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作協主席李蘭妮身患抑鬱症十八年。2008年至今，她出版了三本有關抑鬱症的書，分享自己的心路和抗爭歷程。（受訪者供圖/圖）

作家李蘭妮瘦削，一米六五，體重52公斤左右。一旦降到48公斤以下，她需要開始警惕抑鬱症加劇的風險。每日服用最高劑量的賽樂特、阿普唑侖等抗抑鬱藥物，短暫提高情緒，這種狀態已經持續了十八年。

病人李蘭妮會突然出現崩潰、躁鬱、自殘、不受控制。人直直盯著同一個地方，“像是那裡有幽靈似的”。此時，被困體內的作家僅僅能够聽到外界的聲音，用醫學常識來對抗病人的衝動。2021年1月12日的一次發作，李蘭妮突然感覺到身體的反應，擔心自己會昏厥倒地，她只能低頭快步往家裡趕，但是嘴裡不停念叨“我要殺掉李蘭妮”，到家後猛捶地板發洩。

2003年4月1日上午被診斷重度抑鬱症後，李蘭妮很快聽說張國榮自殺的消息。她曾罹患癌症，三次手術，五次化療，從未因身患重病而軟弱，乃至診斷抑鬱症後，其他醫生也訝異“並不可能”。那時，她似乎頻頻看到逝者的面容浮現，耳後不斷有聲音慫恿著“跳吧”。李蘭妮會在半夜走上十六樓天臺，伸脚、雙手做飛翔狀。有時，她則大喊來對抗，“我偏要活著”。

“我的腦海中，進行著一場葬禮；悼念者絡繹不絕；不停地走著，踩踏著；直到儀式的氛圍漸濃；當所有人進入，儀式開始，敲鼓的聲音，沉重有力；敲打著，敲打著，直到我的意識變得麻木。”抑鬱症患者、美國作家安德魯·所羅門在TED演講時曾經引述艾米莉·狄金森的詩，描述抑鬱症病人這種“充滿象徵意義的狀態”。

患病前後境遇迥然不同。李蘭妮早早成名，片方主動上門，單集劇本酬勞一度和當時的著名演員相當，寫作主題也遠無後來那般“虐心”和“瘋狂”。抑鬱症徹底改變了她的軌跡，2008年，她出版了一本有關抑鬱症的書《曠野無人——一個抑鬱症患者的精神檔案》。

“李蘭妮，我要表揚你，你仍然活著。”在這本書的後記中，李蘭妮當時如此寬慰自己。她的朋友、中國孤獨症兒童教育開創者田惠平，也不再懼怕與李蘭妮談及死亡話題，“蘭妮，如果有一天，你想走就走吧，只要那是為了你自己……”

李蘭妮仍然活著，但療愈受傷的精神，也許需要一生。患病十餘年後，身心疲憊不堪的李蘭妮終於下决心住進精神病院，甚至想要把北上廣深的醫院跑一遍，體驗完整的精神病院治療和生活。朋友們激烈反對，向其描述“瘋人院”的“恐怖”故事，以及帶親人治病時的糟糕經歷，卻加深了她的好奇和决心。最終，她住進了廣州惠愛醫院和北醫六院兩家知名精神病院，每次一個月左右的時間。

“想進去不容易，進去以後也不容易，最後還給別人罵。”李蘭妮對南方週末記者感歎，“人們都說李蘭妮自己都瘋了，她還想救別人？這就是個瘋子的想法。”

李蘭妮在院中刻意隱藏了自己的作家身份，以方便進入和觀察。一家精神病院的副院長告訴她，每個精神病人的表現都是特殊的，如果她的作品中描寫的對象被患者認出，可能有一定的法律風險。囙此，直到出院兩年後，李蘭妮才開始動筆撰寫這段經歷，並聽從醫生建議，模糊掉住院時間、患者的名字和經歷。2021年9月，《野地靈光——我住精神病院的日子》（以下簡稱《野地靈光》）出版，新書曾三易其稿，一稿更是推翻重寫。

