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上海曾來這每天一杯!上海咖啡館數量全球第一是這樣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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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據2021年上海市發佈的《上海咖啡消費指數》,現時上海共有咖啡館6913家,數量遠超紐約、倫敦、東京等,是全球咖啡館最多的都市。從商業環境、消費市場以及政策助力等角度來看,上海成為最具咖啡消費力的都市絕非偶然。同時,這背後也離不開咖啡文化與上海的深厚淵源。咖啡是舶來品,傳入中國的首站就在上海。咖啡進入上海後,初由洋行販售,後咖啡館、西餐社焙炒調製,俗稱“小壺咖啡”。老上海的咖啡館還見證著種種重大社會事件。

近日,一則

“上海咖啡館數量全球第一”

新聞上了微博熱搜

根據2021年上海市發佈的《上海咖啡消費指數》,現時上海共有咖啡館6913家,數量遠超紐約、倫敦、東京等,是全球咖啡館最多的都市。

從商業環境、消費市場以及政策助力等角度來看,上海成為最具咖啡消費力的都市絕非偶然。同時,這背後也離不開咖啡文化與上海的深厚淵源。

曾被譯為

磕肥、加非、高馡、考非……

咖啡是舶來品,傳入中國的首站就在上海。

1843年後,在滬外國人開起了西式飯店。據《上海通志》記載,上海最早經營西式糕點的是英國人勞惠霖創設的老德記藥店,位於花園弄(今南京東路)1號。老德記以經營歐美成藥為主,兼營醫療器械、化妝品、烟酒、糖果、冷飲等。最開始咖啡被當作“咳嗽藥水”,而隨著西餐的推廣和普及,這種“咳嗽藥水”逐漸時髦起來。

▲老德記藥店

咖啡進入上海後,初由洋行販售,後咖啡館、西餐社焙炒調製,俗稱“小壺咖啡”。1924年,公和祥餘記咖啡公司創辦,開始批量生產咖啡,也為上海固體飲料生產開了先河。

現時所知最早介紹咖啡的烹飪書籍,是一本由西方人用漢語編寫的西餐食譜《造洋飯書》。“咖啡”在書中被翻譯為“磕肥”,這應該是“coffee”在中國較早的譯名之一。

除了“磕肥”之外,在當時的報刊書籍中,“coffee”可謂名目繁多。《申報》第一次提及,是在1873年9月22日《電報英京巨銀行閉歇事乃系訛傳》一文中,彼時“coffee”被譯為“加非”。而在1875年11月10日《申報》刊載的一篇文章中,第一次出現了“咖啡”二字。

▲《申報》上首次出現“咖啡”二字

此外,當時還可以看到“珈琲”“茄菲”等譯名。直到1920年代後期,“coffee”才有了相對統一的譯名——咖啡。

營業性咖啡館大量出現

1880年後,許多中國人也效仿外國人開起了西餐館。據記載,第一家由華人開設的西餐館是福州路上的“一品香”。它建於1883年,20世紀初從福州路搬遷到西藏路,兼營旅舘和中西酒席,西餐廳也供應咖啡。

▲西藏路的一品香歐菜社中西旅社,1917年攝

但無論是外僑還是本土華人經營,起初咖啡館都是一種附設,並不具備獨立營業性質。據記載,1886年,公共租界虹口區出現了一家獨立營業的咖啡館,即虹口咖啡館,主要對航海人員開放。

營業性咖啡館的大量出現是在1920年以後。開咖啡館的外國人大多為法、俄、意、日僑民。這些咖啡館主要集中在霞飛路(今淮海中路)、北四川路上。而開設咖啡館的中國人則以廣東人為主。比如北四川路的上海珈琲館,就是廣東籍作家張資平在1928年與創造社成員合股開設的。

說起“沙利文”讀者可能覺得陌生,但說起生產“光明牌”冷飲的國營上海益民食品廠,一定就親切了許多。其前身就是沙利文食品廠。1914年,美國人沙利文開設沙利文精美糖果店,幾經易主、改名,1925年時,正式定名“沙利文麵包餅乾糖果公司”。

