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9日，在獨具鄉村文化特色的永川黃瓜山中華梨村廣場，83歲的張善族老人攙著老伴慢慢遊覽。記者 張其宏 攝/視覺重慶

10月18日，榮昌區安富中心小學，鄉村學校少年宮的孩子們正在製作夏布。記者 崔力 攝/視覺重慶

巴南區花溪街道先鋒村的羣衆自發參與公共服務，經常組織為社區居民免費理髮。（受訪者供圖）

10月23日傍晚，聽說三崇堂又要開講座，周邊不少村民拿著凳子就往小院趕。

“這在以前不敢想！”榮昌區安富街道通安村黨總支書記鄧躍虎回憶，三崇堂是一個有53戶人家的傳統農村大型院落，以前叫“三重堂”，那時大多村民對村裡的事情並不關心。

近年來，榮昌全面推行“小院講堂”議事制度，把村民想要的和村裡想做的結合起來，大家面對面討論問題商量辦法，村民真正成為了村子的主人，“三重堂”也逐漸演變為“崇文、崇禮、崇信”的“三崇堂”。

鄉村治理是國家治理的基石。在推動鄉村全面振興的過程中，我市各區縣聚焦基層組織建設體系，堅持自治增活力、法治强保障、德治揚正氣，不斷創新和完善鄉村治理體系，有效解決了新時代鄉村治理面臨的不少新問題，讓鄉村善治成為羣衆看得見、摸得著的實在事、大好事。

問題羣衆缺乏參與平臺

探索榮昌建“新風小院”設“小院講堂”

三崇堂大院有57棟房屋，多為磚木結構，年久失修，破爛不堪。“到處破破爛爛，污水橫流，蚊蠅亂飛。”74歲的邱振權自小生活在三崇堂，“髒亂差”的過往記憶深刻。

隨著“新風小院”的建立，大家借助這一平臺，群策群力，牆面怎麼刷、哪裡的院子要修補、哪裡的環境該清潔都安排得明明白白。如今，每家每戶牆體牆面煥然一新，庭院硬化，地面整潔，旱廁變成沖水式廁所……

近年來，榮昌以10戶以上的傳統院落為組織，吸納周邊散居村（居）民，結合當地特色建設不同主題的新型農村院落“新風小院”，開設“小院講堂”，村民選舉出當地有聲望的人當院長，負責院落的日常管理、政策文宣、民情收集、衝突化解、法律普及等工作，村民不僅有了參與自治的平臺，而且治理更加聚焦，更能調動村民的積極性，從制度上破解了鄉村治理的一系列老大難問題。

舉辦春節年會是三崇堂院落的一個傳統，由院落“小院講堂”議事理事會負責統籌。就在春節前，在院落理事會組織下，全院經過商議，决定自籌資金舉辦活動。可當活動資金、物品萬事俱備時，突如其來的疫情打亂了計畫，“春節年會暫停與否”的選擇擺在村民們面前。

通過“小院講堂”線上會議，村民們一致同意叫停活動，整個過程毫不拖泥帶水，更沒引起民怨。

現時，“新風小院”結合農村產業發展、農業技術培訓、危舊房改造、人居環境改善、城鄉接合部整治、市民法治素養提升等工作，已開展活動1000多場，全區12萬戶家庭參與，解决生產發展問題400多個。一個個民居圍成的“新風小院”正演變成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結合”的鄉村治理“大院”。

市委黨校副校長周學馨表示，鄉村基層治理是一項系統性工程，在經濟發展較好的地區，村民的自治意願不斷增強。但在以前，由於缺乏有效的參與通路和平臺，不少地方出現了社會矛盾多發、羣衆約束力不够、群眾參與度不高等問題。

為此，各地積極探索，創新性地搭建了村民參與自治的平臺，暢通了溝通交流通路，榮昌“新風小院”、永川“鄉賢評理堂”等，逐漸成為村民自治的有效載體。

問題基層衝突糾紛點多面廣

探索巴南“兩網三治”讓基層治理更精細化

巴南區花溪街道先鋒村是一個典型的城中村，驅車幾分鐘就能到達周邊的都市區域，其轄區內建有不少都市社區，各類衝突問題疊加，讓先鋒村基層治理顯得頗為棘手。

“過去，我們的主要精力都花在了解决各類衝突糾紛上。”先鋒村黨委書記潘玲說，亂倒垃圾、土地佔用、鄰里糾紛、供水供電不均等問題，可以說是千頭萬緒，有時一天要打上百個電話協調解决各類問題，耳朵都已經嗡嗡響了，一些羣衆還覺得村裡辦事效率不高。

