年原煤10.35億噸，占全國產量的27.6%。其中鄂爾多斯又有內蒙古三分之一的煤炭資源，已探明儲量占全國近六分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前述四比特涉煤的副省級官員，除白向群外，其他三人都曾主政鄂爾多斯。

2020年2月28日，針對雲光中、白向群、邢雲、雲公民等腐敗案件暴露出的煤炭領域違規違法問題，按照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的紀檢監察建議，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政府召開自治區煤炭資源領域違規違法問題專項整治工作動員部署會議，拉開了倒查20年的序幕。

涉煤貪腐，破壞自然生態

清宣統元年（1909年），此地建哈日布拉格廟；“哈日布拉格”是蒙古語“黑色泉水”的意思，因為此處有煤窑，泉水呈黑色……這是東勝地名志對哈日布拉格廟的一段描述。

哈日布拉格廟址是鄂爾多斯市東勝區的文物保護單位，在其建設控制地帶的四周，下方是一座開發中的煤礦。來源於當地村民的一種說法是，此處煤礦以滅火工程名義開採。記者在周邊探訪多時，既未見明火，也未見煤烟。

可以確定的是：億萬年形成的優質煤層難免自燃，加之過去數十年間的小煤窑開採，接觸氧氣的煤炭在井下燃燒卻長期無人理睬。整個鄂爾多斯的煤區，火點零星，但並不罕見。

在很多人看來，實施滅火工程本無必要。一比特通過滅火工程拿下採煤權的商人介紹，煤礦的火好滅，用水一澆，或者用土一埋，火就滅掉了。“即便是正常煤礦也難免有火點，不必大動干戈。”

也有個別人認為，即使實施滅火工程，真正的火點也無法滅掉。一比特退下來的公務員介紹，一些火點已在地下燃燒數十年，溫度極高，人畜無法靠近，根本滅不掉。“這樣的火點很少，對當地幾乎不產生影響。”

但實施滅火工程有利可圖：在有火點的區域劃定火區，商人參與滅火，作為回報，火區範圍內的煤炭由商人開採銷售。本來類似公益事業的滅火，成了商人們爭相追逐的對象。有些時候無火可滅，澆柴油點上一把火也要滅。

更大的“好處”在於審批的便利。當地煤炭行業人士介紹，如果是正常開採煤礦，需要國家層層審批，沒有一定資質拿不下來。但打著滅火工程的名義，在鄂爾多斯市級層面就基本能準予。至於哪裡是火區，地方官員也掌握了話語權。

能拿下滅火工程的，以本地商人為主，有些還是下海的公務員。他們中很多人通過賄賂官員來疏通政商關係，腐敗也由此滋生。記者接觸到的一個滅火工程，本地商人拿下火區煤礦僅需花費一兩億元，但兩次轉賣後，最終承包並實際開採的外地商人需要花費約10億元。本地商人利潤之豐厚，使官員從中獲得巨額“分紅”的空間變大。一比特業內人士介紹：“雲光中在鄂爾多斯當了三年市長、三年書記，滅火工程就是在他手裡興盛起來的。”

與露天開採一樣，井采也會破壞生態。由於地下煤層挖空，地表塌陷，形成大裂縫。在乾旱的高原，表層土含水量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降水。但雨水順著裂縫流入地底，山坡高處蓄不住水，植被乾枯而死。在一處塌陷區，記者注意到，除了耐旱的松樹，幾乎看不到成活的樹木。村民出於經濟目的而栽種的樹苗，幾乎全部枯死。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刊文指出：2010年，國家决定由自治區對本地煤田自燃現象進行滅火治理後，出現大量以滅火為名違規配煤問題，“滅火煤”成了“腐敗煤”；生態環境問題也日益突出，美麗的大草原大規模挖煤上電，昔日綠肺逐步淪為風沙肆虐之地。