在20世紀20年代的上海,比起沙利文的糖果、餅乾,更受青睞的是沙利文咖啡館。沙利文咖啡館一共有兩家:一家開在南京路上,通常被稱為東沙利文;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上的一家則被稱為西沙利文。沙利文咖啡館的特色之一,就是咖啡都是用小壺煮的,以保持咖啡豆的原香。

▲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的沙利文咖啡館

霞飛路上的DD'S,也是舊上海最出名的咖啡館之一,上海人叫“甜甜斯”。其位置在國泰電影院斜對面,話劇、電影演員是那裡的常客。DD'S咖啡館在大門設計和建築外觀上採用西方半圓拱形結構,內設螺旋形旋轉樓梯,鄰街裝著敞亮的長玻璃窗,室內還有衛生間、電話等現代設施,及强烈西式風格的油畫、擺件、器皿等。

誰最愛喝咖啡?

起初,咖啡作為一種新奇西洋飲料,雖則激起國人紛紛嘗鮮的欲望,但消費著實不菲。1917年,一杯咖啡的售價大約是2角或3角,而當年一戶五口之家一月的花費才15元。可見,當時只有中產階級及以上人士才可時常出入咖啡館,這也使得這一時期的咖啡館承載著文人墨客們“第二客廳”的作用。

從20世紀20年代末到40年代末,上海北四川路上的公啡咖啡館和上海珈琲館、老西門的“西門咖啡”、霞飛路上眾多白俄開設的咖啡館等,都是新文學作家經常光顧之地。作家傅彥長日記中一再記下他到咖啡館廣交文友的情景,邵洵美寫下他在別離咖啡館結識另一比特詩人徐志摩,張資平開設的蔣光慈、葉靈鳳等常去的“上海珈琲”……都已在新文學史上記錄在案。

哪位作家最愛去咖啡館?答案是郁達夫。據說,郁達夫在上海時一晚上可以跑三五家咖啡館會友談事,足見其對咖啡的沉醉。

▲郁達夫

老上海的咖啡館還見證著種種重大社會事件。在這方雅致又神秘的公共空間內,政客、商賈乃至特務魚龍混雜,選擇在此行刺暗殺的不在少數。1940年7月19日,美商《大美晚報》發行人、美商友邦人壽保險公司營業經理張似旭,因在《大美晚報》上嚴厲揭露譴責日偽當局暴行,遭日偽當局忌恨,於上海靜安寺路起士林咖啡館中遇刺,因身中五槍“傷在關鍵,未能及時救治”,最終“慷慨以殉”,震驚全滬。

咖啡館裏的紅色記憶

咖啡館多位於租界,不僅僅是上海市民休閒娛樂、聚會聊天的活動的空間,更為很多革命活動起到了特殊的掩護作用。

比如公啡咖啡店,就是中國左翼作家聯盟誕生的搖籃。

當時為什麼選中“公啡”作為“左聯”籌備會址呢?中共地下黨組織這樣考慮:一方面,它是一個猶太人在公共租界開的店,是外國人常去的地方,巡捕房“包打聽”不大注意,比較安全;另一方面,出席會議的共產黨員屬於閘北區第三街道支部,後來改為文化支部,大多人的居住和工作地址就在附近,例如魯迅住在景雲裏,夏衍住在吳淞路,等等。

然而,魯迅曾對一些在那裡喝咖啡的文化人有過微詞。1928年,他在《革命咖啡店》一文中寫道:“遙想洋樓高聳,前臨闊街,門口是晶光閃爍的玻璃招牌,樓上是我們今日文藝界上的名人,或則高談、或則沉思,面前是一大杯熱氣騰騰的無產階級咖啡……倒也實在是理想的樂園。”當時魯迅跟創造社、太陽社的革命作家們尚在論戰,彼此存在誤會,所以文章不無調侃嘲弄之意。他還寫道:“我是不喝咖啡的,還是綠茶好……這樣的咖啡店裏,我沒有上去過。”

