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9日，海南萬寧長豐鎮，當地人劉進坐在一家檯球室門口，翹著二郎腿，左手夾一根烟，嘴裡嚼著檳榔。從12歲吃到56歲，張嘴露出一口黑牙，舌頭被檳榔和貝殼粉染得通紅。

海南萬寧，這座位於海南島東南部的縣級市，以吃檳榔、種檳榔、檳榔初加工聞名，早在2011年就被原國家林業局授予“中國檳榔之鄉”稱號。截至2020年，萬寧有242家檳榔初加工企業或合作社，近30萬農民從事檳榔種植。統計數字之外，還有很多人做著與檳榔有關的活計。

每年10月，是萬寧檳榔採摘、收購、加工的旺季，今年檳榔鮮果價格又創歷史新高。但靠檳榔過活的人們，鮮有收穫的喜悅。

萬寧市檳榔和熱作產業局局長劉立雲告訴新京報記者，去年檳榔黃化病發病面積已達67.1%，檳榔減產約一半。早在今年9月17日，國家廣播電視總局發佈通知，要求自當日起，停止利用廣播電視和網絡視聽節目文宣推銷檳榔及其製品。

10月本是檳榔加工的旺季，但據萬寧市檳榔和熱作產業局初步統計，截至10月13日，卻有約70%的加工廠尚未開工。“最怕過一兩年政策更嚴厲，禁止銷售檳榔，五十多萬畝檳榔地，不知拿來幹什麼”，劉立雲說。

當地一度提出，“把小青果做成大產業，小檳榔做成大民生”。但在黃化病和政策的雙重壓力之下，這座以檳榔為農業支柱產業的小城，如今被焦慮籠罩。

10月11日，農戶陳國明準備在颱風來臨前，再割一次檳榔。新京報記者杜寒三攝

檳榔小城

十多名檳榔小販端著塑膠盆，圍在兩塊紅地毯邊上，等待行動的訊號。

直到檳榔鮮果從蛇皮袋滾落，在地毯上撞出沉悶的聲響，人們迅速蹲下身子挑選檳榔——每晚9點，這一幕都在萬寧中央北路的四叔檳榔批發店上演。

這些檳榔，被稱為“南調果”，供給本地食客。個把小時前，由“四叔”朱學飛的夥計，從同在海南的樂東黎族自治縣黃流鎮拉回。而質量稍遜的“北調果”，大多將在烘乾後運往湖南深加工。

即便每100斤檳榔只有二三十斤佼佼者“現身”朱學飛的紅毯，小販們仍要早早趕來，挑出更拔尖的，在當晚或次日出售。

10月10日晚，朱學飛也蹲在地上，幫老主顧挑選——青色、表面光滑、個頭胖且尾部拱進去些的果子，追求耐嚼、脆爽的口感。細膩的上好貝殼粉，至於蔞葉，最好是愛心型、厚實些的。他分享秘笈時，被女兒用方言打斷，“哎，你不用講那麼多”。

批發店，像是一條靜脈，經由街頭小販這些毛細血管，將檳榔輸送到萬寧人嘴裡。一片檳榔，配上刷有貝殼粉的蔞葉，三者共同作用，咀嚼出的汁水變為紅色。萬寧的大街小巷，留下殘渣的斑斑紅迹。檳榔的味道，在老饕們口中變得麻木，他們只記得最開始吃的時候，像喝醉酒那樣，還出了身汗。

10月11日，北大鎮一比特農民在折蔞葉，準備吃檳榔。新京報記者杜寒三攝

早在南宋時期，王象之就在《輿地紀勝》中記載：“瓊人以檳榔為命”。萬寧當地人能說出更生動的案例：八九十歲牙齒掉落的老人，敲碎檳榔，用牙床抿出汁水；早年檳榔短缺時節，咀嚼檳榔樹的嫩根，替代檳榔果；檳榔花，被用於煲雞湯；甚至在牙刷尚未盛行時，用檳榔果刷牙清新口氣；如今，婚喪嫁娶的宴席上，仍離不開檳榔。