其間，寫作焦慮、回憶重症患者的經歷多次重創這位作家的精神狀態，醫生為李蘭妮遠端治療和開藥，一度建議住院。二稿寫作時，她的寵物、被稱為“狗醫生”的“周樂樂”去世，這給李蘭妮帶來沉重的打擊。身患身體和精神疾病多年，李蘭妮從未落淚，但是那一晚，她在寵物醫院外放聲痛哭，感覺過去能給自己帶來療愈的唯一支柱也倒塌了。“這些更沉重的東西就要噴薄而出，不噴薄而出的時候我堵不住。”李蘭妮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2021年10月10日是第30個“世界精神衛生日”。2013年至2015年，由北京大學第六醫院黃悅勤教授領銜，曾對中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精神障礙流行病學調查，包括36種精神障礙。結果顯示，在18歲以上的成人中，35種精神障礙的患病率是16.57%，而抑鬱障礙在所有精神障礙裏是最為嚴重的。

李蘭妮的住院手牌。（受訪者供圖/圖）

最“聽話”的病人

入院第一晚，傳說中“瘋人院”的恐怖印象開始籠罩李蘭妮心頭，她甚至想起被禁止的額葉切除術，上世紀一種非人道的治療精神疾病手段，術後可以將“瘋子”變為“傻子”。但李蘭妮並不瞭解如今精神病院正流行的療法，這也是她住院的目的之一，接受新型的物理治療以及觀察治療效果。

人們對精神病院產生畏懼，大致源於兩種觀念：一部分人期待過高，認為住院能够解决所有的精神問題；另一部分人則停留在影視作品描繪的精神病院的刻板印象中，因而感到擔憂和恐懼。李蘭妮第一次進入深圳精神病院是隨央視新聞頻道進院拍攝，醫院要求不能接觸病人，只能拍攝院中環境和建築。

“我當時怕到什麼程度，”李蘭妮自嘲，“只能躲在女編導的後面東張西望，不敢走在前面。”住進惠愛醫院後，李蘭妮看到一比特女醫生大褂下偶然露出的花裙子，心情才稍稍好轉，“燙頭、花裙子，她應該是熱愛生活的吧？”

在早期干預區48床，李蘭妮第一晚便被要求打助眠針，一種粉白色的藥劑，她表示抗拒，但最終接受了注射。結果是反作用，李蘭妮當晚輾轉難眠，想像著夜半時分，屋裡屋外，“瘋人”聚集，而自己也置身其中。

“再鬧就綁你”，過去院中時常上演“全武行”。李蘭妮在書中記下“芳村黃飛鴻”的故事，多位強壯護工手持繩索，撲倒、綁住了一比特不聽話、激烈對抗的病人。護工告訴李蘭妮，現在醫院的做法已經很“文明”了。和其他病人相比，李蘭妮的順從和配合，一度引起護士的懷疑，“別的病人進來，至少鬧騰十天八天，但是48床不哭不鬧，有古怪。後來我才知道他們頭10天死盯我，因為最聽話的往往是最可疑的，他們擔心我可能會突然情緒爆發，上去直接掐著某一個人。”

醫院發藥，監管嚴厲。喝水、吞咽，口腔、舌頭，護士都要仔細檢查，以免病人藏藥。一比特叫“海倫”的漂亮女孩拒絕吃藥，還偷偷將藥扔進垃圾袋。李蘭妮之前與她相識，等到再次見到她的時候，場景略驚悚：她的四肢已經分開，正被繩索緊緊綁住，繩結處用鋼鎖鎖住，長髮掩蓋住臉龐。

“我不知道怎麼安慰她。”李蘭妮對南方週末記者說，“我跟她說在康複園（注：病人工娛區，有美術室、閱讀室、手工室等）捏了個小狗，她突然很仇恨地看著我，我馬上知道這樣安慰是不對的，這仿佛是在看她的笑話。”