但是一年以後,魯迅就愉快地登上了“公啡”二樓。夏衍回憶道:“我清楚地記得1929年底,一天很冷的下午,魯迅先生親自到公啡咖啡店出席了籌備左聯的聚會,跟潘漢年、馮乃超和我交談得非常融洽。……1930年1月下旬,就在公啡咖啡店起草了左聯的綱領,協商了發起人名單,並一致决定在3月正式召開左聯成立大會。”

抗日戰爭期間,上海各界成立了各式各樣的救國會。比如,著名報人顧執中在回憶錄中記載,“九?一八”事變後,他參加了教師救國會。救國會的一次小組會議選在沙利文咖啡館秘密進行,會上討論有關抗日救亡運動的文宣工作。如前所述,沙利文咖啡館是當時上海的高檔消費場所,顧客多為寓滬外僑和所謂一般高等華人,救國會擇定在該處開會是頗能出人不意的。

作家金宇澄的父親是中共情報人員,他曾撰文回憶,父親某夜與單線連絡人被捕,多年後出獄,仍從事情報工作,連絡人就在法國公園、DD'S咖啡館等他。

中共上海市委黨校教授陶柏康介紹:“從事地下工作其實很清苦,主要靠黨組織經費補貼。去喝咖啡,往往只有一套行頭;沒錢買襯衫,就用假領頭代替;進店後,通常只點一杯咖啡,能坐大半天。”相比嘈雜的茶館、簡陋的居所,咖啡館相對私密性强,便於交流,也易於隱匿。

白馬咖啡館與猶太人的歸家夢

從1933年至1941年,上海收留了從歐洲逃到中國的大批猶太難民。在被劃為“無家可歸的難民居住特區”的上海提籃橋地區,1.8萬多名猶太難民和當地居民共同生活。儘管當時生活條件十分艱苦,但大多數猶太難民都活了下來。這被大屠殺歷史學家戴維·克蘭茨勒稱為“上海奇迹”。

1939年,一比特名為魯道夫·莫斯伯格的猶太人和親友盤下位於虹口區長陽路上的一座小樓,準備開辦咖啡館。從維也納逃出來的他,天天做著“重返維也納”的夢。維也納有一家白馬咖啡館,老闆愛上了女招待,以這段真實浪漫故事為藍本的歌劇《白馬咖啡館》上演,深受歡迎,咖啡館囙此聲名遠揚。魯道夫决定自家新開的店就叫這個名字,並按典型的維也納風格設計、裝修——咖啡、鮮花、音樂、雕塑、油畫,猶太麵包師、調酒師、招待員……幾乎複製了一個原版的白馬咖啡館。

▲白馬咖啡館

上海的白馬咖啡館成了在滬猶太人的精神家園。魯道夫的家後羅莎當大廚,女兒赫塔和一些親友當招待,咖啡館每天從中午開始營業,賣午餐、咖啡,賣威士卡,一直要到子夜或等最後一比特客人離開才關門。有駐店的鋼琴師和歌手,女歌手勞舍妮克戰後成了瑞士演員,她喜歡為猶太富商維克多·沙遜獻唱。另一猶太富商嘉道理家族也是白馬咖啡館的老主顧。

1941年後,來了很多日本客人。而猶太客人倒不多了,尚有余錢的猶太人即使來了,也通常只是喝一杯咖啡或酒。

2009年,咖啡館原址在長陽路拓寬工程中被拆除。2015年,根據魯道夫後裔提供的照片複建的白馬咖啡館開門迎客,作為猶太難民紀念館主館的展陳延伸,還原當年猶太難民社交生活場景。