一年四季都有檳榔供應，成了朱學飛的殺手鐧。

樂東縣的檳榔能從8月摘到12月底，次年1月到4月從瓊中和五指山進貨，5月起則進口緬甸和越南的檳榔。“檳榔多的時候，誰都要的到果，檳榔少的時候去哪裡要”，朱學飛說，物以稀為貴，去年最貴時，一斤檳榔賣到215元。

10月份，市面上檳榔正多，朱學飛這兒，一斤檳榔批發價在38元左右。他心裡門兒清，3個檳榔賣10塊錢，街頭的檳榔小販差不多能掙4塊，“一天賣幾百塊，上千塊錢的都有”。

53歲的“鐵嘴”王愛花，幾乎就是這樣一比特當地檳榔食客人盡皆知的頭號人物——賣得早、量大、果子新鮮。甚至有傳言稱，富商每月給她一萬元，在饞檳榔時馬上送去鮮果。

同過去40年來一樣，10月12日下午，王愛花坐在紅專東路邊。

一塊擱在塑膠筐上的木板，擺滿了檳榔和蔞葉。日曬雨淋，這樣的木板爛了好幾塊。王愛花左手拿著牙刷，在葉子上刷貝殼粉，把葉片折成三角形，再蓋上保濕的毛巾。開車經過的路人，摁下喇叭，朝她比了個“2”。王愛花左手換上了刀，右手掌心上的檳榔被切成三塊。20塊錢的檳榔連同折好的蔞葉，被塞進紅色塑胶袋，交易全程不到10秒。

“老顧客現在沒那麼多了”，她抬起頭，露出額頭上的幾綹白髮。王愛花膚色黝黑，身子瘦長，斜挎著黑色小包。家中六姐妹，她13歲起就幫母親賣檳榔，“那時候很少有人賣的”。

王愛花說，以前生意好，一天能賣400多塊錢，現在一天才賣100多，下雨天只有七八十塊錢。靠賣檳榔，她養活了兩個兒子、老公還有自己，“老公不幹活，整天喝酒”。很難再有一份工作，讓只念到小學四年級的她，撐起四口之家。

一場颱風正逼近海南島。旁邊服裝店放著她聽不懂的流行歌，貨架上的襪子，幾次吹落砸在肩上。接起電話，王愛花拎著一袋檳榔，騎上電動車，又趕去送貨。

到了夜裡，更多年輕的女子散落在萬寧街頭，做著和王愛花一樣的活。淩晨兩三點，還能見到她們。“現在錢難賺，工作不好找，很多人都賣檳榔”，賣檳榔的小妹又補上一句，“檳榔也不好賣啊”。

10月10日晚，四叔檳榔批發店，街頭小販們在此挑選檳榔。新京報記者杜寒三攝

“病毒已經在空氣裏了”

一杆秤、一塊藍布、一把簸箕和鏟子，是檳榔收購商符傳梅的傢伙什。

10月9日，連日暴雨停歇。萬寧長豐鎮農貿市場對過，往來農民比前些日子多。

有農民從電動車後兜取出檳榔，“又是拿小袋子裝的”，符傳梅苦笑一聲，接過袋子過秤。收購檳榔，靠量取勝。她預計，今年收入比去年要少一半多。

這一行，符傳梅幹了五六年，檳榔一年比一年少。往年最多的一天，她收了1萬多斤，而今年每天都不到1000斤——這只是以前一個農民的單日採摘量，“你看看差多少”。檳榔少了，怕磕著碰著，她在地上鋪了層藍布，還有同行去地裏幫農民摘檳榔，“割下來就收走了”。

之所以有這種變化，是因萬寧的檳榔樹染上了黃化病。

當地農民說，檳榔樹先是葉子發黃，收縮變短，隨後不開花。從發病到結不出檳榔果，大概三四年時間。

根據國家統計局萬寧調查隊和萬寧市統計局編寫的《萬寧統計年鑒——2020》，2019年北大鎮和長豐鎮檳榔種植面積分別為34525畝和30400畝，在萬寧12個下轄鎮中，位居第二、第三。