惠愛醫院治療區裡等待治療的精神病人比綜合性醫院病人聽話得多，身穿綠碎花病服的李蘭妮觀察到，排隊等候的還有藍白病服的封閉區病人、黃綠病服的少兒病區病人，他們乖乖排好隊，踢著正步和聽從口令。李蘭妮要嘗試經顱磁治療，一種通過刺激大腦皮層幫助治療睡眠障礙、抑鬱症的手段。

治療前，一個五六歲的兒童精神障礙患者早已輕車熟路，爬上了椅子，用“變形金剛”式的機器卡住頭顱，隨後機器應聲啟動，李蘭妮心疼不已。“我看得很難受，這些患病的孩子甚至連正常的恐懼這種直覺都喪失了”。

“就像猛地喝了一口氷水。”李蘭妮向南方週末記者形容做完後的感受，“我的太陽穴兩側一直疼，但是做完之後，沒有悲哀，也沒有快樂。”後來在北醫六院做經顱磁的時候，以往患者最高强度是八十度，李蘭妮要求醫生提高强度到八十五度。

電影《飛越瘋人院》中，電休克療法被視為某種懲戒病人的刑具，實際上該療法被廣泛應用於精神疾病的治療。李蘭妮認識一個叫阿仔的男孩，經過十二次電擊，他無法數到十，曾結結巴巴地說電擊把腦子電壞了，這段經歷讓李蘭妮猶豫，但她之前嘗試過藥物、寵物、飲食、光照等各種療法，全部失效了，仍會重度復發。

電擊需要家人簽字，“我警告你，電死了不要緊，就怕電成植物人……再住你就真的瘋了！”李蘭妮遭到家人的強烈反對。她仍然堅持要做全麻醉電休克，如今回憶，那似乎是一段飄忽不定的記憶：一開始是躺在移動床上推動；之後，“遼闊的海……天上，飄動白色的輕紗……一點靈魂昇上天空。海天白紗，輕柔飄揚”；最後，李蘭妮睜開眼睛時，看到的是白色的天花板。等到二次、三次電擊時，她醒來甚至忘記自己接受了電擊。

前後兩個醫院，李蘭妮進行過二十多天的物理治療，“我想告訴一些孩子，不是說在醫院做了就覺得可以了，結果出來以後如果療效消失了或者减弱了，會有一種很大的反差心理。”第一次出院後，李蘭妮曾經度過了一段艱難的“反差期”，無法記清熟知的人，電休克和住院的過程也逐漸變得模糊了，痛苦的記憶反而在不斷湧現，自殘的念頭再次强烈，用藥也開始加重，身體又成為了“火藥桶”。

一年後，李蘭妮决定再次住進精神病院。“李蘭妮絕對是瘋子，廣州都治不了，送北京去了”，傳聞四起。更令她難過的是，在北醫六院，一個叫“小澳大利亞”的精神分裂患者認出了她後，直接崩潰，“你怎麼也住進來了？我好失望！太失望了！”李蘭妮感到慌亂和抱歉，“住院不可怕。我的病好了。好了。”

李蘭妮曾兩度住進精神病院，住院期間，她接受電擊等物理治療，並接觸和記錄了各種飽受精神疾病困擾的病人。（受訪者供圖/圖）

“誰會祝福並尊重一個精神病人？”

李蘭妮住過的北醫六院，是中國最好的精神病院之一，床位緊俏，每天都有病患排隊等候。李蘭妮見過兩三個病人家屬，哭著懇求醫生收下病人，哪怕沒有床位，睡在醫院的過道，“女兒要自殘，我們根本看不住她”。但是，在他的前面還有三十多個病人等待床位。

未住進北醫六院之前，李蘭妮曾短暫探訪，當時遇到一比特中年護士。李蘭妮提出住院的想法，對方回復“沒有床位”“沒有淡季”，李蘭妮堅持問幾月有床位，這一次得到的回復是“大年初一”。直至入院當天，辦好手續卻進不去病房，原因是有住院病人不想離開。