寧可倒貼錢，也有人搶著加班

倒查20年的專項整治中，煤炭系統被認為是貪腐重災區。

在鄂爾多斯，多位擔任過煤炭局或能源局局長的官員接受紀委調查，比如：鄂爾多斯市原煤炭局黨委書記、局長郭成信，掌握當地煤炭項目審批大權長達8年，在其退休5年多後被查。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由於交通不便等原因，鄂爾多斯煤炭難以外運，對GDP的貢獻遠遠不如本世紀。即便如此，煤炭對於地方財政依舊至關重要。據一位在煤炭系統工作過的官員介紹，在90年代雲公民主政當地時，煤炭局被稱為“第二財政”。“其年收入是第一財政的10倍。有一年財政局出現4000萬元虧空，煤炭局直接支援了8000萬。”

這位前官員還透露，通過煤炭斂財，之後再去買官。“上世紀九十年代，我是個科級幹部，有一次跟著局領導去見雲公民。當時傳聞他可能升任自治區副主席，我們局的領導向他道喜。雲公民做出數錢的手勢說：‘昇上去還得要這個。’據說是有一家煤炭企業贊助了雲公民。他昇上去後，政府徵收該企業的‘維護簡單再生產費’時，每噸煤優惠7元——這在90年代是一個很可觀的數位。優惠政策執行了10多年，大約在2010年前後才廢止。”

但也有接近官場的人指出，這家企業曾經大修基礎設施，為鄂爾多斯煤炭外運做出過傑出貢獻，所以才能得到優惠。

記者採訪期間發現，煤炭系統的貪腐經常涉及煤管票。

發放煤管票，國家可以調控煤炭產能。比如，一家煤企領了1萬噸的票，即使開採了2萬噸，也不能銷售、外運。

煤管票另一個重要功能是徵收稅費。煤企領票不是免費的。據煤炭行業資深人士介紹，1992年，一噸煤的煤管票需要繳費14到15元，現時則已漲到每噸100多元；這筆錢相當於稅費，上繳國家。

一比特從事煤炭運輸的司機介紹，煤管票是一車一票，一票一號。即：每一張票都有一個專屬的編碼，意味著票據不能重複使用，產銷量不可以隨意新增。每個礦的煤炭運出去，必經之路上一定有煤管站，過磅核實重量，驗收合格了，工作人員在煤管票上加蓋公章。此後途經各類檢查網站，包括運管、交警的檢查，都可以憑票通行。

要是打點了整個檢查環節上的公職人員，操作空間就很大。

這位司機稱，最需要打點的是煤管站，因為這一關不可避免。比如，拿著33噸的煤管票，運了70噸煤，關係好的話就能放行。司機超載，獲得了超載部分的運輸費；煤礦减少了領取煤管票的費用，囙此售價有所降低，與購買方分享利益；煤管站的工作人員則接受了賄賂。

一比特煤炭行業資深人士說：煤管站的工作人員分成三批輪流值班，每24小時為1個班，每個工作人員一個月大約值班10個。多位行業人士介紹，如果煤管站開設於質優量大的煤礦，值一個班收受的賄賂能達萬元，2萬元也很平常。也就是說，一個最基層的公職人員，每年收入達到百萬甚至數百萬元。“他們搶著值班，如果同事哪天不上班，代班的人還要倒給錢，一個班要價多在1000到5000元之間。”

但不是每個煤管站都開在效益好的礦上，這部分公職人員往往有特殊關係，比如是領導的親戚。不過即使是“效益”差的煤管站，工作人員每月灰色收入也能達到三五千元。

煤炭局的官員還私自倒賣煤管票，比如120元/噸的票，以60到70元的價格賣出去，所以票證科的崗位也是香饃饃。坊間傳聞，鄂爾多斯曾有2億噸的煤管票去向不明，後來紀委檢查，票證科的官員慌了神。有兩個獨立信源告訴記者，該事件中有官員自殺，但未披露原因，而當地政商圈較為一致的說法是，該官員被捲入煤管票的倒賣。

