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記者李紫宸就像二十四小時不停運轉的車間，東莞的脚步是忙碌的。

無論白天還是黑夜，商圈的人流和鄉鎮街道上的貨車總是川流不息。當那些嶄新的樓宇和矮舊的民房廠房一遍遍在眼前交錯，你能够明顯感受到這座城市生長的速度，但也不免心生疑問：現在看到的這座世界工廠，將來會是一番怎樣的模樣？

珠三角製造業觀察人士認為，東莞在自身的努力之外，也是足够幸運的。相較更早擁有工業基礎的另一廣東製造業重鎮順德，東莞是個橫空出世的後來者，它在上個世紀的崛起和本世紀的二次產業升級均是時勢使然，在此過程中，東莞對自身的認知也逐漸清晰。

東莞的企業管理者表示，東莞製造業在幾十年的發展過程中表現出了較强的自我進化能力，創新型公司亦不斷湧現。

東莞市產業經濟學者認為，儘管東莞的製造業發展動能強勁，但在日益激烈的都市高階比拼中，千萬人口都市東莞依然要補足諸多功課：如都市基建、房價控制、人才政策、產業工人的保障問題等，這關係到一座製造之城的長久競爭力。

這似乎也帶來了另一個疑問：擁有得天獨厚條件的東莞，面對外部環境的變遷，能够抓住機會轉型陞級，但對大量在區域競爭中失去吸引力的中小城市，其製造業是否將面臨更大的挑戰？

何以是東莞

研發生產“工業眼”的三姆森位於長安鎮上沙海濱區中南南路西3號，驅車沿振安東路驅車進入建安路、福興大道，再拐進進金銘國際機械模具製造城內部一條小路，一路途徑無數個五金模具、機械配件等門店，來到三姆森的正門：門的對面是一個簡陋的小賣部和餐館。

除卻松山湖這樣的新興工業區，東莞的企業多數都坐落在類似的環境中，東莞令人感到魔幻的地方就在於此，民房與廠房總是混雜在一起，大貨車絡繹不絕地穿梭在東莞的街道和鐵皮廠房之間。

這樣的生態是從“村村點火，戶戶冒煙”中生長出來的，在上世紀90年代未的亞洲金融危機前已經定型。至少從外觀上看，它和長三角地區至少縣一級規劃的工業園格局形成了鮮明的區別，後者看起來會整齊、漂亮許多。

在三姆森副總經理溫江山看來，這樣的混搭其實不無好處：它節省了無謂的上班通勤時間，客觀上對員工更為友好，是運作效率較高的區劃模式。

東莞市決策諮詢委員會專家委員、市委黨校教授孫霄漢認為，每個鎮獨自生長，這種市直管鎮的行政體制是東莞早期經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扁平化的行政構架使得政令傳遞快捷，政務成本低，提高了行政效率。在他看來，這甚至構成了東莞模式的制度驅動力之一。

制度經濟學家道格拉斯·塞西爾·諾斯認為，技術進步、投資新增、專業化和分工的發展都不是經濟增長的决定性因素，制度才是。孫霄漢覺得，東莞模式的制度驅動力，一個是“統分結合、雙層經營”的經濟體制，一個就是“市直管鎮”的行政體制。

當然，在制度層面之外，外部因素似乎同樣不可或缺——改革開放提供了政策環境，上世界60年代末到70年代，在跨國公司的推動下又出現了國際產業大轉移，特別是日本、亞洲四小龍等地產業因成本上升，勞動密集型生產加工貿易環節需要尋求新的生存空間，這為東莞進行產業承接、發展加工貿易提供了機會。同時，20世紀70年代後期至80年代，全球經濟和貿易進入一個黃金增長期，這又給世界工廠提供了不斷增長的動力。

東莞的魔幻模式就這樣開啟了。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港資開始批量進入，低廉的人工成本和土地，讓東莞與香港形成了“前店後廠”的親密關係，“三來一補”製造業逐漸佔領了這個傳統農業縣，其後台資企業亦大量來到東莞。和順德這樣更早就擁有工業基礎的地區相比，東莞的所有產業都是外來的，它是一個橫空出世的製造業之都。