李蘭妮曾想，平時自己在科室看病，難得與醫生多說幾句話，住院會不會和醫生們多聊一些？惠愛醫院的早期干預區，病人有八十幾比特，但是醫生卻寥寥可數，根本無暇與病人多交談。“中國的精神病院少，精神科醫生也極其缺少。”李蘭妮對南方週末記者說，“我之前看過一些數據，絕大多數鄉鎮沒有精神科醫生，精神衛生教育起步晚，很多醫院的精神科醫生也是半路由其他科室轉入，沒有接受過系統學習。”

“那些能進精神病院的病人，已經算是有一些資源了。”李蘭妮曾看過大量的報告，很多抑鬱症病人沒錢治病和住院，“下崗工人、校園貧困生、接受救濟的人群、農村留守婦女兒童、空巢和孤寡老人，是抑鬱症高發群體”。李蘭妮在書中提到，“大約兩億七千四百萬從農村到都市打工的農民，精神健康問題多，如抑鬱、焦慮、自殺等，但是他們的就診率不到十分之一。”

一份由黃悅勤領銜的《中國抑鬱障礙患病率及衛生服務利用的流行病學現况研究》表明，在精神衛生專業機构就診的抑鬱障礙患者中，僅有7.1%的患者得到了充分治療；由於多數抑鬱障礙患者未到專業機构尋求幫助，囙此僅有0.5%的患者得到了充分治療。

“精神病院”“精神病人”至今仍未被全社會廣泛接納與包容。精神病患者羞於在人前承認自己的疾病。在早前的一次直播中，黃悅勤講到抑鬱病調查時的困難，“社區調查高血壓，大家都擼著袖子給我量，糖尿病也不怕抽血，非常踴躍……但是（精神病患者）擔心別人知道，說自己沒病，而且誰也看不出有問題，甚至自己都覺得沒問題，我不就是睡不好覺、幹什麼沒興趣，怎麼就是病了？”

“第一，這個病是能治的。第二，早早治療就早早變好，是有希望的。我的親身經歷告訴大家，現在精神病院無論管理，還是治療都比以前好多了。”李蘭妮對南方週末記者說，“不過住院之後，病耻感和自責感其實變得更嚴重，周圍人知道你去住院，首先就覺得你肯定是瘋了，不然為什麼醫院會收？”

年輕時，周圍朋友常常向李蘭妮傾訴，但是李蘭妮卻很少吐露心事，別人問她：“你什麼時候願意把心裡的話跟我們說說？”李蘭妮回復說，“不用，我全部能扛起來。但是，抑鬱症不是意志能控制的”——挫敗感和病耻感，常常出現於她的作品中。

“如果我二十多歲的時候，就知道怎麼樣保護自己的心理健康和精神健康，我不會到這種地步。”李蘭妮對南方週末記者說，“學習大量常識，瞭解疾病。”

李蘭妮回想自己對美食、旅遊等已經喪失興趣多年，愈加消瘦，生病之前還能飲酒，包括五十度以上的白酒，那時酒量頗好。好在現在還喜歡和朋友坐在一起，喝喝咖啡。

2013年，李蘭妮參加央視節目，主持人撒貝寧問她，以後幾十年會不會有喜極而泣的時候？她沒有想到第一次放聲大哭是失去自己的愛犬“周樂樂”。李蘭妮從小獨立，與父母相聚較少，十四歲患血管瘤獨自去醫院開刀手術，“周樂樂”的出現彌補了缺失的愛。

“我不是瘋子。我住在精神病院。我要出院。”在《野地靈光》的最後，李蘭妮如此宣稱，病人要克服病耻感，公開說出自己的病人身份，這是精神康復的前提。離開醫院的時候，李蘭妮明顯是懷着快樂的心情，當時看到出院的病友，感覺到“終於看到了光”。