但如今，北大鎮和長豐鎮的大量檳榔樹，低垂著泛黃的樹葉，有的只留下光禿禿的樹杆，甚至樹杆也東倒西歪。不會說普通話的摩的師傅，偶爾蹦出一句“全死了”。

萬寧市檳榔和熱作產業局局長劉立雲介紹，檳榔黃化病1992年就在萬寧出現，最近5年大面積發病，減產特別厲害，“一年比一年嚴重”。截至2020年，萬寧市檳榔種植面積53.4萬畝，黃化病發病面積為35.869萬畝，占到了67.1%。

10月10日傍晚，長豐鎮黃山村附近。56歲的楊亞壽，放火燒掉了生病的檳榔樹，地上留著焦黑的樹樁。他揮著鋤頭鬆土，小土粒飛起來，落在拖鞋上。肩胛上滴著汗，“全部消毒了，把它燒掉”。他蹲在地上，兩手一攤，擔心下一次又染病，“怎麼賺錢啊？”

統計資料顯示，2020年萬寧市檳榔鮮果銷售總收入34.4億元，近30萬農民從事檳榔種植，種植人均純收入約6880元。

楊亞壽的努力，很可能是一場徒勞。

不光是楊亞壽，當地農民想了不少辦法：剪掉泛黃的葉子；施化肥，給檳榔打吊針；用無人機打農藥；運來新的土壤；開墾一塊未種過檳榔的新地……但都以失敗告終，他們得出結論：“病毒已經在空氣裏了”。

“現時解决黃化病問題，還沒找到很好的答案”，劉立雲說，一畝檳榔地正常產量1000斤，他們請了大量公司和研究組織攻關，都沒有達到恢復30%至40%產量的預期，“現在10%都達不到”。他甚至開始擔心農民返貧，“很多農村的學生上學，是靠種檳榔供出來的”。

種檳榔，是相對輕鬆的農活，又有較高收益，是萬寧的農業支柱產業。

先在地裏挖洞，施農家肥把土養肥，挑八九月份的下雨天，檳榔苗長到25釐米就能移栽到洞裏。種下後澆水、施肥，雜草比檳榔高了就鋤草，“不用怎麼管”。當地農民祈甫雄，1995年在山頭種下5000株檳榔。即使當時1斤檳榔果才賣1塊5左右，7月至次年1月的豐收季隔上半個月就能摘一次，每次能賣五六千塊錢。

2008年，同村裏不少檳榔種植戶一樣，祈甫雄花20來萬在長豐鎮蓋了兩層房。今年每斤檳榔鮮果收購價漲到了23元左右，但他5000株檳榔一株存活的都沒有。靠種茶葉和割橡膠，日子過得緊巴巴的，“有飯吃，但少有錢買魚買肉”。

“農民搞生產，什麼都不賺錢，種檳榔最掙錢”，祈甫雄說，“但現在種不出來了”。

10月11日，北大鎮東興農場附近的檳榔樹，葉子泛黃低垂，患上了黃化病。新京報記者杜寒三攝

加工廠停產七成

和農民同樣發愁的，還有萬寧市檳榔初加工企業。

截至2020年，當地有242家檳榔初加工企業或合作社。10月原本是檳榔加工旺季，往年工廠裏徹夜燈火通明，貨車來來往往。但今年分外冷清。劉立雲說，約70%的加工廠處於停產狀態。

10月10日，在檳榔加工重鎮長豐鎮，加工廠老闆郭敬武眉頭緊鎖。

往年9月，他的廠子就開始生產加工，加工好的檳榔乾果堆成小山。但今年廠房空空蕩蕩，沒有工人，只有豪雨傾注在棚頂的聲響。

郭敬武撂下電話，“問我要不要進檳榔鮮果，哪裡敢要？”他起身蹲在椅子上，在小算盘上按下一串數位，算了筆賬。賣給他的鮮果最便宜也要26.3一斤，4斤鮮果才加工出1斤乾果，篩掉質量不達標的只剩9兩。再加上煤電等生產成本，1斤乾果成本在115元左右，但當時1斤乾果最多賣到107元。

