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想中的，隱藏在某處的，能够補齊性別缺口的女性，可能並不存在。

文/巴九靈

婚姻，是男女大事，也是國家大事。

今年5月中旬，國家統計局發佈了第七次人口普查的主要數據。5月下旬起，浙江、廣東、重慶、山東等地統計部門隨即開展了“農村青年婚姻關係調研”。

7月以來，部分地區公佈調研報告，不出意料，不容樂觀。

浙江寧波的農村，平均結婚費用30.78萬元，最高達到200萬元，大頭花銷是彩禮和婚房，多數由男性主要承擔。當地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39132元/年。

浙江蘭溪的農村，彩禮一般18.8萬元起步，平均結婚費用22.65萬元，最高達到180萬元。當地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3021元/年。男青年未婚的首要原因是“沒有穩定收入”，女青年未婚的首要原因是“擇偶標準高”。

浙江麗水的農村，超過半數的適齡青年認為找對象比較困難或非常困難，男青年未婚的最主要原因同樣是“沒有穩定收入”，女青年則是“擇偶標準高”和“不想結婚”。報告還指出，留守男性明顯多於女性導致更多“剩男”。

山東青島的農村，31歲—35歲受訪男性中，未婚且無戀愛對象的占到9.46%，而同齡女性中未婚且無戀愛對象的只有1.89%。當地結婚的平均費用也在30萬元以上，而且超過七成的案例是男方承擔全部或絕大部分。

從各地調查中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共通點：

結婚花銷是當地人均年收入的近十倍，主要由男方家庭承擔。

農村大齡未婚男青年（遠）多於同齡未婚女青年。

留守農村的男青年經濟條件相對較差，加劇了擇偶困難。

01

怎麼辦呢？

不少調查報告在結尾中提到，宣導“婚事儉辦”，扭轉“天價彩禮”等不良婚俗。但在我們看來，是上文的+導致了，天價彩禮只是各方基於現實進行博弈的最終結果。

供不應求，價格升高，供過於求，價格降低，這是基本的經濟學原理。當男女比例失衡，人作為一種資源，供需關係也會反映在價格（彩禮）上。

此外，婚姻是一場長期投資。評估一項資產是否值得持有，自然要考慮其未來收益對當下的貼現。如果該資產的未來收益堪憂（“沒有穩定收入”），想要引人投資，就只好搭配其他優質資產（彩禮+婚房）了。

個體可以講因緣，談感情，但群體共通的選擇，背後往往有理性的考量，不是一句“杜絕陋習”就能扭轉。

何况農村婚姻，還有更加讓人不得不理性的一面。

今年“兩會”時，全國政協委員陳中紅指出：受重男輕女、從夫居等傳統觀念影響，農村女性往往因其出嫁或者離婚而無法享有平等的土地權益保障。

一是出嫁女性的村民待遇“兩頭空”（在娘家和婆家都沒有土地權益）；二是離婚女性的村民待遇“兩頭空”；三是喪偶女性的村民待遇難保障；四是村民決議含有性別歧視。

婚姻會給農村女性的未來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這些風險都將體現為溢價。

一味取消彩禮，只會讓更多女性趨利避害，選擇不結婚，進一步惡化婚配市場的性別失衡。實際上，在不少地方的調查中，已經發現了這種苗頭。

02

還能怎麼辦呢？

有農村問題專家提出了一個“暖農村大齡男被窩工程”，也有地方政府表示：教育和引導農村女青年熱愛家鄉、建設家鄉，鼓勵她們留在家鄉，改變家鄉的面貌，努力降低農村男女青年失調的比例。

引來罵聲一片。

我們不從價值層面討論這項提議，單從數據層面，看看這種思路是否可行。

恰好《中國統計年鑒2021》在10月正式出版，提供了比公報更詳細的“七普”數據。

首先，過去十年，農村中青年男女比例確實發生了劇烈變化。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時，常住農村居民中，20到39歲人口按不同年齡段，性別比在98—105左右（女性=100），接近自然性別比104。

到了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常住農村居民中，20到39歲人口按不同年齡段，性別比已然提升至115—123。