她想起那個患有厭學症的患者——大一學生小蘑菇，深受父母寵愛，她每天會跪在床頭，抬頭大叫。在接受治療後，這個孩子病癒回到了學校，她曾說“這裡是一個神奇的地方”。

在惠愛醫院的六一兒童節，李蘭妮看到患有精神疾病的女童抹著紅唇和紅臉蛋，拿著小花傘走秀，男孩則穿著小西裝打著領結，父母陪伴左右，為他們鼓掌和拍照。一開始李蘭妮為孩子們開心，隨即又陷入失落之中，這些孩子不知道疾病將會產生怎樣的影響。“上學會不會復發？父母怎麼去扶持他們？他們長大後怎麼辦？學校會怎麼對待他們呢？”

李蘭妮出院後，一直保留著原來的患者群。出院通知書的療效一欄，往往寫著“痊癒”二字，李蘭妮建議用“好轉”代替。她形容精神病院是“真空環境”，沒有負面消息刺激、有陪護、不用處理複雜的關係，但是出院的精神病人神經脆弱，脫離掉真空環境後，很容易加重病情。

一比特相熟的患者，在李蘭妮出院半年後，再次住進了精神病院，大年初一都在院

中度過。廣州醫院的病人木姐沉默不語，做過電療後，臉色稍稍好轉。一次散步時，李蘭妮問木姐電擊做了多少次，她突然回話八次，李蘭妮感到興奮。隨即護工卻告訴她：“她去年住過。不說話就送進來；說話了，就接回去。”

那個無法正確數出數位的阿仔，住院時曾被家人嫌弃，李蘭妮難以想像他出院後的命運。李蘭妮聽說，北京海澱區在做試點，繼續收治那些從精神病院走出的病人，這讓她看到希望和轉機，“等到他們完全習慣了，包括家人接納了，經過幾年，就可以重新回歸了”。

“人若感冒發燒、咳嗽，或者高血壓、糖尿病、心臟病、膽結石、胃穿孔、腦癌血癌、斷肢聾啞等，會獲得同情。哪怕得了傳染性肝炎、肺結核，甚至‘非典’，都能得到理解。可是，誰會祝福並尊重一個精神病人？”

住在精神病院的日子，李蘭妮總想到《簡·愛》，橫亙在簡?愛與羅切斯特先生之間的障礙——閣樓上的“瘋女人”。“憑一個‘瘋’字，她就被定‘罪’。”李蘭妮說，“沒有人去想，這條生命曾經鮮活，她為什麼會瘋掉？”

“我們要做世上的光”

李蘭妮一比特朋友的兒子，在青春年華跳樓自殺，兒子曾告訴母親，自己身患抑鬱症並服藥，但是當時母親並未理解。朋友找到李蘭妮，問她：“為什麼我兒子這麼好的年華會自殺？三個小時在樓頂上猶豫的時候到底在想些什麼？”李蘭妮回答說，“對他來說，走也許比留下要愉快。”後來，兒子去世後，這位母親拿出給兒子積攢的錢，成立公益基金會，做公益講座。

李蘭妮對一些詞句較為敏感。李蘭妮的弟弟來醫院看望她，李蘭妮提議八十多歲、同樣深受精神疾病困擾的母親住院，弟弟發了火，“你腦子有病”。李蘭妮說，“我就是有病，所以才住院。怎麼啦？”弟弟不同意，態度強硬，“她不肯，我也不會簽字”。

外界對精神病人的誤解難以避免。“其實有很多病人，家人故意冷漠對待，因為他們覺得這是自己整天胡思亂想出來的，沒有辦法感同身受。”李蘭妮說，家人從未看過自己的節目、作品。她曾向家人展示自殘留下的淤青，得到的反應是沉默，“沒有一個人理睬，我當時很失望，後來跟醫生探討，我想也許他們不知道該怎麼面對，而且他們也不知道說什麼”。

《曠野無人》出版後，李蘭妮曾接到抑鬱症官員的電話，對方稱自己是一個領導幹部，抑鬱幾年，卻無法向家人和同事傾訴，只能向一個陌生病友來傾訴。大半年後，當這位官員再次打來電話，他的抑鬱症明顯加劇了，很難再在公共場合去控制情緒，生活也隨即跌落穀底。

