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212萬人的隊伍，浩浩蕩蕩排上了。

國家公務員局公佈，共有212.3萬人通過了2022年國考資格審查，較去年新增54.7萬，創下國考開考以來報名人數的最高紀錄。

今年最火崗位來自阿裡郵政管理局，競爭比達到史無前例的20813:1！阿裡是世界屋脊的屋脊，平均海拔超過4000米。

慘烈不僅由於競爭者太多，更因為競爭者太强。

北大、清華今年想進入體制的比例都不低。

北京大學發佈的就業報告透露，從2019年校本部2822名畢業生簽的三方協議顯示，有超過四分之三的北大畢業生進了體制內。

國考不成還有省考，有人輾轉7省考場，穿越大半個中國只為考你。

曾經下海的浙江人，如今也想上岸。“財迷”浙江考公競爭比6年翻3倍，熱情甚至超過了“官迷”山東。省內最誇張的競爭比為973:1，崗位來自台州殯儀館。

越來越多人相信，宇宙盡頭是體制。

從紛紛下海，之後爭進金融圈、互聯網大廠，到現在洗腳上岸……很多年以後，人們再度回憶起這場考公，可能不會止於感慨，因為它或許還標注了時代的轉向。

史上最殘酷國考，有人已經搶跑。

編制的捷徑是選調生。選調生可以直接定編公務員，但與公務員不同的是，選調生是按照國家儲備幹部進行培養。考上後要到基層歷練兩年。選調生報考要求很高，一般在985中挑選品學兼優的學生。

可在河北公佈的2021年定向選調生名單中，居然大多來自清北。相比之下，復旦黯然失色，多數985更是連機會都沒有。

清北公佈的2021年選調生人數顯示，北大同比新增60%，清華直接新增一倍，雙雙創歷史新高。清北二校選調生一共1300多人，也就是說1300多個“鐵飯碗”提前被清北畢業生鎖定。

新華網報導，2010年以來，已有2200餘名北大選調生工作在祖國各地。

减去今年的800名北大選調生，相當於之前10年才1400名選調生。那時北大畢業生不熱衷於選調生。儘管當時中組部等中央部委都給清北選調生留了名額，不像如今選調生大多去省或基層。

跟前輩相比，現在清北畢業生已經低到塵埃裏。

2019年北大畢業生簽約重點組織

清北畢業生的流向，往往暗合著某種時代走向。

上世紀80-90年代，清北畢業生往往是被分配去去祖國最需要的地方；

2001年，搭著入世的東風，清北畢業生轉向去四大、寶潔等500强外企；

2008年，金融行業成為清北畢業生眼裡的香餑餑；

互聯網勃興後，清北畢業生首選變成了華為、騰訊、阿裡；

眼下，他們再度選擇了體制、地方，甚至願意去基層、西部。

輪回之後，恍若隔世。

2019年清華畢業生簽約重點組織

千萬不要質疑天之驕子們的集體轉向。要相信他們是中國最優秀、最聰明的一群人，他們的決策理性而精准，依據無非是時局的變化。

清北人連金融行業都捨得離開，而浙江人拋弃的是上百年的經商傳統。

浙江自古商幫文化興盛，改革開放後成為民營經濟最發達的地方。時至今日，浙商還活躍在時代的舞臺上。

“雞毛換糖”的60後浙江父輩卻對90後兒字輩，有了截然不同的人生期待。當初“寧願睡地板，也要當老闆”一代浙商，卻不願讓子女接班了。

鐵頭公社引述溫州中小企業協會會長周德文的話，印證了這一趨勢：

“甚至有溫州老闆說：只要讓我的孩子去體制上班，即使不發薪水都沒關係。”

由於近水樓臺之便，浙大畢業生有相當一部分樂意在省內創業或經商。

考慮到浙大生源有一半都是浙江籍學生，浙大的選擇很大程度上能代表浙江學生，且是最優秀的一批浙江子弟的選擇。

2017-2019年，三届浙大畢業生考取公務員的比例分別為4.17%、6.28%、7.36%。

去企業越來越少，當公務員越來越多。浙大對時代，同樣敏銳。

考公的越來越多，浙江考公競爭比6年翻3倍，今年65:1的難度甚至超過了“官迷”山東的48:1。

最誇張的競爭比為973:1，崗位來自台州殯儀館。

這揭示了一個殘酷事實，省考競爭激烈程度也年年遞進。

看客inSight報導，從2019年4月20日河南省考起，到2020年8月22日湖北省考、12月19日山東省考、12月20日江蘇省考，王可前前後後參加了七場省考。

