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宰白鴨就是花錢找人頂罪，而這種事由來已久，到了清朝時期達到一種巔峰狀態，尤其是當時的廣東福建兩地，特別是福建的漳州府與泉州府，此事無日無之。

清朝嘉慶年間，性靈派三大家之一的張問陶出任萊州知府時，曾受山東按察使衙門委派，複審即墨縣的一樁命案。

在覆問的過程中，兇犯王小山對罪狀供認不諱，供詞相當熟練流利，竟然與原供沒有絲毫的差別，就像是提前背誦的一樣，這引起了張問陶的注意。

張問陶見王小山不過二十歲的樣子，手無縛雞之力，怎麼看都不像個兇犯，覺得其中有冤，再三開導細問，王小山承認自己是代人受過，真正的兇手是富家公子屈培秋。

原來，王小山一家債臺高築，無奈之下受了屈家二百兩白銀，讓王小山頂替屈培秋，供詞也都是事前商量好的。

最終，張問陶判屈培秋斬立决，並且在行刑前杖責二百，王小山頂凶賣命，依法也要杖責，姑且念在其孝心，為養活父母，從寬免責。

無獨有偶，咸豐年間陳其元贅述自己的父親陳鼇在福建任職的時候，也曾遇到一件案情與王小山案如出一轍的案子，但案犯最終决口不肯翻供。

陳鼇明知道此案有冤情，卻不能為其平反，囙此心灰意冷，辭去差事歸鄉。

清朝時期尤其是中後期，頂凶代刑的現象非常普遍。陳其元曾言“福建命案，每年不下百數十起，如此類者良亦不少。”

道光二年閏三月，廣東地方報送刑部的一批命案之中，僅僅一個潮州府，頂凶代死之案就多達三十七件。

《清詩紀事》：潮俗，殺人真犯輒匿不出，而被誣者又恇怯不自申理，率買無業愚者，送官頂替，貪利者罹法網焉，名“宰白鴨”是可憫也。

也因為這種現象實在太常見，所以當時的人們早就見怪不怪，將其俗稱作“宰白鴨”。

而這樣的宰白鴨風氣，在福建廣東兩地，尤其是漳州府與泉州府最盛。

《庸閑齋筆記》：福建漳、泉二府，頂凶之案極多，富戶殺人，出多金給貧者，代之抵死，雖有廉明，率受其蔽，所謂“宰白鴨”也。

在清朝的宰白鴨案件中，正兇出錢，頂凶者所得的錢財稱作“香燈錢”，就是說死後旁人為其繼嗣接續香火的意思。

在世俗眼光之中，宰白鴨是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不過在有良知的人心中，這是非常晦暗的事情。

至於清朝時期宰白鴨之風多見於閩粵兩地，與當時兩地械鬥成風有關。趙翼在《簷曝雜記》中記載：閩中漳、泉風俗多好名尚氣，民多聚族而居，兩姓或以事相爭，往往糾眾械鬥，未鬥之前，各族先議定數人抵命，抵者之妻子給公產以贍之。

故往往非兇手而甘自認，雖刑訊無異詞，凡械鬥案，頂凶率十居八九也，其氣習如此。

宰白鴨在清朝多發，甚至成為命案常態，有多層次多方面的原因。首先，重供不重證的證據制度是主要誘因

清朝時期，罪從供定，犯供最重要，清律中規定，除了罪人在逃，可以“眾證明白”，一般情况下，都是內外問刑衙門審辦案件。

當時承審者心中只有口供，一旦認實就算是了斷，究竟供詞到底是不是可信，一概不問，正因如此極容易造成錯案。

清亡後，重供不重供證變成了“重證不重供”，宰白鴨的現象這才迅速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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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貧富懸殊的現實，為宰白鴨創造了溫床

所謂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古代向來如此，清朝也並不例外，甚至更甚，清朝人口在古代登峰造極，使得這種問題更加突出。

乾隆晚期，清朝人口已達到三億，可當時經濟凋敝人口暴增，使得到處都是無業遊民，命若草芥一般，而富裕群體，則越來越富有，這樣的現實，使得買命賣命成為可能。

唯其貧富不均，所以富者可恃富以殺人，貧者束手以待人殺。

正是因為當時法律制度上的不足，還有整體環境為貧者賣命富者買命創造了可能，所以使得清朝“宰白鴨”之風盛行，且無法平息斷絕，而這也是清朝司法亂象的冰山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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