先鋒新村社區是該村首個農轉非安置社區，不少村民有在房前屋後堆放雜物的習慣，使樓道變得十分狹窄，居民過路都不方便，還嚴重影響消防等安全，鄰里間時常發生口角。

為此，花溪街道在先鋒村試點了“兩網融合、三治協同”基層社會治理模式，著力構建在基層黨組織領導下的公共服務圈、羣衆自治圈、社會共治圈。

“首先是將組織建在網格上，將黨員融入樓棟中。”花溪街道相關負責人介紹，先鋒村把黨支部建在社區、黨小組建在樓棟。每個支部建立2個及以上黨小組，由支部書記擔任網格長，黨小組長擔任網格員，打造“平安樓棟”“友善樓棟”“和諧樓棟”“誠信樓棟”“孝善樓棟”等特色樓棟文化。

同時，實行“三治協同”精細化管理，形成《村民公約》，建立“村民道德風尚卡”，獎罰分明，激勵、督促村民自覺遵守村規民約、主動參與村級活動；開設法治講堂，打造一刻鐘“法律服務圈”；成立“鄰姐工作室”，針對家庭關係、婚姻關係、鄰里關係展開調解，實現衝突糾紛化解在一線。

該村村民王某和張某結婚已30多年，卻因家庭瑣事溝通不暢致使家庭關係惡化。“鄰姐工作室”得知後情况後，第一時間與兩人交心暢談引導勸解，最終使兩人真正認識到了錯誤，成功化解了這場“家庭危機”。

市鄉村振興局相關負責人認為，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和城鄉的快速融合，在近郊農村地區，基層治理涵蓋的內容越來越多，遇到的問題更加複雜，呈現出點多面廣、千頭萬緒的局面，給鄉村基層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戰。

為此，應不斷探索法治、德治、自治“三治”融合的新方法、新路徑，不斷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鄉村治理體系，構建共建共治共亯的治理格局，走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鄉村善治之路。

問題鄉村各類資源缺乏有效利用

探索渝北試點建立生產互助合作社

渝北區木耳鎮金剛村距離兩路城區不到20公里，210國道、空港南北大道貫穿其中。過去，因為大多數村民進城務工，村裡的大片土地閒置，是一個典型的“空殼村”。

“我們這離城區不遠，道路等基礎設施還是比較好的，但不知為何，就是沒老闆來，大家都很著急。”村民周文全說，他家三口人也都在城區上班，家裡閒置的土地和房屋一直是他的心病，“要是我家的幾畝地能流轉出去，一年少說也能多個兩三千元收入。”

2019年，渝北區開始試點探索成立村級生產互助農業股份合作社（簡稱合作社），農民以土地等入股，其收益除用於擴大再生產、解决民生需求外，剩餘部分作為農戶和村集體收益按股分紅。

金剛村組建合作社兩年來，已發展柑橘4000多畝，並建起了有機肥廠、苗圃場，2020年實現淨利潤103萬元，給全體村民分紅50萬元。

在渝北，類似金剛村這樣利用合作社盤活“沉睡”資源的村社不在少數。古路鎮烏牛村的3000餘畝土地也全部入股合作社、全體村民成為股東。“土地可以分紅，務工還能掙錢。”烏牛村四組段成芳夫婦病疾纏身，生活主要靠女兒務工接濟。他們家三畝地入股後，每年除了2500元左右的分紅，兩人在村裡務工一年還能掙七八萬元。

市供銷合作總社負責人表示，隨著鄉村遊、近郊遊的發展，近郊鄉村村民越來越重視財產性收入的新增，特別是自家的土地、宅基地，以及周邊環境的價值提升，期盼能搭上發展的“快車”。而現實的情况是，除了部分資源被活用之外，大量的土地、宅基地、森林等資源都還處在“沉睡”的階段。

應繼續大力推動供銷社、農民專業合作社和信用社“三社”融合發展，構建“普惠”的利益聯結機制，同時，以“三變”改革為覈心，大力推動集體經濟發展，讓更多羣衆分享到了產業發展的紅利。