中國有一大批王可這樣的“巡考候鳥”。一年間在不同都市輾轉，每當省考通知落地，立即規劃行程、訂票、訂飯店，這套流程在多次省考中已輕車熟路，形成了精密的肌肉記憶。

無論國考還是省考，對非應屆生都不算友好。

2019年國考面向應屆生招錄比例為39.17%，2022年變成了67%。這意味著非應屆生的上岸機會越來越少了。

這也是為什麼20813人排隊去阿裡郵政管理局，973人搶著進台州殯儀館的原因。人家不要求應屆、不要求學歷、不要求年齡，對中年危機者尤其友好。

2021年3月7日晚，“建議公務員考試打破35歲門檻”話題登頂微博熱搜，閱讀量6億次，有2.6萬人次參與話題討論。

三不五時冒出的新聞，拼凑出中年危機者面臨的殘酷圖景：在大廠拼命996做貢獻，35歲卻被裁。漲工資永遠趕不上北上深的房價，一場大病可以讓一個中產瞬間變無產……

方銘鵬畢業於一所985，他放弃保研，投身互聯網，在經歷企業內鬥、創業公司倒閉、身患重病所幸無事後，最終考上公務員，上岸成功。

歷盡起落後，他感慨：也許其他人看來，35歲還考公務員很失敗。但如果我堅持走下去，等於給類似情况的同齡人開闢了一條路。

體制內流傳一句話，“三十五，不提處，仕途基本止步。”說的是如果過了35歲還沒提到處級，仕途基本終結。

對那些中年考公者，退休時能解决正科已屬萬幸。他們奢望的不是科級、處級，而是“生重大疾病不會被裁”“可以過完整的節假日”“公司不會用千奇百怪的理由扣錢”……

興許唯有穩定，才能不讓時代一粒沙，變成個人一座山。

你在備考公務員，他想進大廠996，大家都有光明的未來。

除了考公，互聯網行業依舊很香，即使在風口浪尖的眼下。互聯網對就業的吸納能力，依然不亞於體制內。

之前脈脈發佈的《人才吸引力報告2020》顯示，依舊有25%的人，視大廠為心儀所向。

龐大就業人群面前，大廠和體制內崗位終究有限，剩下的選擇大概率是逃離大城市。據不完全統計，每年有10萬北漂離開北京，其中不乏名校畢業生。

據中國新聞週刊報導，2019年清華、北大、人大、北師、北航大學生留京率皆不足5成，其中清北本科畢業生留京率甚至不到2成。

回到廣大二三線都市，由於工作機會少於北上廣，囙此能進體制內，依然是當地非常體面的選擇。

看來，體制真的是宇宙盡頭。不過宇宙之外，也有人拼出了廣闊天地。

復旦大學畢業後，黃捷當了3年滬漂。今年為照顧年邁的父母，回湖南株洲老家。看當地有不少扶持政策，就注册了自己的電商公司。“現在政策好，只要有能力，在哪裡都能成功。”

黃捷接受《工人日報》採訪時特別強調：“我不喜歡‘逃離’這個詞，畢業生離開大城市完全是自我選擇，是很正常的。現在國內好多都市發展很快，也會有機會。”

近十年中國基建的發力，交通和通訊愈發便捷完善，確實給廣大下沉中國，帶去更多就業的可能。

無論考公、進大廠還是回鄉，人們不過是在時代飛速變化中，尋求一種確定性。還有的人希望在一套屬於自己的房子裏，安放生活的確定性。

鶴崗，中國最出名的十八線小城。人們每每提起它，少不了嘲諷。

最近兩年，來買房的人卻越來越多。眼下用“客戶遍天下”來形容鶴崗樓市並不為過。在鶴崗做仲介梁雲鵬還拓展了對臺業務，一比特30多歲的臺北人買了一套總價3.3萬的鶴崗房。

曾經攥寫過《中間地帶的青春中國》調查報告的對外經貿大學教授廉思表示：

成功需要努力、天分以及機遇和時代氛圍。回鄉青年與大城市新移民沒本質區別，都是有夢的年輕人，只是他們選擇了不一樣的管道道路。

遠離鶴崗的深圳，有一場比國考還激烈的競爭，這是對時代脈絡的另類注腳。

被渲染的依舊是清北畢業生，只是學歷高到了天花板。

近日，深圳中學再次引發關注，最新招聘的17比特理化老師中，16比特擁有清華、北大等頂尖名校的博士學歷。

圖源：鹽財經

深中趕緊解釋：我們招的不全是清北博士，還有1個清華碩士。

此前深中多次因豪華師資被熱議。就在去年，深中招聘的66名教師中就有27比特博士，基本畢業於清北。大家在名單中艱難找出的非清北院校是牛津、港大。

大勢之下，當老師依然也是體制內。

不過，這不是清北與教育行業的唯一結緣。

2020年教培最瘋狂的時候，一些頭部教培機构，只招來自清北的學生，開出保底60萬年薪的天價薪水。哪怕一天老師沒有當過的清北本科畢業生，也能拿到60萬。

好景不長，後面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清北學生這麼想當老師，有人調侃清北是否應該改名清北師範大學？

清北畢業生自身實現與外界期望，並不一致。比如在35比特大國工匠中，很難找到清北校友的身影。而西工大一校就占了12比特，超三分之一。

有業內專家在失望之餘，也表示理解：

現時中國處於關鍵階段，一些核心技術上需要優秀人才去解决，而這些核心技術突破往往需要基礎研究作為支撐，清北作為中國最高學府，責無旁貸。但從事基礎研究工作，是一件費力不討好的事。對於清北來講，就業選擇很多，可以獲得更豐厚的報酬。如果真的從事基礎研究，意味著他們要花很長時間，也不一定能有成果。

也有人說：

這些清北學生是“想開了”。當清北高材生脫離了外界為他們定義的軌道，其實是壓力之下對人生預期的調整，每一個層級都有每一個層級的競爭和壓力。

當下，人被當作人力資源，而不是人本身來對待。於是，人不可避免地開始將自身工具化，以找到對應的出路。

時代的劇烈變化下，也許大家都只是想過上簡單安穩的生活。可問題是，為什麼我們一定要經過各種培訓，高考、國考這樣的慘烈廝殺，才能過上簡單安穩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