這意味著，按1袋乾果70斤的包裝，每加工1袋，就要虧近600元。“加工的越多，虧得越多”，他說。

若在眼下開工，就是賭乾果價格上漲。郭敬武的工廠有80個加工爐，裝滿需要50萬斤鮮果，每加工一輪，僅收購鮮果這一項成本就要上千萬元。“停工也就虧點銀行貸款的利息”，郭敬武說。

劉立雲深知加工廠的艱難，向銀行貸款收購鮮果的情况，在當地非常普遍。萬一乾果價格下跌，“賣掉全部果也不够還貸款”，劉立雲說，“搞不下來就沒有機會翻盤”。

與此相比，國家廣播電視總局9月17日發佈的一紙通知，更讓郭敬武焦灼——自當日起，停止利用廣播電視和網絡視聽節目文宣推銷檳榔及其製品。他覺得，“第一個訊號已經打出來了”，若對檳榔管理越加嚴格，“日子相當不好過”。

廣電總局的通知，已開始影響部分加工廠的生產模式。

有著兩家工廠的李天浩，今年沒敢大量收購鮮果，“擔心檳榔行業在市場上走不下去，我們生產出來的產品賣給誰？”不同於往年收購鮮果、加工、出售乾果三個環節同時進行，他的廠子今年先收購一部分鮮果，在加工成乾果出售之後，再開始新一輪鮮果的收購。

女工心細有耐心，每年8月到來年1月的加工季，長豐鎮和各村都很難找見女人，她們多在附近的檳榔加工廠做活。這樣季節性的工人，李天浩雇了200個。一天140元，再算上加班費，每月薪水有五六千元。

“五六十歲的農村婦女，很難找到其它工作”，他在沙發上用力畫了一個圈，如果檳榔行業受到衝擊，“上有老，下有小的人，就業怎麼辦？”

李天浩說，廠裡的工人還不太瞭解廣電總局的通知，只知道老闆們今年生意難做，沒有活幹。

幾乎每家加工廠的老闆，都會提到雅利檳榔，“你上雅利看看，他們規模大”。

雅利檳榔，是萬寧本土首個檳榔品牌，其品牌所有者海南雅利農業開發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雅利公司），也是萬寧首家本土檳榔深加工企業。公司董事長陳輝龍，還是萬寧市檳榔協會會長。

但面對廣電總局的通知，陳輝龍也一臉愁容。協會的會員單位天天問他，“怎麼搞啊？”他說，“我也不懂怎麼搞”。

通知出來後，當地市場監管部門又向陳輝龍重複了一遍政策。雅利公司下架了在自媒體及終端上的產品推廣，現時銷售額已减少一半。但陳輝龍覺得，原因並不在於停止文宣推銷檳榔，而是通知本身，這讓“消費者也開始擔心”。

銀行貸款也因這則通知出現變動。“銀行剛要放款，就出了這個事情，也不放款了”，陳輝龍說，“我們天天求著銀行，銀行也不支持我們了。因為我們是初創企業，人家擔心你走不下去，也覺得你做不起來。”

在陳輝龍的規劃中，雅利公司要做成粗加工、深加工和銷售一整條產業鏈，研發檳榔漱口水和檳榔牙膏，今年員工數量從600人突破至1000人，但這似乎變得遙不可及——資金短缺、業務量下降，雅利公司預計將裁員200人。

“我們快撐不住了”，陳輝龍說，“不知道國家以後怎麼做，我們在這裡受煎熬，看不到未來”。公司投資4億多元，“一時間產業調整也很難”。

10月9日晚，萬寧市區街頭賣檳榔的小販，這在當地隨處可見。新京報記者杜寒三攝

“什麼賺錢種什麼”

這不是萬寧第一次陷入檳榔風波。

2013年，中央電視臺曾報導說“檳榔為一級致癌物”，報導指出檳榔與口腔癌發病有密切關係，還有專家稱，60%左右的口腔癌患者都和吃檳榔有關。當年，萬寧檳榔鮮果價格跌至5毛錢1斤。為節約人力成本，農民甚至都不再採摘。