珠三角製造業觀察人士認為，在昔日的“廣東四小龍”——東莞市、中山市、南海市（今佛山市南海區）、順德市（今佛山市順德區）中，伴隨著新世紀第二個十年中“大廣州”戰畧的開啟，南海、順德以及佛山逐漸成為大廣州的一部分，而東莞則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其更為獨立的發展空間，由此與前者區別日顯。

上述觀察人士認為，廣州和深圳在新世紀愈發激烈的的都市間競爭，讓佛山、順德和南海最終成為了大廣州的一部分，無論是科技，還是產業，還是GDP，過於耀目的深圳讓廣州感受到了巨大的壓力。東莞身處廣州和深圳兩個巨量級城市之間，西接廣州，南連深圳，由於地緣、文化等因素，相對而言，廣州與以西的佛山關係更加緊密，而深圳則與北部的東莞更為緊密。東莞獨特的地方在於，廣州和深圳都無法將其據為己有，“大廣州”擴張不到東莞，深圳亦對其有心而無力。這樣的雙不管局面，給東莞帶來了充分的發展空間。同時對東莞而言，在廣深之爭的格局中，它既能借力深圳，還能借力香港的力量。

轉變

工業化階段理論提出者錢納裡認為，產業結構轉變是經濟增長的動力，經濟發展的真相正是經濟結構的轉變。孫霄漢將東莞模式的發展以2008年金融危機為節點分為前後兩個階段，並認為東莞在2008年後即進入了產業轉型階段。

孫霄漢在其研究文章中說，儘管從20世紀80年代初期工業化起步到2008年的近30年中，東莞的歷次發展思路變化、產業更新及政策調整都較好地吻合了國內外產業轉移的節奏、國家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政策大勢，使得其經濟發展不斷躍上新臺階，但沒有一種模式能長盛不衰。近十幾年來，外部環境變了，金融危機令全球市場進入了一個令人不安的時代，國內方面，粗放式發展則顯著失去了政策空間和社會環境，同時面臨勞動力、土地等要素成本的大幅上升。

觀察人士認為，東莞的變化發生在廣、深競爭最為激烈的時候。東莞在這個階段開始意識到，簡單生產賺快錢的日子無法再持續，它開始希望形成全流程的製造業——當然，這種“意識”並非憑空產生，在港資、台資以“三來一補”帶動東莞的起飛之後若干年，深圳接下了這根接力棒。東莞從承接香港變為了承接深圳，東莞製造業在此過程中一步步蛻變。

事實上，東莞承接深圳的產業時間很早。深圳製造業在成本一步步趨高的過程中，不同產業在不同時間行程裏轉向毗鄰的東莞。觀察人士認為，和當年港資和台資的“三來一補”製造業相比，接棒者深圳轉移至莞的產業質量要高出許多。這些來自深圳的企業，本身已經經受過洗禮，具備了一定的科技和創新能力。

世界工廠在此過程中開始出臺實施一些更具有方向性的產業政策。觀察人士認為，待華為進駐東莞，在此建立松山湖基地，將華為終端總部、諸多研發功能以及華為大學搬進這裡，東莞已經“形成氣候”。

東莞像是夾在廣、深兩座山峰之間的一處桃花源。深圳製造業由於房價的一輪輪上漲帶動整體成本的不斷提高，大量企業（也包括那些科技型企業）持續出逃，東莞是其首選目的地。東莞和深圳的關係也由此出現轉折：東莞由過去依附於深圳，變成可以與後者對等談判和合作的角色。