在倒查20年的專項整治中，慌了神的官員不在少數。呼和浩特某事業單位的幹部說，現在很難邀請一些富煤盟市的官員吃飯，再也不敢違反相關紀律。

斂財手段五花八門

煤炭系統絕對不是涉煤貪腐唯一的災區。但凡有一定關聯的政府部門，都試圖從煤炭經濟的發展中分一杯羹。

東勝區一比特來自外省的煤礦承包商透露，他需要打點的政府部門本來就很多，而且有地市一級的，又有旗縣一級的，數量就更龐大了。

以公安部門為例，多位商人介紹：落馬前曾擔任鄂爾多斯市警察局副局長兼東勝區分局局長的劉傑，在其直管的東勝區率先實行民用火工產品的集中管理，全區的雷管炸藥銷售專設在某一派出所。“所長是他的親信，這就方便了他從中斂財。火工產品是採礦必需品，老闆們去買，最初還要交一筆5萬元左右的‘贊助’。劉傑在政商圈毫不避諱，說養活協警需要一些補貼。”這一模式後來又在其他旗縣推廣。

相關報導顯示，從2007年到2020年案發，劉傑以其妻子、女兒、其他近親屬為“白手套”，或委託他人代持股份，在內蒙古匯能煤電集團有限公司（下稱匯能公司）等4家大型煤企、2處個人煤礦入股1930萬元，獲利2132.59萬元。其中，僅在匯能公司，劉傑夫婦就獲得分紅593.44萬元，其20萬元原始股本金也增值45倍，達到900萬元。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曾刊文評估：劉傑入股的大多數煤企總部設在鄂爾多斯市東勝區，他深知這些煤企有求於己，便把這些煤企當做自己積累資本、發家致富的工具，肆無忌憚入股獲利；而劉傑所謂的煤企“朋友”，為了能在劉傑庇護下發展，都想方設法滿足其各種需求。

從現時各級紀檢監察機關的通報，以及已結案的判決書看，入股煤企是很多貪腐官員的慣常行為。

此外，吃拿卡要的風氣彌漫，甚至可能是頻率最高的索財管道，最基層的官員也總參與其中，成為一種蠅貪。

前述外省承包商提到：“開礦最初一段時間，各部門的各級領導對安全和生產都不放心，帶著下屬來視察。局長來了副局長再來，科長陪同完局長又陪一次副局長。所以頭幾個星期，每天要接待幾批官員，除了吃吃喝喝，還要給所有前來視察的人準備紅包。”

多位涉煤商人表示，即使過了開礦的最初階段，又有相關部門的例行檢查，且部門數量還很多。“要挑點毛病很容易。比如礦區道路，車輛設備來來往往，壓壞了沒及時修補，就可能有道路不平整的毛病。”來例行檢查的往往是基層幹部，但如果不達標，他們往上一報就麻煩了，所以每次也要準備紅包。

如果檢查出來的問題被上報，煤企就要交罰款，但罰款也是一門學問。一比特煤炭商人介紹：“打個比方，一筆原本是10萬元的罰款，最好是先花3萬元打點領導，然後就可能只要罰5萬。省了錢不說，關鍵是效率高。即使真的願意依法依規交10萬元罰款，但領導沒撈到好處，便說要開會研究研究。等他們商量出個處罰方案，幾天或者好些天就過去了。期間煤礦必須停產，而停產的經濟損失可能遠超罰款金額。”

外地商人在利益鏈上相對弱勢。無論是滅火工程還是普通煤礦，頭一道拿下採礦權的通常是在本地政商圈有特殊關係的人，他們再轉包或轉賣出去。這就是所謂炒礦，低價買入，高價賣出。本地人只需轉手就可能淨賺數億，而購買的外地商人則要開採數年才能賺到錢。

