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京華楊中瑜

打卡時間：宋嘉定五年（西元1212年）

打卡地點：玉琯岩、浯溪

方信孺玉琯岩“九疑山”榜書

方信孺著作《南海百咏》

方信孺桂林七星岩題刻

一

上古五帝之一的舜，晚年禪位與大禹，然後南巡。一來想探望在有庳的弟弟象，二來想瞭解南方部落的民生狀態，思考如何促進民族融合。無奈年事已高，由於長期奔波，他心力交瘁，精神恍惚，最後因體力衰竭而亡，倒在九嶷山下。

在舜逝世大約兩千年後，一個名叫司馬遷的西漢史學家，根據前人的講述，兩次親臨永州進行調查。虞舜南巡沿途的傳說，像一粒粒璀璨的珍珠，被他用文筆串起來，成為中國上古史上一條優美的項鍊。他在自己的著作《史記·五帝本紀》中記載：舜帝“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為零陵。”

舜逝世後，備受後人緬懷和紀念。秦始皇、漢武帝相繼望祭九嶷山。特別是漢武帝，曾派司馬遷前往九嶷山祭舜，在九嶷山下建起了舜廟。據文物專家考證，今玉琯岩附近的舜廟遺址就有部分是漢代的。

玉琯岩除了有舜廟遺址，還有一處歷史留言板，存有20餘方古摩崖石刻。歷史最早的是，東漢時期中郎將蔡邕遊九嶷山留下的那篇《九疑山銘》。不過，現存版本為南宋“掌禦書臣”李挺祖摹刻，但也是留言板上的佼佼者。

漢唐以來，九嶷山各地石刻逐漸增多，包括唐代道州刺史元結、宋代道州知州方信孺等人的題刻。而在這些石刻中，最大最有視覺衝擊力的就是玉琯岩石壁上方信孺所留下的“九疑山”超大型榜書了！

據文物工作者考證，“九疑山”榜書，單字高1.8米，寬1.9米，筆劃間有後人題刻多方。《九疑山志》稱：“每字大方丈，畫深數寸，筆力遒勁。”

全文如下：

大宋嘉定六年歲次癸酉正月旦刻

九疑山

權發知道州軍州事、莆田方信孺書

寧遠縣尉、廬陵譚源監視

這裡的“監視”，就是監督工匠上石。這個監督員叫譚源，字文饒。江西吉安人，吉安古稱廬陵，故石刻自署廬陵人。嘉定六年時任寧遠縣尉，遺憾的是，永州本土方志上沒有他的相關記載。倒是同治《新淦縣志》、同治《永新縣志》、嘉靖《江西通志》上有。從這裡也可以看出，摩崖石刻的重要意義，它可以彌補方志上的缺失。

二

在我們看來，這方超大型榜書，如同現代都市中心巨幅牆體廣告，特別引人注目，囙此也備受歷代學者評議。

明代的蔣鐄，在其《遊九疑記》中說：“岩曰‘玉琯’，漢奚璟得玉琯十二處也。岩僅一席許，如石屋。上有蔡邕書《九疑銘》，有宋刺史方信孺大書‘九疑山’三字，土人以為法物。岩後即何侯宅。”

明代的鄧雲霄在《遊九疑記》中稱：“漢蔡邕碑銘，曁宋道州刺史方信孺所書‘九疑山’三大字，在崖間。筆法遒勁，猶帶古色。”

曾任四川巡按的明人錢邦芑在《玉琯崖記》一文中說：“有洞門高一丈七尺，深二丈許，闊三丈四五尺。洞外有樹，大十圍，斜倚垂映，與洞相得。洞門有磨崖青潤，鐫‘九疑山’三大字，字大六尺五寸，筆法方勁，類歐陽率更體，乃宋嘉定中方信孺所書。”

驢友鼻祖徐霞客進入九嶷山的第二天，徐霞客就在當地僧人明宗的陪導下，興致勃勃地考察了玉琯岩和紫霞岩。他在《遊楚日記》說：“書字岩岩不甚深，後有垂石天矯，如龍翔風翥。岩外鐫‘玉琯岩’三隸字，為宋人李挺祖筆。岩右鐫‘九疑山’三大字，為宋嘉定六年知道州軍事莆田方信孺筆。其側又隸刻漢蔡中郎《九疑山銘》為宋淳佑六年郡守潼川李襲之屬郡人李挺祖書。”