觀察人士認為，東莞自我意識的覺醒意味著，它不再希望僅僅是被動地接受，也不再希望一直擔當代工者的角色，而是想要形成以工業母機為典型代表的更高級別的製造業形態。

東莞也由此和順德模式分道行之：某種程度上，後者因要服從大廣州戰畧而影響到其自我意識的進一步發展，東莞則少了這些顧慮和束縛。

廣東地區的製造業也由此形成了兩個閉環：其一為順德模式，優勢在於起步早，基礎牢，龍頭企業突出，但這也不可避免地帶來弊端——對於“主業”的依賴性太强，很可能對其發展的高度、長遠性和穩定性形成限制。其二即為東莞模式。

有意思的是，東莞似乎沒有哪一個產業像順德地區的家電那樣在本地佔據主導地位。無論是用於視覺檢測的工業眼，還是用於替代手工勞動的機器手，東莞的配套企業都不是為某一行業而存在。與此同時，東莞缺少超級明星企業，則被認為是東莞製造業的缺憾。

“百花錯拳”

徐福記營運總經理虞湛不認為擁有極强配套能力的東莞還是一個世界代工廠，科技的革命和生活方式的進步，共同牽引著產業的進步，東莞製造業這些年表現出了的自我進化能力，以及政府的導向性政策和措施，使得此地製造業至今保持強勁的動能。

2021年2月，東莞市發佈《東莞市戰略性新興產業基地規劃建設實施方案》，將數字經濟產業、新能源產業、電子資訊產業，生物醫藥產業，智慧製造產業，新材料產業，高端裝備製造產業定義為該市的七大戰畧新興產業，並為這七大產業規劃了相應的區位，產業用地和用房，從資源傾斜、空間拓展、國企參與等方面予以支持。市政府希望，五年以後，東莞的七大戰畧新興產業將形成集羣，一批世界頂尖創新型企業和獨角獸企業湧現，其中，資訊技術產業集群和高端裝備製造產業集群達到國際先進水準。

一些東莞企業人士提及，東莞近年對於引進的企業，實際上門檻都不低，例如松山湖對於落戶的企業，在創新性、行業裏領先度等方面都有一定的要求。孫霄漢認為，東莞市政府對於製造業轉型有著清醒的認知。事實上，東莞這幾年高新企業數量在全國都處於較為領先的位置，但東莞對貿易的依存度依然非常高，而新技術新產業剛剛成形，轉化為市場和GDP還需要時間。他相信，海量科技型企業正在能量積聚的過程中。

前述觀察人士認為，產業較為全面的東莞近年對新興戰畧產業的規劃依然選擇多點開花，這似乎符合廣東人做事的一般風格：他們不太會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即便是落了戶的超級企業華為，也不會成為東莞製造倚賴的籌碼。

“東莞還是依舊希望打造全產業鏈，即便華為是其中最亮的一顆星星，但也只不過是星星，而不是照耀一切的超級明星。儘管東莞缺乏超級明星企業，但它的好處是擁有無數的星星，當所有的超級企業都在這裡具有覈心利益，東莞製造也就立住了。”上述人士說。

孫霄漢認為，所謂的高品質發展，覈心就是產業。從新興產業的發展態勢看，在大灣區的城市群中，東莞的成長空間應該是靠前的。“東莞希望未來以戰略性新興產業來立市，改變中低端製造的業態。如果做的好的話，不排除東莞未來可以承擔起一個和廣州、深圳、香港可以平起平坐的一個都市。”

但他也表示，這還只是對“勢”的一個判斷。要把這個夢想變成現實，什麼時候能實現，實現到什麼程度，行程如何推進，要看政策的推進，東莞還有很多功課要做。

東莞的功課

身在東莞市厚街鎮的印刷企業虎彩印藝計畫接下來在松山湖工業園尋找一處新的辦公樓，以便接近更好的科技和人文環境。“工業眼”三姆森則希望在深圳成立新的研發中心，以便招納更多的視覺工程師。松山湖的機器人製造商天機則把研發分別佈置在了上海、深圳和東莞的本部。

在五百萬的產業工人之外，企業管理者認為，儘管東莞製造業不缺少活力，但以研發為代表的高端人才依然相對短缺，囙此可以看到這樣的現象：一個企業的製造基地在東莞，但其研發中心在深圳，或者上海和杭州。