按性別比120考慮，也就是男女比例6∶5，即使所有女性全部婚配（當然不可能），也註定有1/6的適齡男性沒有伴侶。

那怎麼辦？去都市裏找嗎？

一直以來存在這樣一種普遍認知：更多的女性從農村走向都市，所以都市裏“剩女”多，農村“剩男”多，這是人口流動帶來的結構問題。

這種認知是錯的。

在23座GDP萬億都市中，只有南通一座城市的常住人口性別比低於100，深圳是122，佛山是119，廣州是112，蘇州、杭州、寧波都是109。

還有三點需要注意：

其一，大多數都市的戶籍人口性別比偏低，會拉低常住人口性別比。如果我們要觀察近年來從農村走向都市的人群，更合適的名額是常住非戶籍人口性別比，這一數位會更高。

對於人口大量流入的都市來說，常住非戶籍人口≈常住人口–戶籍人口。

以無錫為例，2020年常住人口中男性3848880人，女性3613255人，性別比為106.52，不算很高。

戶籍人口中男性2497301人，女性2592368人，為性別比96.33。

據此可以算出，常住非戶籍人口中男性1351579人，女性1020887人，性別比高達132.39。

其二，不難看出，製造業越發達的都市，男性越多。但即便是北京——製造業外遷，服務業占比83.8%——常住非戶籍人口的性別比也超過了114。

其三，以上數據是全年齡人口性別比，而非適齡青年的。由於女性更長壽，65歲以上女性明顯多於男性，囙此老齡人口會拉低整體性別比，實際上適齡青年的性別比還會更高。

所以，流入都市的人群裏，同樣是男多女少，無法反哺農村。

至於“异常值”南通，性別比偏低恰恰是源於人口常年流出。

十年前“六普”時，南通的常住人口比戶籍人口少34.5萬人，性別比低至89.65。因為南通緊鄰上海——當時上海尚未控制人口規模，2000年—2010年新增了628萬人，排名全國第一。

如今南通經濟活躍度提升，已經連續三年新增就業10萬人以上。隨著“七普”結果公佈，南通首次成為人口淨流入都市（常住人口＞戶籍人口），性別比也恢復到了97.05。

03

農村裏男多女少，都市裏也男多女少，那麼女性都去哪裡了？

有兩點可供說明：

第一，城市之間存在差异，都市內部的不同區域也存在差异。

即使是男多女少的大城市，轄區之內仍然有都市、鎮、鄉村的區別。整體來看，城鎮的性別比確實比鄉村低，相對而言女性更多。

這方面數據不够充分，完整數據要等明年出版的各省2020年人口普查資料，但我們仍然可以從四座直轄市的數據中窺見端倪。

也就是說，雖然某些地區的適齡青年性別比高達130，但並不是全國到處都是這樣。

第二，幻想中的，隱藏在某處的，能够補齊性別缺口的女性，可能並不存在。

全國90後一代人，乃至00後一代人，雖然性別比沒有達到130，但確實超過了110。

上世紀90年代開始，計劃生育政策越發嚴格；“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仍然根深蒂固；胎兒性別鑒定和人工流產科技日趨成熟；三大因素共同造成，90後、00後性別比畸高。

能讓性別歸於平衡的那部分女性，就沒機會存在過。

04

再問一遍，怎麼辦呢？

這不是風俗問題，甚至不是錢的問題，而是結構性問題。

結構性問題，沒什麼好辦法，譬如一雙拐杖一長一短，要麼截長，要麼補短。無論是讓部分男性放弃婚姻還是從東南亞國家娶妻，都很殘酷。

《麗水農村青年婚姻關系調研報告》提到：

有的通過仲介從緬甸等國家娶妻。但這些人往往無合法身份證件，落不了戶口，辦不了身份證，領不了結婚證，享受不了醫保待遇。有的嫌生活清苦丟下孩子不辭而別，坍塌了整個家庭。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面向未來，倒是有一些能改變的。

第六次人口普查，抽查了100多萬在2009年11月到2010年10月出生嬰兒的詳細資訊，特別是，統計了他們母親的學歷。

結果發現，母親學歷越低，嬰兒性別比越高。

我們很難說清楚其中的因果鏈條：

也許母親學歷越低，相應地，父親學歷也越低，父親的重男輕女思想主導了女性的生育決策；

也許夫妻雙方學歷越低，財務越難獨立，越容易受到父母長輩影響，大家庭的重男輕女思想主導了小家庭的生育決策；

也許整體學歷越低的地方，就是越貧困的地方，傳統觀念越重，潜移默化地影響著每一個人的生育決策。

但我們還是會想起華坪女子高中校長張桂梅的那句話：一個女孩讀書，可以改變一家三代命運。

知識改變命運。國民人均知識儲量，也會改變一個國家的命運。

“農村青年婚姻關係情况”調查，還是發現了一些令人欣慰的地方，90後、00後，生在男多女少的環境裏，但他們心中重男輕女的觀念，終於淡了。

作者|木有藥師|當值編輯|範程遠

責任編輯|何夢飛|主編|鄭媛眉|圖源|視覺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