清代的徐旭旦在《重修玉琯岩記》說：“遊九疑者，去舜源峰五裏許有岩，上刻蔡邕《九疑山銘》及方信孺‘九疑山’字。其下軒豁呈露，方廣如丈，室則玉琯岩也。”

宗績辰《遊疑載筆》說：“岩峭立突兀，不依群岫。上有淳佑中李挺祖題額，及八分書漢蔡邕《九疑山銘》。旁有方信孺‘九疑山’三字甚大，歷代題刻甚多。”又曰：“此石在岩內西壁，石理瑩滑，春夏津潤白生，而山罅出泉，飄灑而下，氈蠟不能施，必冬日始可拓。近日土人多以鉤填，作偽甚多。”

這樣的文化瑰寶，不僅招人評論，還縷縷被收入各種典籍。如：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吳式芬《金石匯目分編》、康熙、道光《永州府志》、嘉慶《寧遠縣志》、光緒《湖南通志·金石》等書予以著錄。

三

這方信孺有什麼來頭？他為什麼要在玉琯岩留下這樣一方超大型榜書？

且聽筆者慢慢道來。

方信孺，字孚若，號詩境甫，自號紫帽山人，又自號好庵。福建興化軍莆田縣人。曆官番禺縣尉、蕭山縣丞、兼淮東隨軍轉運屬官、國信所參議官、肇慶府通判、新州知州、韶州知州、臨江軍知軍、道州知州、提點廣西刑獄、廣西轉運判官、再攝帥閫、提點湖北刑獄、大理寺丞、淮西轉運判官、淮東轉運判官兼提刑兼知真州、首長華州雲台觀、首長建康府崇禧觀。

據《宋史·方信孺傳》記載：

方信孺，字孚若，興化軍人。有隽材，未冠能文，周必大、楊萬里見而异之。以父崧卿蔭，補番禺縣尉。盜劫海賈，信孺捕之，盜方沙聚分鹵獲，惶駭欲趨舟，信孺已使人負盜舟去矣，乃悉縛盜，不失一人。

可以看出，方信孺是一比特優秀官員，而且履歷頗豐。

他的主要事蹟詳，見劉克莊《寶謨寺丞詩境方公（方信孺）行狀》。

劉克莊比方信孺小十歲，兩人是莆田同鄉，又是無話不談的好友。劉克莊在《行狀》記載了方信孺三次出使金國的事蹟。本來，方信孺跟金國君臣鬥智鬥勇，反復舌戰，已經談好了和平條件，無奈“佈置已定，朝廷用招降之說而止。轉承議郎，移知臨江軍。以嘗謫居，力辭。知道州。”

人生就是這樣。有時候，你拼命去效力，結果因種種原因所致，到頭來居然是一場空。

四

誠如石刻上所題：權發知道州軍州事。方信孺於嘉定五年（西元1212年）春知道州軍州事，正式打卡永州。不過，他只幹了一年，次年離任，是名副其實的“權發”，真正的暫時代理而已。

之後，他就高升為提點廣西刑獄。

在廣西桂林，方信孺留下了25方以上的題刻，數量之多，令人豔羨。

不過，他在道州任職的一年內，建有“九疑環觀”“太史合”“詩境”等，這是他為永州留下的財富。

方信孺上任之初，看見府衙裏的圖書館多年無人管理，就命人對圖書館進行收拾整理，使之煥然一新。為此，他為圖書館題了一塊匾額“九疑”，並寫了一篇《九疑環觀閣記》以記其事：