▲複建後的白馬咖啡館

一枝獨秀的上海咖啡廠

抗日戰爭勝利後,小型咖啡館在上海灘劇增。單是從南京路外灘至靜安寺,就有咖啡館30餘家。到1946年10月,整個上海市已有咖啡館186家,加上西餐館,喝咖啡的場所達到297家。

已故海派作家程乃珊曾在《咖啡的記憶》一文中提到的“上海牌咖啡”便生產自上海咖啡廠。20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幾乎全國各地所有的咖啡都來自這裡。

上海咖啡廠的前身,是1935年浙江人張寶存在靜安寺路創辦的“德勝咖啡行”。張寶存從國外進口咖啡生豆,焙炒加工,有罐裝與散裝,並以“C.P.C.”注冊商標,銷售給上海的西餐廳、飯店和咖啡館。同時,德勝咖啡行還在靜安寺路上設有門店德勝咖啡館,零售與堂飲咖啡。

1958年,“C.P.C.”商標改為“上海牌”商標。1959年3月,“德勝咖啡行”更名為地方國營“上海咖啡廠”,成為全國唯一以“咖啡”命名的企業。

後來,上海咖啡廠開始生產低成本的“咖啡茶”。其實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有三星糖果廠生產鹅牌咖啡茶。到了60年代,開始由上海咖啡廠生產,改為上海牌咖啡茶。所謂咖啡茶,其實就是一些下脚料的咖啡豆,磨成極細粉,和糖粉壓成方糖塊,喝的時候像即溶咖啡一樣直接放一塊進滾水裏,雖然口感不怎樣,但總比白開水有味道。

東海咖啡館:一代上海人的記憶

改革開放以後,來滬從事商務活動、旅遊觀光的外國遊客大量新增,也給上海的西餐市場帶來無限生機。菜館開設音樂茶座,配套供應咖啡、飲料、西點,上海咖啡業逐漸恢復。

南京路上的東海咖啡館,是一代時髦青年“劈情操”的地方。其前身是蘇籍猶太人在1934年開設的瑪律斯咖啡館,專營俄國大菜、羅宋湯等。1954年,猶太老闆回國後,咖啡館改東海飯店,1988年改稱東海咖啡館,經營咖啡、西點,兼營西菜。東海咖啡館選用海南島、雲南咖啡豆,現磨現煮,香氣四溢,新老顧客近悅遠來。1998年,東海與德大西菜社合併轉制為德大西餐有限公司。

東海咖啡館以工薪階層為服務物件,1980年前後的選單價格:清咖1角8分,奶咖2角3分,頂配的冰淇淋咖啡也只要5角1分;紅燴牛肉1元1角,炸猪排1元8角,鄉下濃湯2角7分,餐包6分。就是到了2007年,這裡的咖啡也只賣10元一杯,很多老上海天天到“東海”報到。

▲東海咖啡館

今天,各式各樣的咖啡店像雨後春筍般冒出來,有常見的連鎖星巴克、Costa等,也有一些主題咖啡館,如坐落在漢口路申報館舊址上的“The Press”。還有一些老字型大小中式點心店,也做起了咖啡生意,比如喬家柵推出的“喬咖啡”。至於各具特色的小咖啡店,更是散落在大街小巷、商場樓宇,隨處可見。

隨著咖啡文化普及,咖啡的製作方法也越來越多地為人所熟知:意式、手沖、冷萃、虹吸……而愛喝咖啡的人也越來越講究:不同的製作管道會帶來不一樣的純淨度,不同咖啡產地的豆子都有自己的獨特風味,不同烘焙程度呈現不同的酸苦醇香,甚至不同的濾紙質地都能影響一杯咖啡的好壞……

對於當代上海人而言,喝咖啡早已不再是趕時髦的象徵,甚至也不只是一種口舌享受,更是一種生活方式的選擇——就像每天早上選擇喝牛奶,還是喝豆漿一樣。

解放日報·上觀新聞原創稿件,未經授權嚴禁轉載

作者:周程禕整理

微信編輯:納米

校對:曉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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