外地商人由於不被當地官員信任，他們往往要在本地政商圈找到中間人。一比特外省商人說：“每次我把錢交給中間人，他有沒有送給領導，我都無從知道，但又不能不給。”

多位煤炭行業人士透露，對於關鍵部門或科室的領導，逢年過節都要送禮金。“每年至少中秋送一次，春節送一次，每次至少5萬元——這還是在你煤礦手續齊全、各項合規的情况下，實際很難做到。”一比特行業資深人士介紹，灰色開支通常占煤礦全部開支的10%到15%。

有比特涉煤商人告訴記者，其同學任職某部門的關鍵崗位，“但他很不喜歡去視察煤礦，因為一去就有紅包，收下不好，不收又顯得太另類。”當地政治生態已被摧殘至此。

匯能公司改制謎團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曾刊發文章《內蒙古自治區系列涉煤腐敗案以案促改工作啟示》，其中指出：“一些領導幹部通過企業改制等管道，將國有煤礦據為己有，攫取暴利。”

記者在鄂爾多斯採訪期間發現，前述的內蒙古匯能公司即被捲入“企業改制”“侵吞國有資產”話題，成為當地政商輿論場的議論對象。

在鄂爾多斯，匯能公司被視為和央企神華集團、民企伊泰集團並列的煤炭生產巨頭之一，其現任董事長為郭金樹，此前他還一度兼任市煤炭局局長。

多個獨立信源指出，郭金樹擔任煤炭局局長期間，曾將大面積煤質上乘的井田劃歸當時的國有企業匯能公司，使其成為當地擁有煤田面積最大的企業之一。2004年，郭金樹辭去局長職務後，專職擔任匯能公司董事長，通過企業改制，成為此後的民營企業——匯能公司最大的自然人股東。

通過公權力使企業獲得資源，再通過企業改制將資源私有化，這段歷史難免將郭金樹置於瓜田李下的尷尬境地。

針對郭金樹和匯能公司可能存在的問題，薛文明、張海平、秦東等原煤炭局的幹部職工舉報至今，十餘年來不曾間斷。在接受開屏新聞記者採訪時，他們指稱：

郭金樹於2004年提前行政退休，在匯能公司改制時，給原鄂爾多斯市煤炭局系統的部分幹部職工及其他政府官員配寘幹股。其中，煤炭局普通職工配股6萬至8萬元，科級幹部30萬至70萬元，處級幹部100萬至120萬元。用郭金樹自己的話說，這些股份的“分紅很高”。

舉報者提到，郭金樹在擔任煤炭局局長期間，身兼匯能公司董事長之職，利用行政審批權，將弓家塔聯營煤礦、猪亥門煤礦、富安煤礦、路橋公司等等國有資產劃歸匯能公司。其中，僅在准格爾旗便涉及160平方公里優質煤田，“以至於像神華這樣的央企，都要從匯能公司手裡購買井田。”這一說法在當地煤炭行業圈也廣為流傳。

按照薛文明等人的說法，這些國有資產在由匯能公司經營多年後，才補辦相關國資委批文。此外，“儘管他們後來做了退還規費的表面文章，但當時匯能公司領取煤管票的價格，比其他煤企便宜3.8元/噸，在產銷量以億噸為組織計算的情况下，僅此一項就讓國家損失10多億元。”

必須說明的是，就以上舉報內容，這些原煤炭局的幹部職工並未向記者出示確鑿證據。他們自己也表示，一些事情雖親身經歷，但事後難以取證。

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坊間傳聞並非完全空穴來風。例如，已經公開披露的相關判決書表明，匯能公司確曾捲入李世鎔貪腐案：