楚粵之交，以山水名今古者，莫九嶷、瀟湘若。舂陵之封，瀟湘、九疑麗焉。郡恒借山水為重，豈特隋唐以來，名人賢守，多辱居之？重華之南巡，太史公之南遊，皆嘗至其地。以是知三代、秦漢而上，即此山水不碌碌矣。顧郡之內外，寂無所表章，可謂遺恨。餘以嘉定壬申春，曲江拜命，來守茲土。冬十月，經連山問津而西，九嶷僧逆我於境上。令指似諸峰，從肩輿熟觀，頗得其梗概。既至郡，入太守之居，其城因嶷山之陵，其隍則瀟水也。右有飛樓，以萊公扁，風景殊特，冠冕於南服。然夐隔一隅，公事鞅掌，不容日涉。偶見其儲材，可以立層合，相攸正堂之東偏，規見仿佛，於是字其扁曰“九嶷環觀”，中曰“太史合”，外曰“詩境”。凡度其宜山靈川，後鹹以狀自效，已是奇事。又考之記注雲：“太史公以九嶷先聖所葬，有古册文，故窺之。”古册文不可得而見矣，將以暢絕學而嗣前修，則圖史所不可缺。偶前守委四方之書數十種於帑吏，亟令匱藏於合之兩壁，稍益其所未備，甲乙鱗次，置史司其出入，助睱日之翻繹。直詩境，异石亡數，累然相負。若邪薜荔，經緯其上，中有孤柏儼立，不知何年所植。政如蛟龍騰驤，奮迅於波濤洶湧間，徑赴雲漢。公退雁鶩，挾文書且去，午庭閴無人迹。蓋將跨其危則，日浴洞庭，雲飛蒼梧，皆隱在目睫。馮欄逓嘯，若禦天風而上征。居其中則芸編相錶，牙籤玉軸，臚列其左右。隱幾開巷，若與古人相誰何。至於倚樹而吟，枕石而臥，酌杯池以酬花鳥，此又處其下之樂也。漫郎可作，或者與之周旋其間，亦當擊節歎賞。噫！遊息之安，觀覽之勝，略盡於此。田野之愁歎，甿俗之利弊，升高則可以望，處奧則可以思。邦之人，有登吾閣而入吾室，請商略是。

此文見弘治、隆慶、康熙、道光《永州府志》，光緒《道州志》，嘉慶《寧遠縣志》，光緒《湖南通志》。

遺憾的是，他所題的“九疑”匾額，如今不見。

五

祁陽湘江之濱的浯溪，為方信孺的前任、唐代道州刺史元結所開闢的打卡勝地。方信孺十分欽佩元結在道州的所作所為和留下的良好口碑，囙此，心裡也有追尋與效仿之念。加上浯溪地處交通要道，南來北往赴任的官員也有登入膜拜的傳統，方信孺自然少不了也來打卡留言。

方信孺在浯溪有題刻：

莆田方信孺，紹熙癸醜、嘉定丁[醜]，三訪浯溪。

紹熙癸醜為紹熙四年（1193年）。一個地方，三次拜訪。浯溪在方信孺心中的地位，可想而知。

嘉定十年（1217）瞿中溶《古泉山館金石文編殘稿》卷四：“方信孺題名，七行，每行一二三字不等。正書，大徑六寸許。臥刻於浯溪石門右北小石上，面向上，半沒土中，餘發土搜剔出之。‘三’上一字，石已損缺。……按今廣西臨桂岩洞多信孺題刻，乃自嘉定六年三月訖八年八月，官廣西提點刑獄兼轉運判官時也。據吳獵撰信孺父故廣西轉運判官方崧卿祠堂記，崧卿於紹熙壬子四月至桂林。此題名雲‘紹熙癸醜’者，蓋信孺於壬子次年赴父任時經浯溪也。考寧宗戊辰年改元嘉定，終於十七年甲申，其十年當為丁醜，《粵西金石略》謂信孺嘉定九年十二月尚為本路運判，則此‘丁’下所缺一字必是‘醜’字。蓋信孺於十年去廣西任，複經浯溪，而又兩遊其地，故雲三訪耳。此刻前人未著錄。”

瞿中溶是個可愛的學者，他記錄了前人未曾記錄的方信孺行踪。

其實，愛好石刻並到過道縣的人也知道，今道縣元山有“詩境”榜書石刻，而字迹龍隱岩不類。又署款“興隆五年陸遊題”，很多人以為是陸遊的手書。

其實，不然。

因為南宋無“興隆”年號，只有“隆興”。又隆興僅有二年，次年則為乾道元年。光緒四年刻本《道州志》已稱“陸放翁題有‘詩境’二字，今磨滅”，顯然，榜書當是近人模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