“這次可能問題會比較大，涉及檳榔身份的問題”，劉立雲說，“怕過一兩年檳榔身份有問題，當做毒品禁賣，這個是我們最擔心的”。

2019年，萬寧市3名人大代表，向海南省人大建議將檳榔列為“海南地方特色食品”。

海南省衛生健康委員會在答覆中稱，2003年世界衛生組織國際癌症研究中心將檳榔列為一級致癌物；2015年原國家衛生計生委食品安全標準與監測評估司在回復原湖南省衛生計生委就食用檳榔定位請示時認為，國際權威醫學機构業已定論，要求湖南省審慎決策；在此情况下，從食品安全的角度沒有將其列入海南地方特色食品的依據。

新京報此前報導，2020年國家市場監管總局最新修訂的《食品生產許可分類目錄》，未將“食用檳榔”收錄在內，這意味著檳榔不再作為食品來管理，也不能頒發食品生產許可，檳榔作為食品的生產許可和監管已缺乏依據。

劉立雲說，今年上半年，海南省農業農村廳曾就檳榔身份問題開會討論，“現在只能作為特色農產品”。

針對檳榔對人體健康的危害，劉立雲計畫邀請權威專家深入研究，“是哪種成分致癌，加工的時候能不能剔除掉？”

海南大學食品科學與工程學院食科系副主任、海南大學熱帶果品加工及成果轉化創新團隊負責人陳海明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達過類似觀點：開展食用檳榔風險評估，摸清本土檳榔中有害物的種類、含量及人群暴露水准，找出高風險因數，通過改進加工工藝，降低檳榔風險，並進一步完善檳榔產業標準。

劉立雲認為，現時檳榔的相關政策仍比較模糊，還沒有到不能銷售的程度。此前受黃化病影響，當地已開始鼓勵種植其他作物，但步子很難邁大。檳榔作為長期作物，“種下去幾十年都有收益，現時沒有作物能代替檳榔”，劉立雲說，“農民絕對不舍得砍掉檳榔”。

劉立雲說，對政府而言，也要按市場規律來，引導比較有前途的產業，“如果胡椒這些林下作物效益很好，不用別人說，農民也會種”。

現時，橡膠是萬寧種植面積最大的農作物。

橡膠收購價1公斤10多塊錢，北大鎮東興農場農民趙千强說，“割膠掙不到大錢，只能掙點生活費”。怕太陽出來橡膠黏住，割膠最遲淩晨兩點就要出門，六七點鐘回去。蚊子多，隨身要帶著蚊香盒，“每天都很辛苦”。

趙千强說，農民就像沒頭蒼蠅，什麼賺錢種什麼，“沒有一個帶頭的”。檳榔便宜的時候，大夥兒都砍了檳榔種橡膠，檳榔貴了又種回檳榔，一晃十多年，“最後什麼都沒有”。

危機當頭，劉立雲也在為引導農民種什麼發愁。除了檳榔的經濟利益，當地成熟的市場也是其優勢。只要摘出來，就有收購商，收購價格透明，“稱好重量就數錢了”。劉立雲說，轉型種植其他農作物，農民還要想辦法找市場，賣不賣得出去是另一個問題。

面對尚不明朗的政策，劉立雲只能安慰自己，“沒有哪個產業一直做得很好，到一定程度，自然會退出歷史舞臺”。而如果真走到了取締檳榔的最後一步，“產業調整的步子可能也會加快”。

10月11日，一場颱風登入海南。北大鎮東興農場的陳國明，趕在風雨來臨前，割下了10多斤檳榔。

檳榔果從10多米高的樹上墜落，他單手接住，“小弟，20多塊錢1斤，打腫手都不怕的”。掂了掂化肥袋，摘的檳榔只墊了個底。他騎上摩托，去鎮上的收購站，路上豪雨如注。

（文中劉進、王愛花、李天浩、郭敬武、趙千强為化名）

新京報記者杜寒三

編輯袁國禮

校對楊許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