“2007年11月，李世鎔為了讓被告人杉丹（編注：杉丹與李世鎔為情人關係）獲取高額紅利，要求內蒙古匯能煤電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郭某安排入股，郭某遂訓示工作人員違規以借款名義入帳100萬元，並按照股東分紅標準支付利息……2013年12月17日匯能集團將上述100萬元借款匯入被告人杉丹母親錢某銀行帳戶的形式退還給被告人杉丹。其間被告人杉丹取得分紅1050萬元。”

“證人郭某證言，證實其系匯能公司董事長，因匯能公司效益很好，分紅很高，很多人想入股，特別是一些關鍵人物，囙此公司有22%的社會預留股，經其同意可以入股……2007年，李世鎔提出讓一個人入股，其考慮到李世鎔在煤制瓦斯上一直給其協調就同意入股，並按照集資款進行了處理。”

“李某利用擔任鄂爾多斯市副市長、內蒙古自治區××區書記、廳長的職務便利，索取或收受他人財物共計8452.2855萬元……其中收受……內蒙古匯能煤電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郭金樹1.5萬美元及金條800克……”

記者多方求證，判決書中的“郭某”即郭金樹。

此外，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刊發的文章《懲治家族式腐敗》提到，李世鎔為幫助其兄長實際控制的公司解决資金困難問題，向匯能公司借款3000萬元。“事實上，這筆錢不過是以借為名、最終有借無還。”

另須注意的是，前述薛文明、張海平、秦東等原煤炭局部分幹部職工，與郭金樹存在直接的利益衝突。他們也表示，之所以舉報至今，原因之一便在於企業改制階段，包括他們在內的部分人被剝奪了入股匯能公司的機會，並在此後失去公務員的退休待遇。“我們是國家幹部、事業單位職工，分流所執行的政策與企業改制的買斷工齡政策不同。針對我們的所謂‘買斷’，實際是郭金樹違規排除异己、結黨營私的工具。”

薛文明進一步解釋說：“國有資產被允許在改制過程中劃歸企業，是為了解决分流炒魷魚帶來的安置問題，所以應當照顧本組織的幹部職工，而不是將安置責任和壓力推向社會，把股份優先分給其他官員及其親友。”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也刊文指出：“所有涉煤腐敗問題背後都有政治問題，利用煤炭資源搞政治攀附、人身依附的不在少數。”

煤炭領域倒查20年專項整治開始後，郭金樹一度接受紀委調查，時間長達數月，但全身而退。

記者撥打匯能公司官方公佈的電話，並向官方郵箱發送採訪函和採訪提綱，試圖和匯能公司核實以上情况，就相關問題作出解釋，但截至發稿，未收到答覆。

飯店裏的市委書記

鄂爾多斯很多政商圈人士認為，倒查20年不局限在煤炭領域，而是從該領域切入，徹底治理當地混亂的政商環境。用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石泰峰的話說：“涉煤腐敗問題嚴重污染政治生態，煤炭資源領域問題擴散蔓延，這些問題已經成為污染政治生態的最大‘毒瘤’和源頭，必須堅決割除掉、徹底清除淨。”

以雲光中為例，涉煤貪腐的影響便超出了煤炭領域，即便在其落馬、判刑後，留下的一地雞毛至今未解决，不利於當地民營經濟發展。

坊間傳聞，2008年2月，雲光中從滿洲里市委書記赴任鄂爾多斯副市長時，便有煤炭商人從各地趕來機場迎接。內蒙古東達蒙古王集團有限公司（下稱東達集團）董事長趙永亮說：“個別商人消息靈通，篤定雲光中將成為鄂爾多斯一把手。”不到一年後，雲果然升任市長，又在2011年2月成為市委書記。

據趙永亮本人自述，其一度與雲光中關係密切，但在東達集團與內蒙古鄂爾多斯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下稱鄂爾多斯集團）的經濟糾紛中，雲光中支持了後者。雲落馬後，趙永亮亦接受了36天的紀委調查，但未受牽連。