即使身處精神病院，理解病人仍存在隔閡。“我表現良好。沒有自殺自殘衝動，不攻擊醫護人員，作息守規矩，老實聽護工訓斥。”李蘭妮在書裡寫道，她申請與陪護外出散步，來到其他病區，會被粗暴盤問、被敵意和拒絕的目光注視。

“在醫院外，他們被正常人歧視；在院內，他們也歧視除自己之外的每一個病人。瘋子才住精神病院。”屈辱感不斷衝擊著作家。

在醫院康復區的手工室，李蘭妮曾用彩泥捏出自己的“樂樂”，想要帶回病房，但是被管理員拒絕。李蘭妮又提議買下來，但是管理員粗暴地說：“把你的狗扔回去！”李蘭妮罕見地與醫院抗爭，明白自己在精神病院說“不”意味著什麼，後來在護工的幫助下拿回了“樂樂”。“我憤怒的是，這種不是康復，而是圈到裡面的監視，他們真的真心尊重病人嗎？”

李蘭妮可以理解病人。患有夢魘障礙的富二代辛迪，很小便開始做噩夢，稱自己可以看到死去的人。有護工不屑一顧：“富二代還做噩夢。吃飽了撐的。像我們這種窮人，不做夢。”睡覺是李蘭妮一天最煎熬的事情，想要入睡，卻又擔心招致噩夢。有作家朋友看到其描述夢境，還以為是小說手法，“噩夢中的內容比現實要長、要暗、要焦慮，像困在盒子裏。”夢中的李蘭妮常常作為旁觀者，比如目睹謀殺案，“想救人卻無能為力”，不過，“病人那麼多，我救不過來啊”。

在兩個精神病院，李蘭妮見過各類深受精神疾病困擾的病人：身患嗜睡症的孩童小迷糊，哥哥總是拍他的頭和背，他嘴裡吃著飯，眼睛睜不開，總是處於半睡半醒之間；與患有額顳葉癡呆老人的女兒交流後得知，老人患病後行為怪異和粗魯，變得好色，還騷擾家中保姆，令家裡人苦不堪言；她還曾前往戒酒組，看到“差點喝死”的大叔，嘴裡不利索喊著“都……都不喝……喝，酒廠倒閉……怎麼辦？酒廠……納稅大戶”；李蘭妮甚至想和因為跳廣場舞“瘋魔”的“豆姨”聊聊，為什麼會因為跳舞和家裡人鬧翻，甚至差點自殺……

“這些根本是編都無法編出來的內容。”李蘭妮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除了老人、孩童、中年人，她也記得青年精神患者。比如，患有強迫障礙的90後少女朱莉亞，李蘭妮形容她“散發著青蘋果的魅力”。朱莉亞是高學歷，畢業後便在一個“高大上”的機构工作，父母均是高級知識份子。李蘭妮分析，北方家庭出身的孩子來到南方工作，失去社會支撐和保護，無法處理複雜的人際關係。朱莉亞住院治療，媽媽一直陪在身邊，被認為是“父母虧欠導致住院”。

與廣州朱莉亞相似的是，北京的“娃娃”患有一種進食障礙，她學習優秀，父母引以為傲，一路從外省考入北京高校，並留下買房，收入也不菲，此時卻突然患病。發病時，“娃娃”總會用幼兒的聲音大喊：Papa呀，我好痛啊，你們就讓我死吧……每每這時，病房一片壓抑。

一比特身高一米八六叫“高兒”的患者，就讀於國內的一個醫學院，他的母親是三甲醫院的中層，父親是設計師。他因病休學八個月，走路極其緩慢。有一次，父母喂他吃餃子，但是他一直不張嘴，兩人就強迫他吃掉。

李蘭妮進行了勸阻，並提到了自己的電療經歷。父母最終簽了電療同意書，電療後，父母向李蘭妮報喜，說自己的兒子八個月來第一次會笑了，並且盼望著兒子回到醫學院，當一名醫生。高兒出院時，李蘭妮寫下寄語：“我們要做世上的光。”

南方週末記者張銳南方週末實習生王瑞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