虞湛認為，擁有1000萬人口的新晋新一線都市東莞，跟毗鄰的深圳和廣州比，無論是交通基建，還是教育、醫療，差距依然明顯，這使得高端人才依然傾向落向深圳和廣州，而不是來到東莞。

東莞人常常會吐槽本市城建的欠帳。因“市管鎮”的體制，東莞市32個鎮街幾十年來一直是漫山放養，各自發展，自成體系，東莞市的公共交通囙此亦備受詬病：捷運自2016年開通至今才只有一條，高鐵緊張的程度在全國的地級市當中，可能絕無僅有。如果你坐公車從市中心到某個鎮上，很可能要花上一個多小時。加之醫療、教育等公共配套設施的相對滯後，東莞有時被認為還達不到新一線都市的標準。

廣東省實行三級財政，地市一級繳完中央繳省裡，剩到自身頭上只有不到40%的收入。2020年，東莞市稅收收入總額2153億元，2019年大約2300億元。以2019年為例，本市可支配收入不過在600多億，孫霄漢認為，有限的可支配收入，使得東莞在公共服務能力的建設上捉襟見肘，儘管在外人看來，這是一個富裕的珠三角都市。“表面上看，發薪水肯定沒有問題的，但實際上要解决的事情遠不止這些，大幾百萬外來務工人員的配套服務功能不够，連二代的入學都會面臨困難。”孫霄漢說。

東莞市政府圍繞人才、交通、教育等問題，這幾年也在想辦法，包括加大對義務教育的投入，在高等教育方面與香港、內地高校的對接，規劃加快推進軌道建設和與深圳、廣州的機場對接，規劃高新技術產業園，引進散裂中子源等前沿科研基礎設施等——儘管後者沒有產生生產的價值，但也由此吸引集聚了一批高端人才。

但推進依然慢，財政是一個要命的問題，這也是捷運早就規劃完了，但直到東莞的地價漲起來，捷運卻還是沒有建成的原因。房價漲起來會讓捷運建設的推進更加困難。

包括虎彩、三姆森以及安世等東莞企業，都在尋找新的地塊，以應對產能的提升，但東莞的土地資源已經捉襟見肘。孫霄漢認為，早期發展過程中，土地和環保政策沒那麼嚴格，但現在不太一樣，高端企業需要大格局和更大的空間，而現在這種過於分散的格局，客觀上很難吸引高端生產要素。

2021年10月，東莞市新房成交均價已經達到30410元/平。儘管在手機外賣中，20塊錢依然還能點到一份菜量豐沛的猪脚飯速食，但過去數年中，東莞已經成為全國漲勢最為兇猛的都市之一，這讓這座製造業之城的定居門檻大為增高。

在孫宵漢看來，東莞沒有將房價控制好，這對一座城市的製造業發展是一個極大的打擊，儘管短期內影響還不是那麼直接。所幸，和房價相比，東莞市現時的房屋租金價格還較為低廉，這給了數百萬產業工人在此繼續謀生的可能。

他認為，轉型是一個痛苦的過程，東莞未來要穩住製造業這盤棋，首先要控制住房價，其次需要人才政策，其三教育和人文環境需要跟上來，其四都市配套要提升，其五要加大金融對製造業的支持，做好金融資本和產業的對接。東莞企業人士亦提及，儘管新的製造業態在東莞不斷湧現，但製造業始終較難獲得資本的青睞。

虞湛認為，儘管東莞在製造前端的能力尚未補齊，但這不影響東莞作為製造業基地的功能，因為製造業需要執行，製造就是它的長處。

更加幸運的是，身處珠三角覈心地帶的東莞始終有機會感時代之先，在市場與科技的碰撞裏進行一次次自我革新，並在激烈的都市競爭中保持吸引力，但對中國大量欠發達都市的製造業來說，可能會比世界工廠東莞面臨更大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