除了風靡全國的羊絨衫，鄂爾多斯集團還涉足煤炭、房地產等諸多領域。據多位商人和前官員介紹，該集團在鄂爾多斯市的煤炭開採，規模雖不及神華、匯能，但也是主要煤企之一。

2009年，東達集團旗下子公司（下稱東達公司）與鄂爾多斯集團旗下子公司簽約，合作開發呼和浩特市中心某黃金地段土地，名稱為鄂爾多斯廣場公園項目（下稱廣場項目）。東達公司出地，占股49%；鄂爾多斯集團方面出資，占比51%。按照兩家預算，廣場項目利潤將達30億元，雙方依據股比分成。

此後鄂爾多斯集團未能履約出資，項目爛尾。但根據仲裁結果，在利潤尚未產生時，守約方反而要向違約的鄂爾多斯集團支付近1.6億元。

呼和浩特市的鄂爾多斯廣場公園項目，已經爛尾多年。

由於東達公司為項目墊付過大量資金，此時已資不抵債（負債率107%），趙永亮向呼和浩特中院申請破產重整，以便其他企業的資金能够進入，代替鄂爾多斯集團向廣場項目注資，待利潤產生後再解决債務問題。“利潤高達30億，試圖介入的企業不在少數，包括央企和其他知名地產商。”

2018年3月27日，呼和浩特中院受理了東達公司的破產重整申請。但當年5月2日，呼和浩特中院又突然以自己無管轄權為由，撤銷已生效的裁定，並認定管轄權歸屬東達集團注册所在地的鄂爾多斯市達拉特旗人民法院。東達公司只得又向達拉特旗法院申請破產，但該法院亦以無權管轄為由拒絕受理。

東達公司隨即向內蒙古高院提交申請，至今沒有下文，陷入破產無門的荒唐境地。

趙永亮將矛頭直指雲光中。他篤信，雲插手了東達集團與鄂爾多斯集團的糾紛，干預司法，導致廣場項目爛尾至今，企業陷入泥潭。他認為，雲封锁破產重整，是為了讓東達公司退出廣場項目，幫助鄂爾多斯集團獨享土地開發權。

據趙永亮介紹，他曾電話聯繫時任呼和浩特中院院長的董秉惠，董勸趙放弃申請破產重整。此時，雲光中已是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書記。之後，董秉惠在2019年3月接受紀委調查，略早於雲光中落馬。

鄂爾多斯集團董事長王林祥則在2019年接受媒體採訪時，否認雲中光插手此案，並指趙永亮與董秉惠存在利益往來；趙亦向開屏新聞記者否認其與董存在利益往來。

但難以否認的是，鄂爾多斯集團確與雲光中存在著某種聯系，其中的關鍵人物是榮三軍。榮的公開身份之一是鄂爾多斯集團副總裁，而未公開的身份卻在政商圈更為人知，即雲光中的“親密助手”。按照趙永亮的說法，榮三軍雖是鄂爾多斯集團副總裁，但更像雲光中的“大管家”。雲出行、辦公，很多時候不帶秘書，而榮卻總是在場。

坊間傳聞，榮三軍既是王林祥的表妹夫，又與雲光中有家族世交。早在雲還是旗縣官員時，商人榮三軍便常伴左右。

外界商人想要見到雲光中，往往先拜會榮三軍。拿礦買地，榮一旦點頭，雲那裡便很好蓋章。還有一種說法，一些鄂爾多斯官員想要晋昇，辦法之一也是找到榮，以至於他在鄂爾多斯有“地下組織部長”之稱。

在東達集團旗下的錦江國際飯店15層，榮三軍曾以某企業的名義包下一側數間相鄰的房屋，外加密碼鎖防盜門，與飯店其他部分隔離，形成相對封閉的獨立空間。

據飯店工作人員透露，獨立空間由雲光中、榮三軍自行裝修，建成了一個會所。雲光中的套房面積大約有五六百平方米，位於該獨立空間的東南角，加裝了第二道密碼鎖門。套房又由數間房屋構成，臥室、客廳、洗浴等設施一應俱全，雲在此吃住、辦公、接客，並且花天酒地。一比特進入過其內較深一間房的飯店工作人員稱，牆上壁龕裏曾擺滿珠寶。

趙永亮自稱，雲光中的錢權交易曾在此進行。

飯店工作人員介紹，雲光中為人低調，很少在酒店大堂出現，一般通過地下車庫的電梯直達15層。榮三軍則經常出現在大堂，會見政商圈各路人士，飯店員工都知道他是雲光中的人。這似乎佐證了坊間說法，雲光中幕後弄權，榮三軍台前尋租。

關於雲光中在錦江國際飯店的居住時長，坊間有5到8年的不同描述；飯店工作人員的回憶是，雲在2010年前後入住。較一致的說法是，雲光中於2016年搬離錦江國際飯店。

即使按照較保守的說法，最晚在2012年，雲光中便已生活在位於呼和浩特的錦江國際飯店，而他直到2014年才離任鄂爾多斯市委書記。也就是說，這位一把手居然長期不在自己的主政地。

據趙永亮的單方面描述，他最後一次私下找到雲光中討要說法時，榮三軍已經被紀委帶走，雲此時惶恐不安，後悔以前的作為，並向趙道歉。

見面十多天后，也就是2019年6月11日，雲光中被通報落馬。

記者撥打鄂爾多斯集團官方公佈的電話，並向官方郵箱發送採訪函和採訪提綱，試圖核實以上情况，請其就相關問題作出解釋，但截至發稿，未收到答覆。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刊發的文章《內蒙古自治區系列涉煤腐敗案以案促改工作啟示》則指出：“煤炭富集地區大量民營資本在攫取第一桶金後，逐步向交通、土地等領域拓展，‘煤老闆’轉身修路炒地成了‘路霸’‘地主’，加上一些領導幹部介入，腐敗問題不斷滋生，積弊亂象擴散蔓延。”

尾聲：落馬官員的懺悔

據內蒙古紀委監委網站在今年11月6日刊文公佈的最新數位，倒查20年專項整治開始以來，內蒙古自治區共立案涉煤案件736件1023人，其中廳局級幹部69人、縣處級幹部243人，給予黨紀政務處分820人，組織處理966人，移送司法機關129人，追責問責1656人，為國家挽回經濟損失523.88億元。

2021年4月25日上午，內蒙古自治區召開煤炭資源領域違規違法問題專項整治警示教育電視電話會議，現場播放50分鐘警示教育片《查腐煤刨黑金除毒瘤——內蒙古煤炭資源領域違規違法問題專項整治警示錄》。

“片中這些人有的正值壯年卻將大好前途斷送，有的一把年紀卻身陷囹圄，發人深省。”時任內蒙古自治區自然資源廳副廳長王富友說，自然資源系統的多個案例都出現在了警示教育片裏，親歷這幾年內蒙古反腐風暴，他深切感受到了“以權謀私，這條路走不通、這個賬總要算”。

4月27日，新華社刊發報導指出：倒查20年，不是把腐敗分子揪出來就萬事大吉，還要嚴查黨員幹部的權力觀、政績觀、發展觀、羣衆觀；通過倒查對公職人員形成警示教育，將規矩意識常存心中，通過“硬制度”和“軟約束”共同築牢反腐敗大堤。

該報導同時配發視頻《烏金除垢涉煤落馬官員懺悔錄》。

一比特商人私下說出自己的想法，建議煤炭領域倒查20年專項整治再持續3年以上。而東達集團的趙永亮則對法院受理他的破產重整充滿期待，他把政法隊伍教育整頓看作一場及時雨，是治癒涉煤貪腐後遺症的又一劑良藥。

開屏新聞首席記者胡巍鄂爾多斯、呼和浩特報導

責編鄧建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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